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段一事上，「三傳」解經各有各說，篇幅都不太長，疑點卻有很多。仔細分析的話，雖然很難找出正確答案，現有的答案卻讓人越想越覺得可疑。
除了在「克」字上的爭議之外，對於褒誰貶誰，對於叔段的出奔，歷代學者提出了無數的意見。孔子的真意究竟是什麼，真理到底在誰手裡，這都是重中之重的問題。所謂重中之重，因為這遠不只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而且是密切地關乎時政的，諸如藩王問題、宗族問題、貴戚問題，都需要從對克段事件的闡釋中獲得相應的理論依據。即如前文講到的漢景帝與梁王這一對兄弟，其關係便與鄭莊公與叔段的關係大為相似，比如王夫之《讀通鑒論》深誅景帝之心，便是從這一關係入手的。
話說回來，按《左傳》的記載，叔段兵敗之後並沒有被鄭莊公殺死，而是流亡到了共地，是稱共叔段。作為鄭國公子，叔段逃到共地的這種情況在《春秋》當中應該被稱為「出奔」，也就是說，如果《春秋》的體例完備而嚴謹的話，在這裡還應該有一句「大叔出奔共」，形式如《春秋·桓公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或如《春秋·桓公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等等。但是，叔段的出奔卻被《春秋》「遺漏」了。在一眾經學家的眼裡，《春秋》是孔聖的萬世垂法，不可能存在這種遺漏，所以，這個遺漏肯定是聖人故意為之的，其中一定有什麼深刻的含義等待我們細心發掘。
孔子的微言大義如同達芬奇密碼，讓兩千年來無數的睿智之士前赴後繼。從這層意義上說，經學就是密碼學，而這一密碼學中的公理就是：密碼是當真存在的。以下繼續做一點兒管中窺豹的工作，看看不同時代的專家是如何以不同的風格與方式來孜孜以解碼的。
唐代安史之亂以後，太平盛世驟然冰消瓦解，這也在思想領域裡促成了一場革命。政治要想搞得好，就得有高明的政治思想來做指導，那麼，時政的情形既然不算太好，這是否說明現有的政治思想還不夠完善？啖助、陸淳、趙匡這三位春秋學的大家回顧學術歷史，覺得「三傳」以及專研「三傳」的前輩名家們把路線走錯了——《春秋》不應該僅僅被追溯到周公制禮，其意義更不僅僅是黜周王魯或者褒貶勸誡，前代學者這麼講，雖然也得了一些《春秋》真諦，但流於表面，未能達到《春秋》的真正內核。
那麼，孔子修《春秋》到底有什麼深意？啖助說道：「孔子的深意究竟是什麼，『三傳』並沒有明文記載，解『三傳』的學者則各說各話。搞《左傳》的認為《春秋》意在秉承周公之志，在周德衰落、典禮喪失的情況下，孔子根據魯國史料編纂《春秋》，考其行事，正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杜預就是這一派的代表。搞公羊學的則說：孔子作《春秋》是黜周王魯，變姬周之『文』而從殷商之『質』。何休就是這一派的代表。而治《穀梁傳》的卻說：平王東遷之後，天下板蕩，王室衰微，孔子很痛心，於是作《春秋》以褒善貶惡，給天下確定是非標準，使好人安心，使壞人害怕。范寧就是這一派的代表。三家各執一詞，但是照我看來，他們誰也沒說到要點。這三家既然在宏綱大旨上就走偏了，等而下之的那些解說就更加離題萬里了。依我看，《春秋》的大旨就是八個字：救時之弊，革禮之薄。」
啖助這個結論的理論根據就是前文講過的夏、商、周三代不同政治特色的流變：夏的特色是忠，忠的弊端是野；殷商上承夏政，政治特色是敬，而敬的弊端是鬼；周人上承殷商，政治特色是文，文的弊端是僿。要想革出僿這個弊端，最好的辦法就是引入夏政之忠。從這三代的政治演變可以看出：所謂文，其實只是忠的末流，也就是說，忠是本，文是末。國家制定政治綱領，取法於本，其弊為末，如果取法於末，弊病可就大了。
那麼，武王和周公都是一代英傑，難道看不出這個問題嗎？不是他們看不出，而是因為他們上承殷商之弊，不得已而以文為自己的政治特色。周公過世之後，按說周人自家的政治已經基本穩定了，對當初不得已而採取的權宜之計也應該變革一下了，但一直沒人動手來改革，就任憑原本的權宜之計變成了國家的根本大法。所以，周代政治的弊端還要大於夏、商二代。及至東周，王綱廢絕，人倫大壞，孔子很痛心，說道：「虞夏之道，人民少有怨恨，殷周之道則弊端太多。」又說：「後來的世代里就算還能有明主興起，怕也很難趕上大舜了。」孔子大概是覺得大舜那種淳樸的政治難以行於末世，但退而求其次，夏代的忠道卻是可以復興的。所以《春秋》是以夏代之忠道作為核心綱領，以權輔正，以誠斷禮，正以忠道，原情為本，不拘浮名，不尚狷介，從宜救亂，因時黜陟，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所以才說《春秋》的核心綱領可以概括為那八個字：救周之弊，革禮之薄。
