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左傳》說：「如二君，故曰克」，意思是：兄弟之間如同兩個對等國家的國君，所以兄長攻打弟弟被稱為「克」。
《公羊傳》說：「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意思是：「克」就是「殺」。之所以說「克」而不說「殺」，是為了突出鄭莊公之惡。
《穀梁傳》說：「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意思是：「克」就是「能」，「能」就是「能殺」，歸根結底還是「殺」。為什麼不直接說「殺」呢？是為了突出被殺的叔段並不是光桿一個人，而是擁有很多的追隨者。
從先秦文獻來看，「克」解作「能」是最常見的，比如《詩經·大雅·盪》的一句名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他一些可以解作「勝任」「完成」「制勝」的地方也大多和「能」的意思有些關聯。看來《穀梁傳》的說法獲得了更多的佐證，但最好的辦法無疑是在《春秋》當中尋找內證，看看《春秋》在其他地方都是怎麼來使用「克」字的。這個工作早就有人做過，結果很遺憾地發現：在整個《春秋》當中，在類似意義上稱「克」的只有「鄭伯克段於鄢」這孤零零的一處。 這就意味著，我們恐怕是無法從《春秋》內部找到「克」字用法與深意的答案了。這也同樣意味著，對這個問題完全可以人言人殊，只要能做到自圓其說即可。
另外的一個尋找內證的方法是：看看《春秋》裡邊還有沒有和鄭伯克段一事類似的事件，如果有的話，再對比一下兩者的措辭有什麼相同與不同。《公羊傳》就已經做過這個工作了，其中提到齊人殺公孫無知，性質和鄭伯克段類似。
《春秋·庄公九年》載「齊人殺無知」，這件事的前因後果和鄭伯克段大有相似之處。據《左傳·庄公八年》，當初，齊僖公有個同母弟弟叫夷仲年，生了公孫無知。齊僖公很喜歡公孫無知，在服裝、儀仗等等禮數上都給他以嫡子規格的待遇，這都是於禮不合的。後來，齊襄公即位，降低了公孫無知的待遇，這就種下了禍根。
在一年瓜熟的時候，齊襄公派連稱、管至父戍守葵丘，說好將在第二年瓜熟的時候派人接替（及瓜而代），但一年之後，眼看著瓜又熟了，接替的命令卻遲遲不到，申訴也遭到了齊襄公的拒絕。於是，兩個心懷不滿的人密謀叛亂，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公孫無知。政變在齊國悄然爆發，齊襄公被弒，公孫無知被立為齊國新君。
好景不長。在第二年，也就是魯庄公九年的春天，齊人殺死了公孫無知。據《左傳》，無知死於雍廩之手。 杜預釋雍廩為齊國大夫。《史記》的記載卻有些前後矛盾：《秦本紀》同於《左傳》， 而《齊太公世家》卻說：無知游於雍林，雍林有怨恨無知的人，趁機襲殺了他。
前文講「匹嫡」，呂祖謙《左氏傳續說》舉的例子「如齊僖公寵夷仲年之類」，說的就是公孫無知這件事。現在，同是「匹嫡」，同是犯上作亂而終告失敗，為什麼《春秋·庄公九年》記「齊人殺無知」，而《春秋·隱公元年》卻記「鄭伯克段於鄢」呢？
如果根據《史記·齊太伯世家》的說法，把雍林當作無知被殺之地，那麼，如果無知事件和叔段事件性質相同，《春秋》的記載體例也應該是相同的。假設《公羊傳》認為叔段被殺的說法是成立的，那麼，鄭莊公殺了叔段，《春秋》稱之為「克」，齊人殺了無知，《春秋》稱之為「殺」，鄭莊公和齊人（姑且認為是一位叫作雍廩的齊國大夫）身份大不相同，所以《春秋》措辭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公羊傳》舉出公孫無知的例子，疑惑的是對被殺地點的不同記載：「鄭伯克段於鄢」，記載了叔段的被殺地點，而「齊人殺無知」，卻沒有記載被殺地點。
的確，叔段和雍廩是可以被劃為一類的，如果前邊記了「鄭伯克段於鄢」，後邊就得記「齊人殺無知於某地」。對於這一矛盾，《公羊傳》的解釋是：齊人殺無知於國都之內，所以略去不記。但這個說法又與《史記·齊太公世家》的說法不合：雍林應該是齊國的一個邑名，自然是在國都之外， 如果在這件事上《史記·齊太公世家》和《公羊傳》采自同樣的原始材料而《公羊傳》對《春秋》的編纂體例又理解正確的話，《春秋》在這裡無疑應該寫作「齊人殺無知於雍林」才對。
事情似乎越發難以搞清，但至少我們知道：在公孫無知這個案例當中，公孫無知被殺了，《春秋》確實用了「殺」字。那麼，如果叔段也被殺了，而《春秋》用了「克」字，加之《春秋》確實是聖人之言，「克」字就必須得有些特別的用意才行。
