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雷蒙·阿隆逝世的時候，他已在法國公共領域裡獲得了獨一無二的地位。幾乎每個人都愛戴他，崇敬他；他的作品和觀點被抬高到學術、思想和公共輿論界中准經典的位置。作為那一代始終堅持自由立場、反對極權的時代傾向的思想者中最卓越的一位，阿隆不僅是偉大的法蘭西思想傳統繼承人中的代表，而且還是一座燈塔，在混亂和困惑籠罩知識界的時候指明了未來的方向。早些年前，「68年一代」還把阿隆看作法國保守派精英的所有劣根的卑鄙無恥的化身，但到了1983年，這些人中那些幻覺和理想慘遭褫奪者就視他為自由思想復興的最大希望所系。一個個學院、一家家刊物橫空出世，要繼承他的事業，追隨他的目標。就在薩特式激進主義的墳冢之上，新一代法國知識分子開始給阿隆式的理性建造紀念碑。
每一個對「二戰」後的30年里阿隆在法國學術和思想界遭到的敵視記憶猶新的人，都會感到這種命運大逆轉的震撼之深。雷蒙·阿隆的壽命也夠長，總算得以親歷這種轉變——他去世那年《回憶錄》的出版加速了轉變的發生——這給他帶來了欣慰及很多激發反諷思考的理由。在一個充斥著糊塗和虛偽的政治—思想文化環境中，阿隆有意選擇承擔誠實和清醒帶來的痛苦，也從不為自己遭到主流思想界的排擠而牢騷滿腹。然而，儘管他對幾代學生的影響得到廣泛認可，儘管他在《費加羅報》上的專欄擁有一批恭敬的讀者，其學人崇拜者也遍及四大洲，但他在很大程度上仍被法國同行排除在圈子之外。成年時代的阿隆，許多時間都生活在祖國的外圍。
當然，把雷蒙·阿隆定性為局外人，乍看有些不合事實。從某個角度來看，他是一個徹底的當局者，在那一代人、那一整個思想體系中都是一位法國模範。阿隆生於1905年（和薩特同年），他的職業學者道路非常成功，在每一個舞台上都把同齡人甩在了身後。他進了孔多塞公立中學，後被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錄取，當時是法國最重要的高校。1928年，他獲得了國家哲學教師學銜，並且榮膺首席。他寫的哲學博士論文通過了答辯，並被公認為是那一代最有前途的哲學家，直到他的學術生涯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暫時中斷。
戰後他推遲了一段時間才回到學校，其間把注意力轉向了媒體——在戰後的幾十年間，他給《費加羅報》寫了大約4000篇社論和其他文章，但到1954年，他才被聘為索邦學院教授（儘管是社會學教授），這個位置似乎早該屬於他。從那時起直到1971年通過一場遲到的選舉進入法蘭西學院，阿隆的前進始終遭到左右翼對手事實上的聯手阻撓，儘管如此，他還是在1963年被選為法國人文政治學院的成員之一，並在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主持一個定期研討會。到去世時，用弗朗索瓦·傅勒的話說，他已經被公認為「不單是一位傑出的教授，而且是法國大學中最偉大的教授」 。
這是所有獻給他的讚辭中最貼切的一句，既切合他的天才，也切合他最深刻的抱負。他是一位與生俱來的學者，思考、寫作，他作為教師的素質一次次得到證明，而他畢其一生從對思想體系和思想者的研究中獲得的樂趣，則是對前兩者的補充。在去世前不久才完成的回憶錄中，他回顧了60年前初入高等師範學院時的感受：「說出來不怕獻醜，我得承認，踏上烏爾姆大道時，我的第一感覺是一種狂喜。甚至到今天，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麼，我還是會以最大的誠摯和天真回答他：因為我還從沒有在這麼小的一個地方見到過這麼多的智者。」
除了他的學術寫作和教學之外，阿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是一位典型的法國「當局者」。他在高師里的交往，他在倫敦避戰時和「自由法國」共度的那幾年，他持續幾十年的政論寫作，使得他在法國公共活動的上層領域中擁有一大群社會關係和友人。同政府、公共行政部門以及諸如商業界等領域的非比尋常的良好關係，讓阿隆的政論文章得以擁有特殊的權威性。
法國知識分子的新聞報道歷來就與道德權威性和論證的嚴謹性結合在一起，除此之外，阿隆的文章還擁有一種可信度，因為作者顯然就是其論述主題的實際操作者。他看起來總是對所談論的問題了如指掌，這種權威性很大程度上乃是來自他與他所分析的決策者的密切聯繫。雷蒙·阿隆只進過一次政府——1946年，他在安德烈·馬爾羅領導的短命的信息部里當過辦公室主任——他從沒有深入至法國官僚機器的內部，但卻常年與法國政治精英過從甚密（正如他在不同時間與美國、德國、英國政治精英的聯繫一樣）。因此，他從局外人的立場寫作，但帶有局內人的現實感和限度感。
