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經學史就是一部誤讀史。
然而，對於我們而言，探求經籍之正解雖屬理所當然，梳理歷代的誤讀卻也有著另外一番趣味。況且，誤讀對歷史的影響甚至還要遠遠大於正解，若要了解歷史，理解誤讀往往會比理解正解更為重要。
當初，一代代的經學家與政治家不斷在以事實與虛構交織的歷史來影響時下的政治，他們對經籍的探微求玄往往求之越深則失之越遠。在「唯一正確」的意識形態的指引之下研究這種意識形態本身，這一工作在中國歷史上持續了兩千年之久。於是，一片片的玉石與一根根的金線在無數人的精心打磨與織造之下成就了一襲精美絕倫的金縷玉衣，誇張地包裹起了聖人的屍體——那是一具存在於所有人的信念中的聖人的屍體。可以聯想一下實際發生的事情：我們對出土的那件金縷玉衣的關注和讚歎不是大大超過了對中山靖王本人的熱情嗎？
所以，我這裡進入《春秋》一經三傳，既從經籍本身的求是入手，同時也會詳論經學史上的種種闡釋與紛爭。
本書所做的是一種解剖跳蚤式的工作，試圖從《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記載中抽出一年，來做全景式、歷時性的分析，梳理歷代學者對這一段被神聖化的文本的種種不同的定義、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解讀，以及他們互相之間無窮無盡的辯難，並展示這些定義、信仰、解讀與辯難是如何影響著不同時代的政治理念與社會思潮的。敘述主要有兩條線索：一是經典藉以成形的先秦社會，二是由對經典的闡釋與應用而形成的思想史脈絡。
《春秋》對於古人來講，長期都被尊為政治哲學的最高聖典，並被認為是所有儒學經典中唯一一部孔子親手編撰的作品，因此受到了極高的重視，其地位長期凌駕於儒家其他所有經典之上。但《春秋》同時又是最費解的，甚至連遍注群經的朱熹和王安石都退避三舍， 孔子的微言大義在歷代經學家的解讀之下變得越來越蕪雜，越來越讓人看不清楚。
中國人一向被認為有著世界第一的歷史傳統，而實質上，中國歷代對歷史的態度與其說表現為一種歷史傳統，不如說表現為一種政治傳統。史，是作為政治與意識形態的附屬物而綿延了兩千多年的，所謂秉筆直書的精神無疑是被曲解與誇大了的——至少是在另外一種「秉筆直書」的層面上被理解的。這正是本書在梳理「《春秋》三傳」之闡釋史的過程中要展現給讀者的。
經與史，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舉例來說，明代嘉靖朝囂囂多年的「大禮議」，在現代人看來，大家在頭破血流中爭論的問題實屬無聊——為什麼非要皇帝把父母當成叔叔和嬸嬸？但在經學背景下觀察，就會知道那些「愚蠢無聊」的大臣拼了性命所爭的東西確實是關係重大的。但是，大臣們誓死捍衛的那一則春秋大義，在現代史家的考據之下，卻有可能被證明為錯，甚至是從其理論源頭——《公羊傳》本身就開始錯的。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古人雖然在知識積累上不如今人，但在智識能力上卻與今人無甚差異，其種種「荒謬」的命題大多是有著迫切而實際的原因的——就像基督教神學一樣，「無論如何，基督教神學故事，並不是住在象牙塔里的專業思想家幻想出來的、用以折磨單純的基督徒的隱晦與思辨的教義。……每個主要的基督教信念，都是起源於迫切與實際的需要。即使好像『在一個針尖上可以有多少個天使一起跳舞』這樣一個似乎很無聊費解的問題，基督教思想家的辯論，並不只是用來打發時間，或要表現他們何等博學多才而已。這個問題的目的是，要探索非人類的（例如天使的）靈性存在的本質，來駁斥他們是佔有空間的物質存在之觀念。」
