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小說是個意外產物。照我的寫作計畫，它至少該在三年後誕生。《耶路撒冷》寫完，我就開始專心準備一部跟京杭大運河有關的長篇小說。這小說既跟運河有關，運河的前生今世必當瞭然於胸，有一堆資料要看，文字的、影像的。以我的寫作習慣，從南到北運河沿線我也得切實地走上一兩趟，寫起來心裡才踏實。小說的一條線在1901年，這一年於中國意義之重大，稍通近現代歷史即可明白。這一年晚清政府下令廢止漕運，也直接導致了運河在今天的興廢，如此這般，二十世紀前後幾年的中國歷史也需要仔細地梳理一遍；凡此種種，有浩繁的功課要做。我是預料到工程之大的，但沒想到大到如此，一個問題盤帶出另外一個問題，一本書牽扯到另外一本書，筆記越做越多，我常有被資料和想法淹沒之感。有一天我面對滿桌子的書發獃，突然一個感覺從心裡浮上來。這個感覺如此熟悉，我知道有小說提前瓜熟蒂落，要加塞趕到前頭了。這小說就是《王城如海》。
那時候它還叫《大都市》。在此之前它叫《大都會》。我寫過一個中篇小說，叫《小城市》，寫的是從大城市看小城市裡的事。寫完了意猶未盡，想換個方向，讓目光從小地方看回去，審一審大城市。當然是以北京為樣本。我在這個城市生活了十幾年，不管我有多麼喜歡和不喜歡，它都是我的日常生活和根本處境。面對和思考這個世界時，北京是我的出發點和根據地。我也一直希望以北京這座城市為主人公寫一部小說，跟過去寫過的一系列關於北京的中短篇小說不同。區別在哪裡？
在「老書蟲文學節」上，與美國、英國和愛爾蘭的三位作家對談城市文學時，我開過一個玩笑：很多人說我「北京系列」小說的主人公文化程度都不高，這次要寫高級知識分子，手裡攥著博士學位的；過去小說里的人物多是從事非法職業的邊緣人，這回要讓他們高大上，出入一下主流的名利場；之前的人物都是在國內流竄，從中國看中國，現在讓他們出口轉內銷，沾點「洋鬼子」和「假洋鬼子」氣，從世界看中國；過去的北京只是中國的北京，這一次，北京將是全球化的、世界坐標里的北京。放言無忌的時候，這小說才剛開了頭不久，但真要通俗、顯明地辨識出兩者的差異，這一番玩笑也算歪打正著。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從動筆之初它就沒法叫《大都會》。美國作家唐•德里羅有個長篇小說叫《大都會》，寫紐約的；有德里羅在前，紐約之「大都會」稱謂世人皆知，我只能避開。那就《大都市》？與《小城市》相對。和韓敬群先生聊及該小說，他以為「大都市」不好，聽著與「耶路撒冷」不在一個級別上，過兩天發來一條簡訊，蘇東坡的一句詩：「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王城如海》如何？我「嗯嗯」地敷衍，只說備用。沒想透的事我不會貿然答應，尤其是小說題目。我是必須有了合適的題目才能把小說寫下去的那類作家。接下來的好多天，我把「王城如海」寫在紙上，有空就盯著看。我讓這四個字自由地發酵和生長，讓它們的陰影緩慢地覆蓋我想像中的那個故事，直到某一刻，它們巨大的陰影從容、開闊、自然地覆蓋住了整個故事。好，題目和故事恰當地接上了頭，名叫《王城如海》的小說才真正出現了。就它了，也只能是它。王城堪隱，萬人如海，在這個城市，你的孤獨無人響應；但你以為你只是你時，所有人出現在你的生活里：所有人都是你，你也是所有人。
瓜熟蒂落的小說不能拖，拖的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你再也不會碰它。熟過頭，你對它的好奇心和陌生感喪失殆盡，寫作真就變成一個程序化的機械勞作，背書一樣面對稿紙複述，寫作讓人著迷的尋找和探究的快樂蕩然無存，這樣的寫作於我是折磨，寧可不幹。所以，既然意外「懷孕」，那就當其時令，該生就生。
2016年1月1日上午，我坐到書桌前，攤開習慣用的八開大的稿紙，在第一頁的背面寫下「王城如海」四個字，第二頁的背面開始寫小說的第一句話：「剃鬚刀走到喉結處，第二塊玻璃的破碎聲響起，余松坡手一抖，刀片尖進了皮肉。」余松坡的故事從此開始。
