興學育才
李鴻章在把洋務運動推進到「富強相因」階段的同時，積極地倡導改革科舉、興學育才。1874年海防議起，截至1875年3月，在呈送內閣的54件籌議海防的折片、清單中，只有李鴻章、沈葆楨、周盛波、薛福成、丁日昌等人的奏拆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到變通科舉之制問題。李鴻章的《籌議海防拆》，不僅呈遞的時間早於其他4折，而且在抨擊小楷試帖的弊端、變通考試功令的措施方面，也是其他4折所望塵莫及的。李鴻章斷言「用人最是急務，儲才尤為遠圖」。他明確指出列強「以兵脅我，殆無虛歲」，而中國卻缺少「練達兵略精通洋法」之人，究其原因，就在於朝廷壘持以章句取士而堵塞了士大夫趨向西學的門徑。他懇請「朝廷力開風氣，破拘攣之故習，求制勝之實濟」，以支撐「天下危局」。他一面認為「科目即不能驟變，時文即不能遽廢，而小楷試帖，太蹈虛飾，甚非作養人才之道」，理應棄之；一面建議對「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以資造就」
①。凡有海防省分，均應設立「洋學局」，擇通曉時務大員主持其事。「分為格致、測算、輿圖、火炮、機器、兵法、炮法、化學、電器學數門，此皆有切於民生日用軍器製作之原」。「如有志趣恩議，於各種略通一二者，選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學而精者為之師友，按照所學淺深，酌給薪水，伸得研究精明，再試以事，或分派船廠炮局，或充補防營員弁，如有成效，分別文武，照軍務保舉章程，奏獎升階，授以濱海沿江實缺，與正途出身無異。若始勤終怠，立予罷斥。」
②由此可見，李鴻章既要求在「科目」中廢棄「小楷試帖」，又建議變通考試功令，「另開洋務進取一格」，通過「洋學局」培養掌握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人才，使其「與正途出身無異」。李鴻章的這種主張，顯系借鑒了前此諸人設計的有關改革八股取士的種種方案，把他在1864年提出的「專設一科取士」的思想進一步充實與具體化的結果。李鴻章乘籌議海防之機，重提變通科舉之制問題，是頗具匠心的。他後來追憶此事之緣起說：
「近人條陳變通考試，亦多術矣，皆被部駁，吾始發其端以待當路之猛省而自擇」
③。但可惜事與願違，不僅「當路」並未「猛省而自擇」，而且招來「腐儒」們的一片咒罵聲。李鴻章說：「其時文相目笑存之，廷臣會議皆不置可否，王孝鳳、於蓮航獨痛詆之。」
④所謂文相即大學士文祥「目笑存之」，廷臣會議時「禮親王世鋒復奏，及醇親王折內均未論及」。王孝鳳即王家壁，於蓮舫指于凌辰，他們相繼上疏，痛詆李鴻章。他們拚命地為八股取士唱讚歌，說「以章句取士，正崇重堯舜周孔之道，欲人誦經史，明大義，以敦君臣父子之倫也。人若不明大義，雖機警多智，可以富國強乓，或恐不利社稷。」
他們堅持「以章句取士」，正是為了培養有利於大情「社稷」的封建衛道士。
他們還竭力反對「盡趨洋學」，在他們看來，不僅所謂電學、算學、化學、技藝學等「洋學」不足以禦敵；而且「學洋學即不能不以洋學之精否為人才之用舍」，改變傳統的封建的取仕標準，培養出一些「以禮義廉恥為無用，以洋學為難能」的所謂「無恥之人」，危害清朝封建統治。因而他們攻擊李鴻章「直欲不用夷變夏不止」，並「伏乞聖陰裁斷，慎重科目以養明大義之① 《洋務運動》（一），第42、52、53頁。
② 《洋務運動》（一），第53頁。
③ 李鴻章：《宣劉仲良中丞》，《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5，第4—5頁。
④ 李鴻章：《復郭筠仙星使》，《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7，第12—13頁。
人才，毋令僉王之徒巧為嘗試，斯為國家之福。」這場形諸於章奏的公開論爭，最後經總理衙門奕訴等出面調解而平息。奕等既說李鴻章「請開洋學」
「原與科目並行不悸，並非如王家壁等所稱以洋學變科目」：又聲稱「洋學特科，尚非倉猝所能舉行」，而應優先解決遣使問題，「將來出使各國之人，著有成效，中外臣工皆知其有益於國家，則於設學、設科之舉必且眾論交罕，不至再有異議矣。」
①這場爭論不僅形諸於章奏，而且筆之於函牘。作為門生、部屬的劉秉璋曾致函李鴻章提出責難，而李鴻章則「托乾淨臣諍友之義」，複信「聊布腹心」，進行駁論。李、劉之爭，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時文、試帖、小楷和要不要學習「洋學」的問題上。劉秉璋以避免「招人非議」和「制科代有偉人」
