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過分傾向於把沙龍精神帶入文學之中，又把文學精神引入政治之中。我所稱之為政治領域中的文學精神者，指的是追求雅緻與新穎甚至真實，熱衷於有趣的畫面甚於實用；極易被演員的精湛技藝和華言麗語所感動但卻撇開戲劇效果於不顧，最後僅憑印象而非理性做出決定的那種精神。」
1848年2月24日，法國歷史上塗抹著革命顏色的日子之一，托克維爾遇到了好友讓-雅克·安培。上午剛剛目睹了奧爾良黨人在人民的怒火中抱頭鼠竄，托克維爾自然無心坦然享受安培提供的晚餐，巴巴地看著對方臉上的快意：「我認為安培反對他們不是出於信仰，而是出於意願，出於喜好，或者冒昧說一句是出於個性。」托克維爾覺得，法國人似乎一有不順意就要革命，要心滿意足地看到舊政權被扳倒，不管這箇舊政權是否還可以忍受，也不管社會要因此發生多少動蕩。他進而說，文人對社會心理中存在的這種習性要承擔一定的責任。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從類似國民性的角度出發詳細批判過文人涉政。法國人鍾愛聰明才智，卻又最少了解自己的國家，一遇到那些從某種普遍理念出發的言論就激動不已，有了這樣的激勵機制，文人逐漸給公眾輿論披上了哲學的外衣，給法國的公共生活奠定了喜好談論體系、談論大而泛的所謂「法蘭西精神」的傳統。在這種傳統里，文人、作家、公共知識分子、哲學家這幾個範疇互相都有極大的重合，知識分子很多都「公共」，有專業的哲學功底或有哲學化寫作的愛好，著書立說，發表言論，與狹義上的作家過從密切。到20世紀，請願書後面一抓一大把的知識分子名字，讓這一傳統越發明顯。從埃米爾·左拉開始的知識分子光榮史，其實也就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文人涉政」史。
但新時代的文人遇到了新的問題。托克維爾詬病文人的天真無知，但並不否認安培之流的真誠。然而德雷福斯事件之後，法國一代代文人們逐漸發現，他們就連自己的真誠都越來越難以保護或證明了，想憑藉良心獨立引導公眾輿論的空間日漸式微。左拉的控訴大約是出於真誠，多少年來被傳為佳話，可就在當時，《我控訴》一見諸報端，「左拉」的名字立刻隨兩大陣營的定名被符號化：挺德派如獲至寶，打出左拉的旗號招攬信眾，反德派則照例搜尋左拉背後的指使者，不時爆些料以正視聽。一句話，雙方都希望以左拉的英名或惡名——而不是控訴本身的雄辯性、邏輯性和說服力——為自己的陣營吸引加盟者，給他們灌輸以黨派化的「真相」。鬥爭的成敗似乎不再取決於真相如何，而取決於能否搞臭一個名人、一個組織、一支勢力。
安德烈·紀德的遭遇是又一個明證。1936年，他不合時宜地出版了《訪蘇歸來》，一本知識分子的良心之作，但置於當時的政治背景下，紀德揭露蘇聯內幕之清醒人心的效果，便遭黨派思維方式的削弱下而大打折扣。等到法國淪陷後，人們甚至可以說，是《訪蘇歸來》客觀上導致了左翼聯盟的分裂和右翼親納粹分子的囂張，如果不是他，左翼力量和反法西斯主義同盟絕不會在大敵當前時這樣麻痹，法國也不會這樣不堪一擊。特殊的政治形勢讓文人涉政落得悲劇下場的概率更高了。一面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專業化程度不夠，他們探討理論、救濟蒼生的熱情有餘，欲襄助政治經濟現實運作卻力有不逮；另一面，他們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受到黨派性政治文化的扭曲化解讀，一旦想堅持良心獨立，更會立即遭到左右兩方的厭棄。
文人涉政究竟是否值得？文人涉政行為最好的結果又是什麼？托尼·朱特教授在《責任的重負》一書中研究的第一個人物，社會黨領袖萊昂·布魯姆，看起來是比較好的涉政人選——不僅涉政，而且直接從政。他雖也是文學批評出身，但紀德說他「對大眾沒有半點兒詩意的認識」，思路清晰，擅長分析和推理遠甚於詩性直覺，演講時的雄辯甚至能讓最兇狠的敵人傾倒。布魯姆後來棄文從法，擔任過行政法院法官；從德雷福斯事件直到「一戰」期間，追隨讓·饒勒斯積累政治經驗。到1920年圖爾大會上，他以一己之力對抗列寧主義者的分裂，保存了社會黨的實力，到第三共和國令人窒息的晚期，更是一舉登上人民陣線政府總理的寶座。