自此，到5月18日三稿畢，十萬餘字的小東西用了近五個月。我無從判斷寫作的速度快還是慢。有快的，長篇小說《夜火車》十來萬字，一個月寫完了；也有慢的，《耶路撒冷》四十萬字，折騰了六年。但不論快慢，沒有哪個小說比《王城如海》更艱難，很多次我都以為再也寫不完了。寫作《耶路撒冷》的六年里，橫無際涯的時光如大海，我一個字一個字艱難地往電腦上敲，也沒有為一部小說的無力完成如此焦慮過。不是故事進行不下去，也非中途反覆調整，要一遍遍推倒重來——這些都不是問題。我從不為寫作本身的問題如此焦慮和恐懼；只要耗得起，寫作中幾乎不存在過不去的坎兒，實在越不過了你就等，最終時間會慷慨地拉你一把。我遇到的是另外的問題。
是各種疾病和壞消息貫穿了《王城如海》的整個寫作過程。在動筆之前祖父就進了兩次醫院，溶血性貧血。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一種奇怪的疾病，血液可以在一個九十六歲的老人體內相互打架，自我消耗，血色素的指標像股票一樣隔天就直線往下掉。本地醫院配不出祖父需要的血，溶血太厲害，血型都測不出來，只好轉院到隔壁城市最好的一家醫院。多次嘗試，血算是補上了，其他問題出來了。上年紀了，各種器官的功能都在衰竭，醫生讓我把祖父想像成一輛老爺車，各個部件都處在報廢的邊緣，汽油供不上只是半路拋錨的一種可能。當然，油上不去，將會加速某些零部件的提前報廢；而對一輛老爺車來說，哪個部件都報廢不起。補過血，回家，一旦有個風吹草動，再四個小時的車躺著去那家醫院。如此反覆，祖父真折騰不起了，溶血性貧血在大劑量激素葯的遏制下，成了威脅生命的次要因素，身體的其他部件揭竿而起。醫生說，每一個臟器都可能隨時說不。正是在眾多的「不」聲中，我在遠離故鄉的北京開始了《王城如海》的寫作。千里之遙不能淡化任何一點擔憂和焦慮，相反它在加劇和放大，你使不上勁兒，聽風就是雨，你會為你使不上勁兒羞愧，自責你逃離了災難現場，自責你因為距離造成的冷漠。每一次祖父走到死亡的關口，我都覺得自己是幫凶。我使不上勁兒，連口水都不能端給祖父喝。
祖父是個老私塾，被打成「右派」前是小學校長，其後被責令當了多年的豬倌。平反時年紀也大了，離休終老，在鄉村裡也算大知識分子：闖蕩過世界，毛病很多，見識也有，但在兒孫問題上還保留了老腦筋，最心疼我這個唯一的孫子。凡我的事，都按另外一套規矩辦。從小我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念書了，回家也和老人住一起，感情自不必說。小時候最大的樂趣之一是去鎮上趕集，祖父騎著自行車，逢集就帶上我，進了集市不管餓不餓，先給我買二兩油煎包子。那是我吃過的最香的包子。出門念書了，從一周回來一次到一個月回來一次到一學期回來一次，再到工作結婚後經常一年回老家一次，祖父迎送的習慣從未改變：我離家之前一兩個小時，他就會拎著馬扎坐在大門口，聽著我收拾行李的動靜；我出門，他也站起來，拎著馬扎一直沉默著跟我走到巷子口的大路上，怎麼勸都不回去，只說，「走你的」，或者「我就看看」。哪天我從外面回來，祖父會提前幾個小時坐到巷口的路邊，就坐著，坐累了回家，抽根煙喝杯茶，過一會兒拎著馬扎再去巷子口。有一年冬天回老家，大雪，車晚點，到家已經半夜，八十多歲的祖父實在熬不動，上床睡了。父親接我，用手電筒照著巷口至家門前的路，雪地里很多趟相同的腳印，把雪都踩亂了。父親說，祖父一晚上就沒幹別的，一趟趟地走，跟他說也沒用。那時候手機電話都通，我啥時候能到家早就通報得一清二楚，但祖父堅持摸黑往巷口去，嘴裡還是習慣性的那句話：
「我就看看。」
那夜我到家，在院子里中說第一句話，就聽見祖父在房間里說：「回來了？」
祖父從不諱言他對孫子的看重。他像一部上不了路的老爺車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時，一度因為器官衰竭頭腦出現了混亂，身邊的人一個都不認識，聽誰的名字他都茫然。小姑在電話里告訴我，只在聽到我名字時，祖父突然清醒了，說：「那是我孫子。」
待在北京寫作《王城如海》的每一天，都穿插著多通類似的關於祖父病情的電話。最多的一天，我和家人來回通過二十多個電話。不通電話我焦慮，通過電話我更焦慮，真像蝴蝶效應，家人任何一點悲觀的判斷和情緒都能在我這裡引起一場風暴。每一通電話之後，我都得坐在書桌前穩半天神，拚命地喝茶、翻書，讓自己一厘米一厘米地靜下來，直到下筆時心裡能有著落。
工作之餘我都盡量寫一點，一天兩百字也力圖有所進展。完全停筆不動只在春節前後，我拖著行李箱直接去了醫院，二十四小時守著祖父，一直到除夕前一天回老家。祖父堅持回家過年。有天早上醒來，他說我這是在哪裡，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