經學的這些現象，看上去完全符合宗教社會學家貝格爾所謂人類建造意義世界之過程的三個階段：外在化、客觀化和內在化。用《神聖的帷幕》一書譯者所做的概括：「外在化，就是人通過其肉體和精神的活動，不斷將自己的存在傾注入世界的過程。所謂客觀化，是指人類的產物都具有一個規律，即它一旦產生，就具有了獨立性，有其自身的邏輯，它的創造主體在某種意義上就開始受制於它。而內在化，則意味著人將客觀化了的產物重新吸收進自己的意識，於是它們就既是外在的實在，又是內在於人自己意識中的現象。」
由此來看，經學確乎帶著一定的宗教色彩。儘管孔子之說可以這時是黑，那時是白，但孔與非孔之間始終壁壘森嚴。正如信仰的世界無論怎樣複雜多變，卻始終是在遵循著神聖與世俗這個二分法（塗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或如印度的等級世界，雖然這裡的婆羅門認為潔凈的，那裡的婆羅門卻會認為不潔，但無論如何，潔凈與不潔這個二分法是永遠存在的，並且是本質性的（路易·杜蒙《等級人》）。「因而，我們可以說，是人製造了他們的神，或者至少是人使這些神得以生存的；但與此同時，人也唯有依賴神才能存活下去。」 在經學的視野里，我們有時不妨把塗爾干這句話里的「神」替換為「孔子」。
在經學的視野里，真實的孔子也許並不那麼重要。
若想從《論語》《春秋》等經典的字面本身來了解儒家思想，這幾乎就是一種緣木求魚式的努力。因為真正在中國歷史上發生巨大影響的那些所謂儒家思想、孔子真義，其實和孔子本人並沒有太大關係，和原典本身也沒有太大關係，而真正發生巨大影響的卻是何休版孔子、杜預版孔子、鄭玄版孔子、孔穎達版孔子、朱熹版孔子、王陽明版孔子……要了解儒家思想以及儒家思想與社會歷史之間的互動，就該對這些不同時代、不同版本的孔子投以比對孔子本人更大的關注，讓典籍從字面上孤立的文本「立體化」，讓典籍包含有社會史、思想史、闡釋史的內容。
作為與「誤讀」相對立的「正解」，至少存在三個層面，即事實正確、義理正確和政治正確。正文中會有詳細的分析，這裡先用一個小孩子的問題來表達之：
所謂「事實正確」，小毛說：「我有一個爸爸。」
所謂「義理正確」，小毛的爸爸是漢奸。小毛恨恨地說：「我沒有這個爸爸。」
所謂「政治正確」，四歲的小毛問媽媽：「是你和爸爸一起生的我嗎？」媽媽回答說：「你是從石頭縫蹦出來、被媽媽撿回家的。」
小毛有一個血緣上的爸爸，這是一個斬釘截鐵的事實，無論時代如何變換，無論社會風氣如何變換，無論小毛是否見過自己的爸爸，這個事實都是永恆而唯一的。在「事實正確」的層面上，真相只有一個，而在「義理正確」和「政治正確」的層面上，真相卻有很多。
歷代經學家往往自以為或自稱解得了孔子真義，認為自己的義理正確與政治正確是堅實地建立在事實正確的基礎之上的。經學家們互相攻訐，以自己的「正解」打擊別人的「誤讀」，而自己又往往被別人視為誤讀。以批判論，「人人自謂得孔子真面目，而不知愈失其真精神」； 以發展論，則是「六經責我開生面」 。這一過程綿延不絕兩千年之久，是為誤讀史的另一層含義。
這種種所謂的正解與誤讀衝突、互補、融合、滅亡、新生，許多由不太可靠的考據引申出來的「大義」真實地在現實社會政治思想中發揮著巨大影響，又不斷衍生出新的義理與新的政治思想——這就是一種立體的、活的儒學，而不僅僅是經典文獻的文本考據學。
儒學的歷史是一個人們不斷地賦予儒家經典以意義的過程，同時也是人們給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賦予意義的過程。這些被人們所賦予的意義反過來又深切地影響著人們自身，是為前文所述的貝格爾之論，這是經學史的宗教性一面。
熊逸
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