不過，布魯姆儘管擁有法學方面的理論和實踐經驗，但他的政治行為仍是在信仰或黨派政治的框架下進行的。朱特教授暗示說，從某種意義上說，法國社會黨所背負的大革命傳統束縛了布魯姆的手腳，它讓布魯姆必須承受左翼的諸種教義——階級鬥爭觀、革命理想、和平主義信念等等——的壓力，同時，這些教義又招致其他黨派（不論是敵是友）的警惕，生怕社會主義者利用各種時機，打著國家利益的旗幟偷偷改變法蘭西的顏色。人民陣線政府在「二戰」前夕最慘淡的時期上台，布魯姆處處受制：在國際上不得不放棄對西班牙共和力量的救援，而在國內，由於專業力量的匱缺，人民陣線主導的經濟改革幾乎成了一場災難。攘外安內雙雙不力，就主觀上而言，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乃是布魯姆的「誠實專註」的願望與政治家必備的「現實主義」態度之間存在著悲劇性的衝突，政治信仰的規定經常妨礙他做出直面現實的思考。
與萊昂·布魯姆直接投身於政治不同，同為文人的阿爾貝·加繆只是從外圍與政治發生了關係。他憑純文學打開個人事業的局面，隨即通過投身抵抗運動和戰後的左派新聞事業介入現實政治。他並沒有掌握過可以主宰民族命運、決定國計民生的權力，他的影響表現在輿論之中——這也許是知識分子履行自己的責任更理想的途徑——通常不需要考慮可操作性，不需要過多的現實權衡，因此，加繆的言論比布魯姆表現出更純粹的道德色彩，後人譽其為「一代人的民族良心」，主要也是基於此而言。
然而，加繆畢竟也是左翼出身，這是他無法改變的思想底色。當他把資產階級西方和社會主義蘇聯共同納入批判對象的時候，就開始咀嚼身不由己的苦澀：各個政黨手舉放大鏡觀察他的每一句言論。為了一碗水端平，在四五十年代，加繆每欲揭批蘇聯政權的種種陰暗面，都輔以同等的對西方國家的指責，指責他們支持獨裁，扶植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權。他已無法做到就事論事，1947年蘇共在保加利亞實施政治大審判之後，加繆甚至這樣為像他一樣保持緘默的知識分子開脫責任：「我們沒有弔死佩特科夫。那些以一紙公約將世界分成兩半的人應該為此負責。」冷戰局面的造成固然是一個巴掌拍不響，但是加繆最受人稱道的反暴力思想，卻在這一刻退縮了。朱特教授正確地指出，加繆心有旁騖地找得一下平衡，其實質在於「正是通過舉出這些類比，買來了批評共產主義、談論蘇聯集中營並提及其迫害藝術家和東歐民主人士的權利」。他為他的欲蓋彌彰付出的代價，就是被人抓住了「不誠」的把柄。
公平地說，加繆只是在技術上有所失誤，不管是批判蘇共、佛朗哥政權還是「將世界分成兩半的人」，本身都是知識分子責無旁貸的正舉。但是，黨派政治放大了這種失誤，把這一點「不誠」放大成了涉及黨派利益的鄉愿之舉。加繆遇到的問題和萊昂·布魯姆相似：信仰或本能驅使他們選擇了一個陣營，但良心又令他們拒絕完全效忠於它，為它的一切行為言論粉飾。布魯姆從來沒覺得蘇共的好，但他從未與之決裂，徒增黨內同志和右翼的反感；加繆雖然批判蘇共，又決不情願站到右翼和資產階級國家的隊列里。拒絕效忠的人自然要受來自雙方的冷落。所以布魯姆註定敵不過右翼知識界魁首夏爾·莫拉斯，後者竟敢公然宣稱要「從背後給他（布魯姆）一槍」；也註定了加繆的道德人格要在薩特的強硬立場下失色，薩特的名言之一就是「反共產主義者是條狗」。
相比之下，第三個研究個案，雷蒙·阿隆，或許是法國文人涉政中難得的正面例子。當然，他已經不是托克維爾意義上的「文人」了。阿隆的才華和學術修養不在薩特之下，他對本國、歐洲各國乃至法國殖民地局勢的了解全面勝過加繆，更關鍵的是，他的判斷從來都是基於對現實的認識，不受抽象信仰的左右；他考慮問題從來是從政治家的視角出發，而非「道德」「正義」之類的虛泛概念。朱特教授稱萊昂·布魯姆是不合格的政治家，把加繆定性為本質上「非政治」的人，而無疑，阿隆和托克維爾一樣，天生是為政治而生的。
當然，「總是正確」的阿隆在人生的大部分時間裡也並沒有獲得充分的承認，他在1939年前被人忽視，到解放後又逐漸被打為反動分子，晚至六七十年代，更是成為「進步力量」眼裡死心塌地的保守黨徒；他的聲譽往往來自戴高樂這樣的當政者的重視，以及國外學術界同仁的景仰。但平心而論，作為20世紀法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之一，阿隆的命運仍是最好的，他的被誤解反證了托克維爾所說的法蘭西對由文人煽動的大眾革命話語的迷信，而這種迷信再強固也只屬於一部分人，更無法在20世紀過半後的國際局勢中繼續長存；作為知識分子的一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