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鐵乘客 地面上的事不要問我。地鐵外的事也不要問我。我基本上就是個生活在地鐵里的人，每天上下班加起來要在車上耗五個小時。如果上班時間有出門的業務，最多一天我在地鐵里待了十一個小時。坐久了想吐，噁心。想把跟地鐵有關的記憶都嘔出來。每天和陌生人面對面擠在一起，工作兩年我覺得我就把這輩子要看的臉全看完了。沒錯，兩年之後還得繼續看。那就提前為下輩子、下下輩子看吧。我的夢裡經常穿過一列列地鐵，尤其是二號線和十號線，這兩條環線地鐵喜歡周而復始地跑，總也停不下來。跑著跑著整趟車就剩下我一個人，司機沒了，乘客也沒了，地鐵有了自己的意志和不竭的動力，它要在這座城市底下開到地老天荒。我夢見我在地鐵不停地奔跑中恐懼、叫喊、痛哭流涕，然後開始衰老。地鐵跑一圈我的頭髮就白一把，皺紋就多幾條，腰就彎一寸，無限地老下去，一直老到不能再老還得繼續老，因為地鐵不停下來。為了抵抗恐懼和打發時間，我就回憶我看過的臉，一張張地回憶，讓它們通過想像依次回到車廂里，最後擠擠挨挨填滿了整列地鐵。我才知道我見過那麼多人的臉。在夢裡我不敢閉眼，閉了眼再睜開，那些臉就全沒了，又剩下我孤零零一個人從頭開始老起。您剛才不是說到命運嗎？我曾想像過我會經歷無數種生活，每一種都比現在更動人更美好，但事實是，我只有這一種生活。唯一的命運，就是在工作一天之後，在回家的地鐵上，疲憊地抓著扶手，跟一個陌生人傾訴的這種命運。
——《城市啟示錄》
羅龍河找到一本書，像《聖經》一樣厚。在滿地的書籍和雜物中間很不起眼，黑不溜秋的硬封面。書打開著趴在地板上，書上壓著一個瑪雅人的面具。羅龍河先撿起面具，面具上雕刻的臉接近亞洲人，人頭上有一堆動物，獅子、老虎、金錢豹、蛇、老鷹、蜥蜴。面具上還雕了一個庫庫爾坎金字塔。羅龍河由此判斷，這個面具應該來自墨西哥的奇琴•伊察。羅龍河撿起書，還沒來得及合上，書里掉出來一沓對摺的紙，而那紙的顏色與書里紙頁的顏色完全不同。那是一本陳舊的德文書，封面上的幾個德語單詞羅龍河不認識（他用手機拍下來，向外語系的同學請教，下午同學才回覆他：生死書）。羅龍河托住《生死書》的硬封面打開，發現書的後半部是個洞，被刀子毛毛糙糙地挖空了。毫無疑問，那沓紙就是從書洞里掉出來的，大小也合適。他撿起那疊紙，打開，有十來頁，寫滿了漢字。余松坡的筆跡，一打眼就知道。羅龍河甚至能把偶像的字模仿到八九不離十。第一面眉頭上寫著：
我的遺言
羅龍河警惕地向四周看看，除了整理好和尚待收拾的面具、人像、各種動物雕像和工藝品，沒有第二雙眼睛在這裡。羅冬雨還在陽台和祁好視頻，他不知道兩個女人有什麼私房話非得這樣說。通往陽台的門窗關得死死的，很顯然對他這個弟弟也不放心。剛剛他去客廳的飲水機里接水，羅冬雨以為他要靠近陽台，在雙層玻璃後面對他又是擺手，又是做往裡推擠的手勢，還搖頭擠眼。他撇撇嘴：稀罕，讓我去還要看我心情呢。
事實當然並非如此，他對余家滿懷好奇，他甚至希望能夠成為余家的一個物件，比如沙發、椅子、樓梯的扶手或者牆上的某個面具，誰都不打擾。他就想安安靜靜、認認真真地看余松坡一天是如何開始，又是如何結束的。他覺得余松坡這樣的人，穿著短褲、拖鞋和老頭衫在家裡走來走去，腦袋後頭也會帶著一個神仙才有的金光閃閃的大光相。遺憾的是，來余家的機會極少，來了也多是站在門外，把東西或口信交接完畢就走人；就算坐下來，凳子沒焐熱也得起身走了；留下來吃飯，那基本上是羅冬雨對他的最高禮遇了。這幾天他忙著複習考研和準備搬家，但聽說可以來余家，即使是干苦力，他也放下手頭的事，屁顛屁顛地跑來了。
沒人會發現，但遺言事關最高級別的個人隱私，羅龍河不敢輕舉妄動。他把遺言放回書做的小棺材裡，碼到書桌上其他書旁邊，等著姐姐按照先前的歸類重新擺到書架上。但他心裡癢得不行，彎兩次腰就抬頭看一眼《生死書》，他太想知道余松坡遺了什麼言。他的耳朵盯著陽台，慢慢就有了做賊的感覺，客廳里掛鐘敲響一個半點他都心驚肉跳。
那就做回賊吧，要不接下來的活兒都干不好。他打開那本書，取出遺言，兩隻耳朵同時豎起來。
他像一個精神分裂者一樣讀完了遺言。羅冬雨還在陽台上與祁好視頻。