明代賀仲軾《春秋歸義》又舉出了一個例子：要說稱兵作亂、據邑叛君，終春秋之世恐怕沒有超過宋辰的，宋辰後來也兵敗逃亡，但《春秋》對宋辰又是怎麼記載的呢？
這位宋辰，是宋景公的同母弟弟，從這個意義上說，宋辰之於宋景公就如同叔段之於鄭莊公。在魯定公十一年，這位宋辰糾集黨羽起兵叛亂，佔據蕭邑，三年之後逃亡到了魯國 ——這就和叔段從鄢地逃到共地類似。但是，對宋辰的這次逃亡，《春秋》僅僅記載為「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也沒說他是被「克」了，這是為什麼呢？賀仲軾的解釋是：所謂「克」，其中含義是說對壘的雙方旗鼓相當，然而宋景公的力量不足以討伐宋辰，鄭莊公的力量卻足夠制服叔段。
在賀仲軾看來，所謂「克」似乎可以這麼理解：關羽打敗了張遼可以稱「克」，如果打敗的是個無名小卒便不能稱「克」。但是，通觀《春秋》，「克」字同樣的用法再沒有第二個例子，以至於毛奇齡稱「克段」之「克」為「《春秋》專例」， 而類似於關羽打敗張遼的情況，經文會寫伐、敗、取，那麼問題就是：即便賀仲軾的解釋是合理的，為什麼《春秋》不寫「鄭伯敗段於鄢」或者「鄭伯伐段於鄢」呢？聖人著《春秋》垂法萬世，一字褒貶重於萬鈞，這其中一定另有什麼深意在的。
還有一種完全相反的解釋，如清人姚際恆《春秋通論》：如果是對等的兩國交戰，經文或稱伐，或稱敗，或稱取，整部《春秋》除了「克段」之外再沒有用過「克」字，這裡之所以改變慣常的用詞而特地稱「克」，就是不把鄭莊公和叔段當作兩個對等的政權來看待——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有兄弟之親。親兄弟是不能被當作兩個對等政權來看待的，這就是孔子微言大義之所在。
牛運震《春秋傳》也持這個觀點，而且給出了一句精闢的總結：「《春秋》著義不著事，褒貶之義明則事不足悉也」，這是說《春秋》不耐煩把事情交代得那麼具體，叔段出奔而《春秋》不載，就是嫌它不重要而略去的。只要褒貶之義表達清楚了，這就足夠了。
牛運震這番話說得虎虎有生氣，但「褒貶之義」真就表達清楚了嗎？我們看到，關於「克」字之義，姚際恆和牛運震那個很有道理的意見不但和賀仲軾不同，同樣也和《左傳》相反。《左傳》解經，認為《春秋》特地不把鄭莊公和叔段當作親兄弟，所以既不稱鄭莊公為兄，也不稱叔段為弟，更把克段一事當作兩個國君之間的戰爭，所以才用了一個「克」字。
姚認為，《左傳》的這段解經之辭，不僅在「克」字上說錯了，而且從頭到尾全說錯了：《左傳》說《春秋》稱鄭莊公為鄭伯是譏諷鄭莊公對弟弟疏於管教，而事實上鄭伯之稱不過是以爵位稱之，並不含什麼貶義；《左傳》還說叔段不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春秋》直接稱名而不稱弟，但是，《春秋》記載楚國世子商臣弒父之事，對商臣分明稱子（事見《春秋·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難道《春秋》會認為商臣守了做兒子的本分嗎？《左傳》又說鄭莊公和叔段的戰爭如同兩個地位相等的國君之間的戰爭，所以《春秋》稱之為「克」，但是，考查《春秋》全文，兩君之爭再沒有一處稱「克」的例子；《左傳》還說叔段兵敗逃亡而《春秋》不書叔段出奔，這是因為史官下筆有為難之處，但是，《春秋》本自魯史，鄭國的事算是外國的事，外國如果發生了什麼重大事件，通例是該國告知魯國則魯史會做相應記錄，如果該國不向魯國通報，魯史也就不會予以記載——在克段這件事上，事情應該是這樣的：鄭國怎麼向魯國通報的，魯史就會怎麼記錄在案，所以魯國史官哪可能有什麼下筆為難之處呢？《春秋》記事確實多有避諱，但避諱都屬於內諱，對國內發生的一些事件會有難於下筆的地方，會有種種避諱的曲筆，但對外國發生的事又有什麼好為難、好避諱的呢？
姚際恆一一點評，把《左傳》這段解經之語全部推翻，最後歸結道：「從經文之中摘取字句加以臆斷，虛構經文的書寫體例，《左傳》就是始作俑者。」
姚這番話的殺傷力在於：否定了《左傳》是《春秋》的一脈相承，認為《左傳》的解經文字是揣測加附會而來的。如果把姚的意見和皮錫瑞他們的意見結合起來看，《左傳》的解經文字不但是被人硬生生插進來的，而且還很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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