阿隆對他那個年代的法國公共領域相當熟悉，他本人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的素質還體現在另一面：除了學術名流、當權者的心腹以及出色的政論家外，雷蒙·阿隆還是一位知識分子。並非一定從他的學術雄心或成就得出這個結論——他那時的法國知識分子很多都不是學者或教師，而他的學術同人中，通常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相對而言也很少，但雷蒙·阿隆無疑是其中一個。終其一生，他都對專業領域之外的公共話題保持著活躍的關注（儘管我們將看到，他很重視在參與公共辯論之前先掌握更多情況，比他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同行掌握得都多），他還以十分嚴肅的態度，對待知識分子參與意義重大的公共辯論的責任。但最主要的一點，他和許多其他知名的法國知識分子活動家，也即哲學家，都從同一條起跑線上起跑的，最後，他成了一名公共知識分子。
在他的同時代人看來，這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對很多人，例如克勞德·列維-施特勞斯而言，阿隆是且首先仍是《歷史哲學導論》的作者，這是他研究歷史知識本質與範圍的博士論文，1938年3月，阿隆就這篇論文在索邦的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們不屑一顧的神情面前接受了答辯。阿隆論點中驚人的獨創性，以及他嚴密的哲學分析的衝擊力，我們今天聽來並不激烈：他當時積極謀劃反對的歷史實證主義後來一度統治了法國高校，如今早已壽終正寢。他的觀點是，對歷史的理解不能與企圖理解歷史的人的立場和局限割裂開來，人自身在他試圖描述和闡釋的歷史進程中所處的位置一方面會加強，另一方面又會限制所有這些闡釋的深度。除去其中精確的認識論和經驗主義例證，用現代學術用語來講，這一論斷形成了很多被稱為「相對主義」的思想的核心，但是，阿隆當年提出此論斷的獨創性乃至勇氣，現在我們卻難以體會。
回想一下當時的背景，我們就能看清阿隆的這番論證是何等富有勇氣，產生了何其強烈的刺激性。30年代法國的學院派哲學大大落後於德國或奧地利。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則不自覺地秉承了現實主義原則，以至於認可一切方法論。阿隆所說的「辯證法」無法在高校中取得認知，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新哲學思想或馬克斯·韋伯的社會學革命，連帶其與一切形式的社會考察和政治活動的關係，事實上全部遭到忽視。甚至黑格爾也是一個很大的未知數，拜在亞歷山大·科耶夫門下的那些年輕激進分子們讀著黑格爾，卻用更多的精力去讀科耶夫那些滋補了馬克思思想的理論。阿隆在論文中宣稱，歷史是一種我們一邊活在其中，一邊進行建構的東西（「每個人根據他的自我認知來選擇他的歷史」），這不啻是對他的師尊們所奉圭臬的激烈背叛。
當然，那時的法國還是有一些人能夠掙脫學院內實證主義的束縛——《年鑒》的創辦人和編輯馬克·布洛赫、呂西安·費弗爾（Lv Febvre），或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等一些開始著手創建文化人類學法國學派的學者。但是，阿隆的特殊性正在於，他沒有把舊的思想流派一棄了之，而是在它們自己的地基上發動攻勢並加以拆毀。他沒有無視任何一門成熟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重視「主要通過對規律性的觀察建立必要的聯繫」的需要。與他的高師同學保爾·尼贊（Paul Nizan）相反，阿隆也從不認為，事實和真相無論如何都是以不同的階級或環境為轉移的。
阿隆只是希望，能夠在一種略略超出這個時代的分析訓練的嚴密性中揭櫫歷史客觀性存在的局限——認識論上的局限，這些局限來自歷史人物既定的位置，且這一兩難困境無法用任何形式的哲學技術來克服，除非你不情願地承認歷史必然的二元性：「由此，關於歷史的二元知識就是可能的，其一直接用於探究鏤刻在物質世界之中的思想，其二用於研究通過這樣的客觀化可感知的一個人或一群人的意識；此種二選一狀況不僅源自歷史學者的位置，也緣起於現實的基本結構。」
阿隆在這裡引導他的讀者走向一個精妙的平衡，這種平衡從此塑造他的思想，直到他去世。歷史中存在理性，正如存在關於過去的知識。但是，終極的理性或完全的知識無論是否存在，都是靠不住的，只因我們無以達致——我們本是故事中人，局內人的位置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