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叫哈里的男人初次與夏洛特·里頓邁耶相遇是在新奧爾良，那時他在一家醫院做實習醫生。他是父親年邁時與第二任妻子生的，在家裡三個孩子中間年紀最小，比他兩個同父異母姐姐中的二姐還要小十六歲。他兩歲時成了孤兒，由他大姐撫養長大。他父親先前也是一位醫生，他開始學醫和完成學業的那個年代，醫生這個頭銜涵蓋了從司葯、診斷到動手術等種種本領，學費既可以用實物也可以靠打工償付。老威爾伯恩當過他所住的那幢宿舍的門房，也干過大學食堂里的侍者；完成四年學業只支付了兩百美元現金。因此，打開他的遺囑，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我兒子亨利·威爾伯恩名下，茲另撥出兩千元；鑒於金錢自身的價值和時局均已發生變化，他不能期望以我當年支付的同等金額獲取內科與外科學位；這兩千元將用於修滿大學學業，進而取得內外科學位和開業執照，相信此數足以遂願。
這份遺囑是一九一〇年哈里出生兩天後立下的，兩年後他父親在一個鄉間小屋為一個手被蛇咬的小孩吸毒而死於毒血症，他的異母大姐領養了他。她嫁到了俄克拉荷馬州的一個小鎮上，已經有了自己的孩子，她丈夫一直到死都只是一家雜貨店的店員。等到哈里該上醫學院的時候，兩千元並不比他父親那時的兩百元多多少，即使他選一所排名不錯而收費又不高的學校，要對付四年的費用實際上還是不夠，因為這時宿舍里已裝上暖氣，大學食堂變成了自助餐廳，不需服務員；年輕人在學校唯一能掙錢的路子是去打橄欖球：自己傳球或者阻止持球的人前進。他的姐姐幫助他——偶爾郵匯他一兩塊錢，甚至寫信時小心地在信紙里卷幾張郵票。這解決了他的煙錢；靠停抽捲煙一年，他才省出了夠參加醫學院學生聯誼會的會費。當然，更沒有錢去向女生獻殷勤（醫學院是男女同校的），而且他也沒有時間花在那事兒上面；他表面上過著苦行僧式的心境澄明的日子，卻同華爾街金融大廈里的人員一樣，不停地在進行戰鬥，竭力在日益衰減的存款與翻過的教科書頁碼之間保持平衡。
然而，他辦到了；當他抵達終點線時，兩千塊錢還有剩餘，夠他做出選擇：要麼回俄克拉荷馬州小鎮一趟把羊皮紙的畢業文憑呈上姐姐，要麼直接去新奧爾良市開始做實習醫生，但是不能兩者兼顧。他選擇了去新奧爾良市，或者不如說他沒有選擇的餘地。他寫了封誠摯的感謝信給他姐姐和姐夫，附上一張簽了名的票據以償還他們往日寄的匯款和郵票，連同利息（他還附上那張畢業文憑，上面是些拉丁文、細長浮凸的稱謂詞句和院長的字跡難辨的簽名，也許唯有他的名字他姐姐和姐夫才會認識）。他投寄了郵件，買了火車硬席坐票，坐了十四個小時抵達新奧爾良，隨身只帶了一個包，一元又三角六分錢。
這時，他來醫院快兩年了。他住在實習醫生住所，與別的同他一樣沒有個人財產的人住在一起；他一個星期抽一包香煙，只在周末的時候，同時還在償付簽署給他姐姐的那張票據，而且他反過來還不時向他姐姐匯一兩塊錢；他那唯一的包仍然能夠裝下他所擁有的一切，包括他在醫院穿的白大褂，還有過去二十六年的經歷記載，兩千元學費單，到新奧爾良的火車票據，剩下的一元又三角六分錢；這個包就擺放在配備有幾張軍用鐵床的兵營式房間的角落裡。二十七歲生日那天清晨，他醒來後沿身軀往下瞧，瞧那雙在透視角度上縮短了的腳腿，彷彿看見無可挽回的二十七年先是不見了，接著又似乎在遠處縮短了；他像是被動地仰面躺著，沒有意志，不用力氣地漂浮在一去不返的流水中。他似乎看見在空虛的歲月里，他的青春沒有蹤跡：放浪形骸的歲月，可以作為的日子，熱情奔放又多愁善感的愛情，天真無邪的男女交往，難以抑制的火燎燎情慾，這些都與他無緣。他躺在床上這樣想著，並不是帶著驕傲，當然也不是他相信的逆來順受，而更多的是一種沉靜；正是帶著這種沉靜的心情，一個中年被閹割的人也許會回首他變化之前缺乏生氣的歲月，正在枯萎而且（最後）沒有邊棱的形體，而這些現在只存在他的意識而非慾望里：我既然抵制了金錢也就沒了愛情，不是公開放棄而是對它抵制。我不需要它；過一年、兩年或者五年之後，我才會明白我現在信以為真的東西的真實性：我甚至不需要考慮要它。
