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門聲又響起了，拘謹而又緊急；醫生正在下樓梯，手電筒的光線照在身前，照在帶褐黃斑跡的樓梯井，照到榫槽接合式木屋帶褐黃斑跡的下層小廳。這是海灘邊的一處小屋子，算是有兩層，夜裡用油燈照明——或許只有一盞油燈，是他的妻子在晚餐後提上樓來的。醫生此刻穿的不是睡袍而是襯衫式睡衣，同樣，他抽煙袋而不抽雪茄，儘管他沒學會用煙袋，也知道這輩子不會喜歡上煙袋；而雪茄呢，他只偶爾抽抽，那是星期天他的病人送給他的；一周抽三支雪茄，他想他自己是有能力購買的。他擁有這一處小屋，旁邊還有一間，並在四英里開外的村莊里另有一幢住宅，那兒使用電燈，牆壁是粉刷過的。他今年四十八歲了，不穿睡袍不抽雪茄，因為他父親在他十六歲、十八歲和二十歲時都告訴過他（而且他也相信），睡袍和雪茄是少爺小姐享用的。
這時已過午夜，才過不久。他能判斷得出來，儘管門窗緊閉，隔斷了風，嘗不著、聞不到、感覺不出海風的氣味；因為他是在這兒出生的——不是在海邊的這間屋子，而是在鎮上的那幢住宅，他這輩子一直居住在那兒，包括在新奧爾良上州立大學醫學院的四年和當實習醫生的兩年（在他還年輕的時候，就已經長得很壯實，一雙大手卻如女人一般柔和，他完全不該選擇當醫生；在大都市待了六年左右，卻還帶著鄉下人閉塞的驚異目光看他的同學和同事：那些瘦削的年輕人穿著粗布工作服大搖大擺地走來走去——在他看來——他們那一張張毫無表情的見習護士的臉龐顯得粗魯傲慢，彷彿榮獲了鮮花獎章似的），他對這樣的日子感到厭倦，於是畢業的時候，儘管成績在班上不高也不低，屬於中等偏下，他還是回到了家鄉，就在同一年與父親為他挑選的媳婦結了婚；四年之內，成了父親建造的房屋的主人，繼承了父親開創的行業，原封不動，不增不減；婚後十年，沒有小孩，他和妻子整個夏天都住在這處海灘小屋，兼管旁邊的小屋——他出租給夏天來的旅遊者或者漁民，甚至租給來海灘野餐聚會的人。他們從未度過蜜月，在舉行婚禮的當天晚上，他同妻子去了一趟新奧爾良，在那兒的旅館房間住了兩天。如今已結婚二十三年了，一直睡在同一張床上，還是沒有子女。
即使隔絕了海風，他仍然能判斷大致是什麼時候，就憑那一罐子已變味的秋葵湯，那一大土罐湯就擺在隔著薄板的廚房那邊的冷爐灶上——這一大罐子湯是他妻子當天早上熬的，熬來分送一些給他們的鄰居和旁邊小屋的房客：四天前租房的一對男女，大概不知道送秋葵湯來的人不僅是鄰居還是房東呢；女的一頭黑髮，一雙神情異樣、冷峻無情的黃色眼睛，鑲嵌在顴骨高突、麵皮緊繃、下巴厚實的臉上（醫生先是稱之為陰鬱，後又稱之為恐懼）；她年輕，終日坐在一張新的卻很廉價的海灘椅上觀望海水，穿一件舊汗衫，一條褪色的牛仔褲，一雙帆布鞋；她不在閱讀，不在做任何事，只是一動不動地坐在那兒。無須藉助那緊繃的皮膚，那冷漠而又內斂的目光，醫生（或者說這個有博士學位的醫生）只消一看就明白，那全然不動的神情里既無痛苦也無恐懼，裡面彷彿有一個生命在傾聽，甚至在諦視某個下垂的器官，譬如說心臟，不住地在隱隱流血；那男人也很年輕，穿一條髒兮兮的卡其布便褲，一件無袖運動內衫，連帽子也沒戴，而在這個地區連小夥子也相信炎炎夏日會曬壞人的；他總是光著腳在海灘上沿著潮水邊行走，回頭拾上一捆漂木柴，用皮帶扎著。他從坐在海灘椅上一動不動的女人身旁走過，她沒有任何反應，連頭也沒扭動一下，甚至眼也不抬一下。
可是，醫生暗暗在想，她關注的不是心臟。從第一天他透過隔開兩處小屋的夾竹桃叢中看見她——他並非有意窺視——他就明白了這點。然而恰恰是，問題並非如此，這一假設本身正包含了秘密和答案。他似乎已經看清了真相——那真相的若隱若現的形影；他與真相之間彷彿只隔著一層薄紗，就像他與那女人之間只隔一道夾竹桃枝葉。他並沒有窺視，沒有探聽，也許只是心裡在想：我會有足夠時間去弄明白她在傾聽的器官是什麼，他倆預付了兩個星期的租金（也許那時候，這個醫學博士就知道，只需幾天而不是幾周時間就會弄明白），心想，要是她需要幫助，算她幸運——他這個房東就是醫生；他這時才突然想到，既然他倆多半不知道他是房東，也許就更不知道他是醫生。
當初，房地產代理人打電話說有人租房，曾對他說過：「她穿的是便褲，我的意思是說，不是女人穿的那種寬鬆便褲，而是男人的褲子。就是說，恰好在男人都合適的地方，對她可是太小了點兒；而真要有哪個女人穿上它的話，除非是自個兒願意。我猜，馬莎小姐是不會太喜歡這個的。」
