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這是《春秋》於隱公元年的第二條記載，「三月，我國國君（魯隱公）和邾儀父在篾地會盟。」
這位邾儀父是邾國國君，但這個簡單的記載馬上帶出了一個問題：國君一般都要稱呼爵位，比如魯隱公、晉文公、齊桓公，可這位邾國領導人怎麼被稱作邾儀父呢？
這是不是直稱其名，稍後再論，但可以立刻肯定的是：《春秋》確實對這位邾國國君沒有依照習慣稱呼爵位。這在經學家的眼裡，恰恰是一處可以深挖「微言大義」的地方。
這就要先說說邾國的背景：邾國並不是像魯國、齊國那樣的諸侯國，而是所謂「附庸國」。按照《孟子·萬章下》的說法，天子分封五等爵，地盤由大到小各有標準，但還有那些地盤實在太小的，連方圓五十里都不到，那就不和周天子直接發生關係了，而是依附於附近的某一諸侯，是謂附庸。
魯隱公和邾儀父在蔑地會盟，其具體經過已經不得而知，能夠知道的，只是周代會盟程序的一些通例：「盟法，先鑿地為坎（穴、洞），以牛、羊或馬為牲，殺於其上，割牲左耳，以盤盛之，取其血，以敦（音對，容器）盛之。讀盟約（古謂之載書，亦省稱載或書）以告神，然後參加盟會者一一微飲血，古人謂之歃血。歃血畢，加盟約正本於牲上埋之，副本則與盟者各持歸藏之。」 這是一個程序通例，下文簡述之：
（1）犧牲。會盟中被儀式化地殺掉的那些牛、羊、馬，就是所謂的「犧牲」，這是「犧牲」一詞的古代意思。如果在類似的儀式行為中被殺的是人，這些人就叫作「人牲」——商朝就是流行人牲的，這種習俗還延續到商朝的後裔宋國那裡，以仁義自詡的宋襄公就搞過這套。
（2）敦。青銅器的一種，整個看上去是個球形，上半截是蓋子，下半截是身子，既有平底的，也有帶腳的（一般是蓋子三隻腳，身子三隻腳），通常用來裝黍稷之類的農作物。
敦，如果又裝糧食又盛血，總讓人感覺有些不合情理。敦是用來裝黍稷的，這個說法見於《儀禮·特牲饋食禮》和《少牢饋食禮》， 在這些例子里，敦是在祭祀儀式上使用的，而不是用於結盟。《周禮·天官冢宰·玉府》倒是講了敦在周天子「合諸侯」時候的用場：「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這裡又多了一個器皿——槃。古人的盤子有木製的，有金屬制的，前者寫作「槃」，後者寫作「鎜」，若強調這是一種器皿，則文字下部換作「皿」字而寫作常見的「盤」，簡寫為「盤」。 所以，字面上看，珠槃即珠子裝飾的木槃；玉敦，即玉石裝飾的木製的敦，顯其華貴而已。鄭玄注釋說：敦這物件也是槃之一種，古時候用槃盛血，用敦盛食物，而在合諸侯的大典上是要割牛耳的，然後歃血為盟。這個時候，珠槃被用來盛牛耳，由主盟者拿著，而玉敦則是歃血用的玉器。
唐人賈公彥為鄭玄作疏，說珠槃、玉敦已難詳考，關於儀式上到底什麼東西放在什麼器物里，也只能推想：從《儀禮》看，祭祀時要用到黍稷，所以敦就擔負起了這個用項，但盟會不同於祭祀，用不到黍稷，所以敦也就改作盛血的了，而槃的適合用項應該是盛那隻被割下來的牛耳才對。
賈公彥又聯繫《周禮·夏官司馬·戎右》，以證敦是盛血用的，被與盟者一個個傳下去，人人嘴上都沾一點兒血。
（3）執牛耳。作為犧牲的那頭牲畜被割下了左耳，這隻左耳（按照鄭玄的描述）被盛放在一個鑲著寶珠的木頭盤子里，持在了主盟者的手上——這個動作就叫作「執牛耳」。
「執牛耳」一詞到現在還用，只不過和許多淵源古老的辭彙一樣，意思已經發生變化了，箇中原因很可能是：主盟者很容易被人想當然地認為是盟主。但其實並非如此。如果是幾個諸侯會盟，慣例是小國執牛耳，甚至執牛耳的人連小國的國君都不是，而是陪同這位小國國君與會的一位大臣。第一個歃血的才是與會的最強者，也就是說，後世意義上的執牛耳者實際上等同於周代歃血排序中的第一人。
（4）盟詛與載書。盟約，《左傳》一般稱之為載書，《周禮》稱之為盟書，但這裡邊又有一個詞義變遷的問題。
「盟」字早在甲骨文里就有了，徐中舒《甲骨文字典》釋義為「用牲法」，看不出和魯隱公、邾儀父那種會盟行動有什麼關係。《釋名·釋言語》：「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武王伐紂在牧野戰前誓師的那場演說詞即名為《大誓》，也叫《大明》，還叫《大盟》，而在侯馬盟書里，「盟」在晉國的文字里就是直接寫作「明」的。
