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22年，即東周時代之魯隱公元年，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記事之首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以上是《春秋》對魯隱公元年整整一年中的全部記事，一共六十二字，平均每月五字。即便考慮到當時竹簡書寫遠非便捷，但如果當時職業史官的主要工作就是這些的話，顯然可以稱得上輕閑。
大約古遠的年代裡記事不易，故而能短則短——《竹書紀年》也是這種體例，只是時間上更加粗疏一些，大多隻精確到年；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簡有《編年記》，李學勤認為應該就是《史記·秦始皇本紀》李斯奏疏中「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一語中所謂的《秦記》一類的書， 從內容到形式都和《竹書紀年》很像，簡略到人類理解力所能達到的極限；至於他山之石，汪榮祖曾舉西方上古編年史為例，巴比倫人的歷史記錄竟然和《春秋》如出一轍：
十年八月，拿布破沙爾集阿卡之兵，進軍幼發拉底河（Ient wyear，Nabopolaasar，in th wmonth of Iyyar，mustered the army of Akkad，and reached up the Euphrates）。
蘇胡與辛達奴人未御之，獻禮以謝（The men o wSuhu and Hindanu did not fight against him；their tribute they laid before him）。
十一月，聞阿沙銳亞之軍據瓜城，拿布破沙爾率師擊之（In the mont wof Ab，they reported that the army of Assyria was i wthe city of Qablinu，Nabopolaasar went up against them）。
十一月又十二日，擊阿沙銳亞軍，大敗之（In the mont wof Ab，the 12th day，h wdid the battle against the army of Assyria and the army of Assyria was route wbefore him，and great havoc was made of Assyria）；俘虜眾多……遂克瓜城（Prisoners i wgreat hey look...On that day the city of Quablinu was captured）。
以上文本如果把人名、地名換掉，文字風格再稍微潤色一下，插進《春秋》幾乎可以亂真，只是不知道巴比倫人的字裡行間是否也藏著什麼微言大義。
另一方面，按照傳統意見，這樣的筆法屬於史事記載的兩種主要體例之一，並非全貌——《漢書·藝文志》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雖然左史和右史的職能之分在《禮記·玉藻》里完全顛倒， 但這最低限度也能說明古代的史官有可能是存在兩套書寫傳統的：一是記言，記錄的是重要領導人的重要講話（《尚書》里就多是這樣的內容，還有不少是鑄在青銅禮器上的，長篇大論在所多有）；一是記事，就像《春秋》這樣的體例，言簡意賅，不溫不火，如同《人民日報》上的新聞標題（雖然《春秋》該不該被歸到史官系統里，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清代，龔自珍提出六經是「周史之宗子」，與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互相彰明，認為《春秋》是「記動之史」。 如果保守地採信此說而不作任何鋪張的引申（龔本人的學風恰恰與此相反），《春秋》文辭之簡約自是順理成章的事。而前人簡約，後人就不得不冗長了。為了搞清楚這無比簡潔的記載到底是什麼意思，「《春秋》三傳」便已經頗費唇舌，而在更後的世代里，人們為了搞清「三傳」的意思，又寫了無數的書，發了無數的議論，這恐怕都是《春秋》的原作者或原編者始料未及的。
1.諸侯之法與王者之義
《春秋》記事，一共二百四十二年，但在進入首句「元年春王正月」之前，卻還有一個困惑了人們許久的問題，即《春秋》為什麼要從魯隱公元年開始？