當天晚上，他下班晚了些，路過飯堂時已經聽見收拾刀叉餐具的碰撞聲和談話聲；實習醫生的住處已經走空了，只剩一個叫弗林特的人已穿好夜禮褲和襯衣，正在鏡子面前結黑色領帶；威爾伯恩進房時他轉過身指了一下威爾伯恩床枕上的一封電報。電報已經拆開。「先是放到我的床上，」弗林特說，「我匆匆忙忙穿衣服沒去注意看清名字，拿起來就把它拆了，很抱歉。」
「沒關係，」威爾伯恩說，「許多人經手過的電報，不再有多少個人隱私。」他從信封里取出摺疊的黃色紙單，姐姐發來的，上面有花環和渦卷形的象徵裝飾物，這是電報公司祝賀生日的慣常做法，美國疆土之內不論遠近都只需花費二十五美分。他發現弗林特還在鏡子里注視自己。
「原來是你的生日，」弗林特說，「要不要慶賀一下？」
「不，」威爾伯恩說，「我看不必。」
「為什麼？聽我說，我正要去弗倫奇鎮參加一個聚會。幹嗎不跟我一同去？」
「不，」威爾伯恩說，「謝謝。」他還沒有開始想，為什麼不呢？「我沒被邀請。」
「那沒關係，不是那種非邀請不可的聚會。這是在一個畫室，作畫的人，一幫人團團坐在地板上，喝飲料。去吧，你總不想在自己的生日待在這兒吧。」現在他開始想：為什麼不呢？幹嗎堅持不去？此刻，他幾乎能看見習慣造就的沉靜，與世無爭，像衛士一般起而護衛，摩西 板起了面孔；他並不驚慌，不會受驚慌之擾，只是古板而又固執地抵禦著：不，你不會去的。獨個兒不挺好嗎。你享有寧靜，你別無他求。
「再說，我也沒有夜禮服。」
「用不著那些。主人也許只穿件浴袍呢。你不是有件暗色的外套嗎？」
「可是，我沒有——」
「行啦。」弗林特說，「德蒙蒂尼有件小夜禮服，他同你的個頭差不多，我去拿來。」他朝他們共用的衣櫥間走去。
「可是，我沒有——」
「行啦，」弗林特說。他把另一件夜禮服放在小床上，鬆掉背帶，開始脫下他自己的禮褲。「我來穿德蒙蒂尼的，你穿我的。咱們三個的尺碼都差不多。」
一小時之後，他穿上從未穿過的借來的衣裝，和弗林特一道在法蘭西老城的傑克遜廣場與皇家大街之間的一條狹窄、昏暗、懸有陽台的單向小街止步了，站在一堵潮濕陰冷的磚牆旁邊，牆頭有一株菜棕，頂端已爆開，參差不齊；牆背後漫出一股濃郁的素馨花香，彷彿有形地壓在充滿糖果、香蕉和大麻氣味的難以流動的空氣之上，空氣像是獃滯不動的一束束水霧，甚至凝重得像塗料一般。一道略為歪斜的木門，旁邊有一個電線拉鈴，弗林特用手拉了拉，聽見遠處響起刺耳的鈴聲。他們聽得見有人在彈鋼琴，格什溫 的什麼曲子。「就在那兒，」弗林特說，「你不用擔心這樣一個聚會。你已經聞到了家釀的杜松子酒味。格什溫也許為他畫了些畫，不過我敢保證，作曲的格什溫畫畫的本事要勝過畫畫的克羅彈琴的才能。」
弗林特又猛拉一下門鈴，仍然沒有任何反應。「門沒有上鎖，反正。」威爾伯恩說。的確沒有，他倆徑自走了進去：一個庭院，鋪著同樣潮濕腐壞的磚頭；一個沉寂的水塘，旁邊立了尊赤陶塑像，還長著一叢馬纓丹，一株棕櫚，一片茉莉花；茉莉枝葉濃密，開滿白色的花朵，沐浴在從敞開的落地門曳進的光線下；院子的三面各有陽台，三面牆頭的磚塊也一樣腐壞，牆頭支起一個破殘的防護物，卻無法擋住高踞低沉晦暗天空之上的城市亮光；更有尖銳刺耳的鋼琴音調忽地彈奏起來，隔一會兒又中斷，那些音符像一群少年在老鼠橫行的衰敗古墓上亂塗亂畫的符號。
兩人穿過庭院，穿過落地窗，走進一間長形的房間，裡面充滿鋼琴聲和嘈雜的人聲，地板高低不平，四周牆上全被沒有框裱的繪畫佔據，威爾伯恩眼裡像是突然映入一幅巨大的馬戲表演廣告，整個兒逼到眼前無法分辨任何細節，他的一對眼球也似乎在驚愕之際急劇後退。室內空無一物，只有一架鋼琴，一個頭戴巴斯克小帽、身著一件浴袍、坐在鋼琴前彈奏的男人，旁邊地板上大約還有十二三個人，或坐或站，手裡都端著玻璃杯；一個穿著無袖亞麻上衣的女人尖叫了一聲：「我的天，哪兒在辦喪禮是不是？」說著走近弗林特親吻他，手裡仍端著杯子。
「夥計們，這是威爾伯恩醫生，」弗林特介紹說，「瞧他，衣兜里揣了一沓空白支票，袖子里籠了一把手術刀。」主人連頭也沒有轉過來，倒有一個女人立即端給他一杯酒。這是女主人，但誰也沒這樣告訴他；她站著跟他講話，或者只是朝著他講，因為他並不在聽而是在看牆壁上的畫；不一會兒，就剩他獨自面壁而立，手裡仍端著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