佐證還有不少，比如《淮南子》說過「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又說「三王之道如循環」，等等等等，三政循環，要救周政之弊自然要以夏政為優。所以我們知道，春秋是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代的政治特色為本，並不是完全信守周典的。如果按杜預的說法，春秋本之周禮，那麼周德雖然衰落，禮法尚未泯滅，又何必另作一部《春秋》？所謂「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這和孔子說的「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明顯是矛盾的。杜預見解淺陋，不可盡信。
何休的見解又如何？何休說過《春秋》是「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這確實把話說對了幾分，但何休顯然沒有本著這個精神去做。何休沒有把這個綱領用之於忠道原情，而是用之於名位上的糾纏，在黜周王魯上大做文章，實在是失之於淺末，對於《春秋》宏旨未得其門而入。《春秋》要以夏之忠道革除周代文道的弊端，重點在於立忠為教，原情為本，而不是改革爵列、損益禮樂。
范寧的穀梁學更不靠譜，所謂勸懲褒貶云云，歷代史書有哪個不是勸懲褒貶，難道只有孔子的《春秋》才這樣嗎？所以三家之說都沒能把握住問題的核心。我們研究《春秋》，還是得把握住「救周之弊，革禮之失」這八字真言。
這一番議論，把杜預、何休、范寧這分列「三傳」學術巔峰的三位大師一網打盡，重新確立了學術基調，挑戰著學術權威。但要說到啖助這一派的成就，大概可以評為「勇於衝破藩籬，精神可嘉」，而他們的諸多新論往往只能說在穿鑿附會的程度上比前輩又前進了一步，並且開啟了一個推尊《春秋》而摒棄「三傳」的新的研究傾向。
如在克段一事上，陸淳引述趙匡的意見點評「三傳」得失。《左傳》解經，說「如二君，故曰克」，而「克」字為能勝之名，並無二君之義，《春秋》全文並沒有兩位國君交手而用「克」字的例子。（他們在這點上倒很有幾分嚴謹求證的精神。）《左傳》又說「不言出奔，難之也」，陸淳引啖助語說：這是孔子貶斥鄭莊公志在殺弟，所以不提叔段出奔，因為如果說了叔段出奔，那麼鄭莊公就只有逐弟之惡而沒有殺弟之罪了，而且也看不出叔段的逆心。
《左傳》又說「遂置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啖助的意見是：庄公分明說過「姜氏欲之，焉避害」，還說過「不義不昵，厚將崩」，可見鄭莊公是不願意給自己惹上惡名的，只不過不知大義這才終於有了殺弟的舉動，但要說他作為兒子把親生母親囚禁了起來，這就不可能了。《左傳》這麼寫簡直就是瞎說。
啖助的這種解釋已經近乎以義理來平衡事實了，在《春秋集傳辨疑》里更直指「鄭伯必不囚母」，以至四庫館臣論道：啖助實屬臆斷——鄭莊公掘地見母所挖的那條大隧道留有故址，《水經注》明文有載，哪能隨便就說《左傳》捏造？照啖助這麼說，哪還有可信的史料？
啖助接下來再評《公羊傳》。《公羊傳》說「克者，殺之也」，陸淳引趙匡的話說：通觀《春秋》體例，從沒有把「克」字用作「殺」的意思。《公羊傳》又說「不稱弟，當國也」，這個說法也靠不住，之所以不稱弟，是為了表示叔段沒有謹守為弟之道，在這點上還是《左傳》的解釋比較恰當。
《穀梁傳》的解經是「克者何？能殺也」，趙匡的意見是：《穀梁傳》對「克」字的解釋並不恰當，但總體來說《穀梁傳》的解釋還算盡在骨肉情理之中，所以只要把「能殺也」這個說法去掉，其他內容倒也值得保留。
《穀梁傳》又說：「《春秋》對叔段不稱公子，因為叔段沒有謹守做公子之道。」叔段是鄭武公的兒子，按慣例是可以被稱為公子段的，而《春秋》既沒有稱他為弟段，也沒有稱他為公子段，只是單單用了一個「段」字。趙匡的看法是：《春秋》筆法是把握問題的重點，而在對叔段的稱謂上，弟弟的身份是最重要的一層意思，公子的身份則在其次，《春秋》已經不稱叔段為弟了，這就是擇其要領了，就沒必要再在不稱公子的問題上多費周章了。
趙匡接下來還提出了一個考據上的疑點：鄭伯克段於鄢，這個鄢應當是鄔，也是鄭國的地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