您好，不知名的先生或女士：
難以相信我會給您寫這封信。兩周以來，我每天都在問自己：寫還是不寫？請理解一個中國人岩石般的沉默和謹慎。
感謝上午查房時主治大夫對我的坦誠。他拿起我正在讀的一本思考生死的德文哲學書，對我說：「余先生是通透達觀的智者，所以不必遮遮掩掩。本人能力有限，頭髮掉了一把也沒能想出良方，實在抱歉。如果您願意回家保守治療，盡享美好的天倫之樂，我以為未必不是上佳之選。」他跟我握手，「很希望以後能繼續看您的戲。」
他在宣判我死刑。布萊克大夫高估我了，果真通透達觀了，我還看什麼《生死書》？但我突然就放鬆了，有結果了。五個月來，在生死線上走鋼絲，兩頭音訊茫茫，人反倒被吊了起來，以為努力就真的有希望。現在好了，置之死地的生，我知道了自己的去向。我從床頭阿瑟•米勒的戲劇集里，找到您刊登徵求匿名臨終遺言廣告的那一頁《紐約時報》，開始寫這封信。
感謝先前的1號床病友，一個瑞典老先生，願他在天之靈安息。兩周前的下午，他遞給我一張剛看完的《紐約時報》：瞅瞅，沒準用得上。他指的是您登在報紙上的一個小廣告：
徵集匿名臨終遺言：如果您在臨終前仍有話不能說，請將您的秘密和心愿匿名託付於我，天路迢遙，上路尤需輕裝。不要把它們帶去天堂，它們屬於這個塵世。我會善守它們，務請放心。來信請寄：靈魂保險箱收，紐約×××××××郵政信箱，郵編×××××。
瑞典老爺子一向幽默，他是真正通透達觀之人，沒事就跟我們開生死攸關的玩笑。他七十八歲，五十二歲那年橫穿馬路被摩托車撞了，差點沒活過來；康復後，覺得每過一天都是賺的，生意不做了，老闆不當了，迷上了哈雷摩托，每年都要約上哈雷車友橫貫兩次美國。他經常跟我秀車隊的照片：一群想明白了的貪玩的老頭老太太，武裝到牙齒，浩浩蕩蕩地在高速上穿行。他是車隊的頭兒，摩托車后座上除了簡易的行李，還插了一面旗子，上面寫著：指哪打哪。七十七歲這一年，騎到內布拉斯加州奧瑪哈市，停下來咳了血。他堅持回紐約才進醫院。
我們在病房裡給他過了七十八歲生日，離開病房時，他已經停止了呼吸。老爺子給我報紙看時，說，你是文化人，有話可以寫出來。我問他，您有瞞報的軍情嗎？他說，嗨，我那點黃曆，說出來你們牙酸。昨夜倒是做了個好夢，我第一個女朋友變漂亮了，那真是美如天仙，不騙你們。她招手讓我再去找她。
她在哪兒呢？
五年前死了。
病房陡然安靜下來。後半夜，我們都在睡覺，老爺子悄沒聲息地去找她了。死的時候臉上帶著笑，應該是找到了。我把那張《紐約時報》折好，夾進了書里。
這封信應該端莊地坐在書桌前寫，用英語。但沒辦法，我太太不同意我出院。她相信科學既然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也就有可能在我身上也顯一回靈。她不聽任何絕望的話，也不做任何絕望的事。我只能待在醫院，見縫插針地寫。太太在身邊肯定不能寫；太太不在，醫生和護士更不允許我勞累，書看得久一點，他們也會說，不要命啦？我該回他們，想要要得了嗎？剛開始住院，我還準備寫本專業上的書，有空就往衛生間跑，坐在馬桶上列提綱、做札記，慢慢也被迫放下了。我知道他們為我好，這段時間我的確很容易疲勞，睡個覺有時候都覺得累。我還是想寫。那好，我就把書挖個洞，裝作看書劃重點寫眉批，他們一出現，我就把信紙塞進洞里。
對一份遺言來說，沒什麼比墳墓與它更般配，這個洞就是它的墳墓。
我先用母語寫，以便把事情說得更清楚。如果剩下的生命不足以讓我把它譯成英文，那隻能麻煩您請人翻譯了。當然，您也可以當成天書來看，理解與否都不重要。這世上不缺一份遺言，也不缺一個故事。它只對我有意義；或者說，僅僅是把它寫出來這個儀式，對我有意義。對一個尚且苟活的人有意義。死亡是空白和消滅。
所以，這個故事從哪裡講起，並不重要。我是一個劇作家和導演。我編排過很多實驗戲劇，但我從來不敢做一個實驗把自己編進戲裡，更不會上台表演，戴面具也不行。我喜歡躲在後面，讓他們替我說話。不是羞怯，而是恐懼，被當眾揭掉面具、戳穿真實身份的恐懼。心理學認為，逃亡的人通常如此。心理學說對了。我從中國逃到了美國。
一九九四年，我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