「只要他們按時付租金，她不會介意的。」醫生說。
「一點兒不用怕，」代理人說，「我一定會讓他們按時付的，我干這行夠久的了。我說，『租金得預付。』他說：『行，行。多少？』好像他是范德比爾特 什麼的，穿條骯髒的打魚褲，外衣下面只套件汗衫；掏出一沓鈔票，十塊一張的，一共就那麼兩張，我順手抽出另一張找還他。我說：『當然，你要是照現在屋內有的傢具租去，這是很便宜的。』他說：『行，行，多少？』我相信我能多收一點的，因為你說過傢具的事兒；他要的就只是四壁擋風，然後有扇門可以關上。她一直待在計程車里不露面，坐在那兒，等著，穿著那條應該大的部位卻偏偏太小的便褲。」電話里的聲音停止了，醫生的頭腦里卻還懸留著嗡嗡的聲響，一種不出聲而偷著樂的更響的變音。於是，他幾乎厲聲說道：「是嗎？他們想不想多要傢具？屋裡除開一張床外什麼都沒有，床上的墊子也不——」
「不，不，他們不想多要了。我告訴過他，屋裡只有一張床和一個爐子，他們隨身帶來一把椅子——那種能摺疊起來捆在計程車上的帆布椅。他們就這樣安頓了下來。」那懸留不散的無聲的笑又回蕩在醫生的腦海里。
「喂，」醫生說，「怎麼啦？你這是怎麼回事？」儘管不用對方明說，他似乎已經知道對方要說什麼：「我猜，除了那條褲子，還有讓馬莎小姐更受不了的呢。我不認為他倆是結了婚的。啊，他可說是結了；我想他不會是在瞎說她，也絕不至於是在騙自己。問題是，他倆沒有結婚，她沒嫁給他，因為我能嗅出結了婚的男人。指給我看一個在莫比爾或新奧爾良大街上我從未見過的女人，我同樣能夠嗅出她是不是——」
他倆當天下午就住進了那小屋，那陋室，只有一張床，床的彈簧和墊子都挺差勁；那爐子只配了一口煎鍋，煎了幾十年的魚，鍋底都增厚了；煮咖啡的壺，與之不相匹配的幾隻鐵湯匙，幾把刀叉，幾隻杯盤，以及原本裝著果醬果凍之類一同買回的兩三件飲料容器；還有那把新帆布椅，女人成天坐在上面注視棕櫚樹 的扇葉胡亂晃動，葉子拍擊著發光的海面發出乾澀的聲響；還有男人從海邊拾回並搬進廚房的漂木柴。兩天前的早晨，巡迴海灘的牛奶車在那兒停留過；醫生的妻子看見那男人拿著一條麵包，提著一個臃腫的紙袋，從海灘那頭一家小雜貨店回來，店主葡萄牙人原先是打魚為生的。他妻子還把見到他在廚房台階上清洗（或者試圖清洗）一攤子魚的情形告訴醫生；她講述起來語氣確鑿，帶著挖苦和怨恨——這女人雖不顯腰身卻也並未發胖，沒有一處胖得過敦實的醫生；大約十年前她就開始變化，渾身上下變得灰不溜丟的，好像頭髮和膚色都一塊兒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包括眼睛的顏色，隨同她顯然有意選擇與之相配的居家衣服的顏色。她大聲說道：「他把那地方弄得一團糟。廚房外面又臟又腥，爐灶上也是一個樣兒！」
「說不定她會做飯。」醫生溫和地說。
「在哪兒，怎麼做？坐在外面院子里做？他什麼時候把爐子和炊具搬到她眼前了？」可這不是她怨恨的所在，雖然她沒有明說出來。她沒有說過「他倆沒結婚」，但這一點醫生夫婦都心照不宣。他們都明白，他倆之間誰要一旦挑明，他會把這一對房客攆出去的。不過，他們誰都拒絕說這話，這不僅是因為他要是趕走他們就得退還租金，不退對不住良心；他想得更多的是，他倆就那麼二十元錢，而且那還是三天以前的數目，而且她可能害了什麼病。醫生是生在鄉村受過洗禮的基督徒，這時，做醫生的他戰勝了那個受過洗禮的他；有某種東西（也許對醫生來說也是如此）戰勝了也在鄉間受過洗禮的她，因為也許還有種什麼東西比在鄉間受過洗禮的她更有發言權。這天清晨，她穿件棉布睡衣，像是裹上了一塊兜屍布，全然沒了形體，灰色的頭髮用捲髮紙紮住，她從窗口叫醒醫生，指給他看那男人迎著日出從海灘扛回一捆用皮帶束起的漂木柴。醫生中午回家時，她已經熬好偌大一鍋秋葵湯，足夠十來個人喝的；她帶著倔強的撒馬利亞 式婦女樂善好施的勁兒熬好了這鍋湯，一本正經，憤懣而又心甘情願，這樣做彷彿令她感到高興，她只管熬，不管會剩多少，剩下的吃不完會一直放在爐子上，一天天來一天天去，一次次冷了又一次次熱，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