「盟」和「詛」經常連用，《周禮·春官宗伯·詛祝》專有「詛祝」這麼個職位，崗位描述就是「掌盟詛……」，鄭玄注釋說「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詛」當初既有「小事曰詛」的意思，也有求神降禍於人的意思（「盟」曾經也有這個意思 ），現在只當「詛咒」來用了。現代語言中的盟、詛，甚至「詛祝」之「祝」都是從那個遙遠的年代發展而來的，意思雖有變化，但依然看得出演變的痕迹。
《周禮·秋官司寇·司盟》專門記有司盟這個職位，說司盟「掌盟載之法」，這裡就出現了「載」字，鄭玄注釋說：所謂載，就是盟辭，與盟者把發誓的那些話記載到簡策上，然後殺牲取血搞儀式，再把記於簡策的盟辭埋在挖好的土坑裡，是謂「載書」。 《爾雅·釋詁下》釋載為「言」，郭璞注釋即引《周禮》「作盟詛之載」，邢昺進而說道：「載者，載於簡策之言也。」 但這些解釋總像是沒有確切來由的，也許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釋《詩經·小雅·彤弓》「受言載之」之「載」為「藏」是個值得參考的說法。
以上只是極為簡化的一個流程描述。看上去，會盟活動複雜而莊嚴，充滿著儀式意涵。春秋時代正是這類活動盛行的時代，大者有諸侯的會盟，小者有家臣的會盟，所簽署的既有國際和約，也有私人協議，甚至還有貨真價實的詛咒。這些類似於合同的文本，除了與盟者各持一個副本而去之外，還有一份正本一直被埋在土坑裡不見天日，直到兩千多年後被考古工作者挖了出來。
最早的盟書出土是在20世紀30年代的河南溫縣，考古工作者從一百多個土坑裡挖出了上萬片殘留著硃色字跡的石片，主盟者被推測為晉國六卿中韓氏的一位領袖韓簡子，韓簡子的名字在這裡很有些反諷意味，叫作「不信」。
數量更大、價值更高的還要算山西侯馬出土的侯馬盟書：1965年，侯馬地區挖出了400多個土坑，坑裡邊又挖出了大批的玉石片，上邊多有毛筆寫成的硃紅色的文字，也有少量墨書，字數多在30~100字。郭沫若先下了論斷：這些東西就是古籍中所謂的歃血為盟的盟書。 每次盟會，盟書副本由與盟者各自帶回存檔，正本在告諸鬼神之後埋進土坑，或是沉到河裡。沉到河裡的看不到了，侯馬盟書就是埋在土坑裡的那些盟書正本。
盟書的字跡怎麼會是硃紅色的呢？是否書之以血？這倒是個合理的推測，畢竟現代人在一些重大事情上還是講究血書的。郭沫若《侯馬盟書試探》里曾引過《禮記·曲禮》孔穎達疏「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書成乃歃血而讀書」，著重號加在「用血為盟書」這五個字上，進而論述：「『用血為盟書』者，是說以血為盟誓。這樣做的缺點是不甚顯著。看來，在戰國時代或更早，血書便改用朱書代替了。古人有『丹書』，蓋凡盟誓書以丹，後人猶沿用『書丹』這個辭彙。」
這個推論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但是，郭沫若引以為據的那句孔疏似乎多了一個字——「用血為盟書」應當是「用血為盟」，一字之差，意思大變。這是一個斷句的問題，孔疏原文是：「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郭以「用血為盟書」為一斷，不確，應為「用血為盟，書成」，孔疏後文有「知坎血加書者，案僖二十五年《左傳》雲『坎血加書』」可證。
猜想一下，魯隱公和邾儀父當初很可能也寫了這麼一份東西，字跡應該是硃紅色的——現代人用紅筆寫字會有不禮貌之嫌，但從侯馬盟書來看，用黑字來寫的卻多是詛咒。至於盟書的約束力，存在於鬼神的天視天聽——大略就是這個意思：如果結盟之後有誰背信棄義，天打五雷轟！
正如一句阿拉伯的古諺：「人總在忘記，神總是記得」，但這也難怪古人，不訴諸鬼神還能訴諸誰呢？周天子不大管事了，無法行使人間的最高權威，否則，如果周天子勢力仍在，諸侯之間乃至大夫之間的結盟又將置他於何地呢？
考究盟的歷史脈絡，《中國法制通史》給出過一個詳細的線索描述，大略說來：「盟」最初可能起源於原始部落時代，部落之間通過「盟」這種儀式聯合起來，以處理部落間的大事，參加「盟」的部落間的關係大致是平等的。到了商、周時期，「盟」作為一種祭祀禮儀，就成了共同向鬼神發誓而獲得約束力的行為。這時期的「盟」是一種制度性的禮儀活動，其盟約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