的確，既然是一部編年史的樣式，其起筆和結筆總得有點兒說法才是——對這個問題只要稍一深究，疑點便立刻出現：如果說《春秋》是一部魯國的編年史，那麼，從魯國第一代國君伯禽 算到魯隱公，這中間還有好幾代世系，難道全都被抹殺了不成？
一個合理的解釋是：伯禽始封、魯國建國，那還是西周初期的事。幾百年下來，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無論此事是否為真） ，天下大亂，周平王東遷洛邑，標誌著東周的開始。而魯隱公元年和周平王東遷基本在一個時間段上，所以《春秋》大體是以東周的開始來作為自己的開始的。
這是一個相當合情合理的說法，也是一個經典的解釋，晉代「左氏忠臣」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的序言里 大體就持這一說法。杜的意見是：周平王是東周的第一任國王，魯隱公是甘心讓位給弟弟的賢君，兩人所處之時代相近；況且魯隱公是周公之後，如果周平王能夠開創中興事業，魯隱公也能夠光宗耀祖的話，那麼，西周當年的盛況就復興有望了，周文王和周武王也算後繼有人了。所以《春秋》才特意選擇這個時間作為開端，「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 ——孔穎達再作闡發， 說《春秋》雖然看上去只是魯國的國史，是站在魯國這樣一個諸侯國的立場上記事的，講的似乎也僅是「諸侯之法」，但杜預之所以說它「會成王義」，是因為《春秋》所記之事尊卑盡備，故其雖是根據魯國國史成書，卻「足以成王者之義也」，因此可「垂法將來」，使後世的天子可以好好地從中學習王者之道。
如果此說屬實，《春秋》便是一部萬世不移的帝王之法，而孔穎達之說的另外一層意思是：《春秋》是一部以教育意義為重的經書。至少，它的教育意義遠大於史料意義——用現代語言來說，《春秋》的寫作或編纂屬於所謂的「觀念先行」，這樣一個聖人傳統對中國古代史書的編纂影響極大。當然，也確實有人把《春秋》當作史書，不過，用家鉉翁的話說，這只是「後儒淺見」。
這倒也不能苛責古人，意識形態重於客觀史實，這一觀念堪稱源遠流長——若論「源遠」，比如楊寬就曾從孟子那裡追溯到這種態度， 而早在孔子之前，史官的工作就是依附於現實政治的。如許兆昌所謂「（周代）史官從事記事編史的工作，絕不是為了保存歷史資料以供學術研究，而主要是為了發揮這一行為的政治功效。史官記事編史，是一種地地道道的政治行為。周代史官記事編史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監察君臣，二是為後世立法」。 若論「流長」，「文革」時期連歷史照片都會篡改，這已是盡人皆知的事情了。從這裡，我們倒可以很好地領會克羅齊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因為歷史的面貌似乎並不取決於歷史本身，而更多地取決於當下的意識形態需要。甚至，這樣一種在現代眼光下看似有些荒誕的觀念在古代並不是偷偷摸摸的，而常常是被堂而皇之地奉為圭臬。
從這層意義上說，杜預和孔穎達對始隱問題的解答雖然不一定符合史實，但政治上無疑是正確的，這同時也進一步泯滅了《春秋》的史學內涵而強化了它的經學意義。經學當然是遠遠重於史學的，這個觀念長久以來都很少受到人們的質疑。
那麼，既然杜、孔言之成理，也算成功解決了《春秋》開篇的一個重大疑點。但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周平王元年是公元前770年，這在魯國正是魯孝公執政的晚期，魯孝公的繼任是魯惠公，魯惠公是魯隱公的父親，而魯惠公元年是周平王三年，魯隱公元年則是周平王四十九年——這也就是說，在《春秋》開始的時候，東周已經過去四十八年了。問題由此出現：如果前述杜預的說法成立，那麼《春秋》的開端若放在周平王元年顯然是最合適不過的，這既標誌著東周從此開始，又表示了在編年上是以周天子紀年為本位的，豈不正是「尊王」之意嗎？退一步說，就算一定要以魯國紀年為本，以魯惠公元年為開端顯然要比以魯隱公元年為開端「合理」得多，似乎也更合乎杜預的那番道理。
《春秋》這個不當不正的開端給後人帶來了不少麻煩。僅從歷史分期上說，所謂「春秋時代」就是因《春秋》而得名的，從這層意義來講，「春秋時代」應該就是《春秋》紀年的起訖時間。始年的問題是：一般說周代分為兩段，前半段是西周，而從周平王東遷洛邑開始算後半段，是為東周；東周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