為由，竭力維護時文、試帖、小楷。李鴻章批駁說：「招人非議，是專就人一面看，當論是非，不論毀譽也。試帖小楷，絲毫無與於時務，此所已知者也。」「至稱制科代有偉人」，曾國藩、李鴻章「皆科目得之」，「此論前數年早已辟過，尚記憶否？」即使有幾十個曾、李，「洋務亦斷辦不好，此微明自照，不敢強飾，正誤於當日之時文小楷也。」
劉秉璋還以「聖道」貶「技藝」，主張「用夏變夷」，反對設立所謂「用夷變夏」的「洋學局」。李鴻章嚴正回答：「又謂算學比於天文，生為六藝之一，聖人未嘗不講究。兄卻未見聖人留下幾件好算數器藝來。又謂格致測算無非欲其用諸製造，然天地萬物萬事皆有製造之法之意，何可藐視。又謂統名之洋學局疑於用夷變夏，名不正則言不順，是必華學即可制夷即可敵夷。
若尚不足以制敵，則取彼之長益我之短，擇善而從，又何嫌乎？姑不必以趙武靈王胡服為比，即須綜核名實，洋學實有逾於華學者，何妨開此一途？且夷人已入內地，駐京師，公尚所齒斤於夷夏之防，則必吏有攘夷之本領，然後不為用夷之下策，請問公有何術乎？」
劉秉璋最後危言聳聽地說：改功令，學洋學，「言之而行則誤國，不行則損望」。李鴻章堅定地表示：「此言若行，可延宗社數百年，不行則後有王者必來取法，無所誤亦無所損，危言過慮，非所敢承。」
①當然，他並不知道「必來取法」的「王者」，會是即將登上政治舞台的封建階級的反對力量——資產階級。
從70年代末期開始，隨著歷史車輪的滾動，李鴻章對科舉改革問題的認識也逐漸有所提高。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李鴻章從指斥小楷試帖進而抨擊科舉制度。
1874年李鴻章還僅僅指斥小楷試帖，要求擴充洋學，而尚未抨擊科舉制度本身。但是，同光之交關於變通科舉之制的論爭，卻把李鴻章的科舉改革思想推向前進。1878年2月他在致郭嵩燾的信中斷言晚清「人才風氣之固結不解」，已經達到「積重難返」的程度，究其根源，就在於上自朝廷下至士子無不崇尚「科目、時文、小楷」的惡果。他把批判的鋒芒首次指向「時文」、「小楷」賴以生存的「科目」，揭示了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的弊端和朝廷倡導、士子迷戀「科目、時文、小楷」的危害。這些見解明顯地超越了同時代洋務官僚頭面人物的認識水平。
還是這一年，李鴻章在為章刻明朝波濱蔡先生遺書所寫的序言中，特地① 《光緒元年四月二十六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奕訴等奏摺附單》，《洋務運動》（一），第151—152頁。
① 李鴻章：《復劉仲良中丞》，《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5，第4—5頁。
借題發揮，抨擊晚明科舉之制，以古諷今。拿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論晚明積習之弊，以志余慨焉。」他寫道：
明自正德、嘉靖以後，人才雖未衰，然或不能究其用， 或不盡衷於道，蓋其時科第重而朋黨興，居風氣中而能卓然不惑者寡矣。……明太祖以四子書文取士，其始風氣渾樸，往往根抵經史，涵泳道昧，且用人之途半由薦舉，故凡巨儒碩彥多出為時用。中葉以降，制藝試士既久，陳篇舊句盜襲相仍，於是格律變而益精，風尚窮而益變，向之所謂根抵經史、涵泳道味者轉較迂而不切，未由適中度程其高下情濁之矩，有司意為去取，如風之漻然於長空而不可執也。是時科第既益重，豪之士槁項沒齒冀得，當於一試幸而得之，英光銳氣耗減略盡， 奚暇他求。故論者謂有明一代無學問者，非無學問也，舉業累之也。然而朝野上下，習於見聞，風氣所趨，牢不可破。
苟非由甲科進者，仕宦不逾常調，計典不入上考，暨其極敝，知有師生之誼而不計國事，知有門戶之黨伐而不論是非，雖其雅負時望猶蹈此失，況汶汶於科第之中者乎？其或疑然不倚，守正擄忠，匡救百一，勢孤援弱，亦終不安其位以去。晚世園事日棘，乃拔一二異才於舉業之外，猶必群力傾排，務俾顫沛而後已。此其未流所錮，日即淪胥，雖聖人其能振救之哉。雖然其所託為孔孟傳道之書，則其說甚純無瑕，其初立法取明理達意而止，視夫專崇未技炫巧斗妍而無實義者，猶為質勝於文，然偏重之弊已若此矣。
①在這裡，李鴻章雖然名曰「論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