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1952年5月寫給丈夫的一封信中報告了她的巴黎之行：「昨天我見到了加繆：毫無疑問，當今法國最傑出的人，遠在其他知識分子之上。」 阿倫特有理由這麼說，因為這兩個人有諸多相同的興趣；不過對她，以及法國國內外許多其他觀察者而言，阿爾貝·加繆屬於「法蘭西知識分子」。在戰後頭幾年裡，他在巴黎輿論界上下影響甚廣，每周都能收到成千上萬回應他的專欄文章的信。他的風度、他的關懷、他擁有的廣大讀者以及他在巴黎公共領域無所不在的身影，似乎凝聚了一切最典型的法蘭西特性：體現文學、思想和政治介入的結合。
但是很不巧，阿倫特的斷言跟法國流行的看法正相反。她寫信的那一年，正是加繆的光芒開始黯淡之時。到1960年1月4日因車禍去世時，他的聲譽已呈直線下跌之勢，哪怕三年前剛拿了諾貝爾文學獎。該獎宣布的時候，批評家們爭先恐後對獲獎人蓋棺定論：右翼的雅克·洛朗（Jacques Laurent）宣稱，授獎給加繆的「諾貝爾獎委員會嘉獎了一個人的全部成就」，而左傾的《法蘭西觀察家》則認為瑞典學院可能認為它正在選出一名年輕作家（加繆去世時也不過46歲），但實際上它導致了一種「早熟後的僵化症」。人們普遍認為，加繆的黃金年代已經離他遠去：他已有多年沒有推出真正的重量級作品了。
說起在批評界的聲譽下降，加繆本人也難辭其咎。為了趕上時代潮流，他投入到一種他極不適應且資質不足的哲學思考中去——就算擲地有聲的格言警句迭出，《西緒福斯神話》（1942）仍然難稱成功。而在《反叛者》（1951）中，我們將會看到，加繆雖就抒情性的革命幻想發表了一些重要洞見，但是雷蒙·阿隆在《知識分子的鴉片》里論述完全一樣的話題，殺傷力卻要強大得多；加繆在哲學上的幼稚令他遭到了薩特尖刻的挖苦與反擊，嚴重損害了他對左翼知識分子的信任，最終顛覆了他進入公共領域的信心。
他作為《局外人》（1942）和《鼠疫》（1947）作者的文學聲譽就這樣因為闖入哲學論戰而不公平地受損，然而，喪失了法國主要公共知識分子、一代道德喉舌的身份，對其一生最後十年的影響至為深重。用雷蒙·阿隆的話說，他戰後發表在《戰鬥報》上的文章給他帶來了獨一無二的威望；加繆的觀點在抵抗運動的一代面臨第四共和國的兩難和遺憾之時，為他們定下了道德基調，他的許多讀者「業已形成了每天通過他來思考的習慣」。到了50年代末期，他感到和自己的公共自我已經發生了分裂，這也成了加繆作品和演講中持續焦慮的一個來源。
早在那之前的1947年6月，他把從抵抗運動開始就擔任主編的《戰鬥報》移交給了克勞德·布爾代（Claude Bourdet）掌管。他在筆記和文章里說，他在34歲時就已被人們寄予的厚望壓得精疲力竭：「所有人都希望那個尚在求索的人已經得出了結論」。但是鑒於早些年他就接受了自己的責任——正如他在1950年時說的：「人必須有所承擔」，他在1959年12月做的生平最後一次訪談中所吐露的幽怨才振聾發聵：「我不為任何人發言——為我自己都已是難上加難了。我不知道，頂多只是隱隱約約地知道，我正走向何方。」
加繆去世後的多年裡，他的名望繼續走低。大多數都市法國人都不再信任他對阿爾及利亞及其社會問題的看法。至於知識分子，他們在六七十年代的興趣已經和當年的加繆相去甚遠，以至於蔑視他，懶得提他，最終把他一筆勾銷。他被年輕一代激進的、日漸偏執的政治化傾向淘汰，被晚年薩特及其追隨者們自我困擾的第三世界論淘汰，被學者中的「反人道主義」傾向淘汰，被文學新時尚淘汰，最重要的，被他作為作家地位的下降所淘汰。讓·達尼埃爾（Jean Daniel）回顧他在20世紀60年代作為《新觀察家》創始人的個人經歷時回憶道，他「很快發現，人們必須在人文科學——歷史、社會學、倫理學、哲學——之中尋找與文學家檔次相當的人物，而年輕的時候，我可是把文學家看作『思想大師』的」 。在巴特（Barthes）、羅伯-格里耶、列維-斯特勞斯以及福柯的世界裡，加繆被甩在了後頭。
並不是沒有人讀他：《局外人》《鼠疫》和《卡利古拉》都是大中學課程里雷打不動的讀物，直到現在依然位居國外千百萬學生的閱讀書目之列。阿爾貝·加繆的書，在其一生及去世後一段短暫的時間內成了世界性的「經典」。但是這也被人用來反對他。70年代中期，漢娜·阿倫特本人去世的時候，阿爾貝·加繆早已不屬於巴黎文化的熱點和風尚，幾乎就像個外國人，甚至到了今天，當他的聲望正在緩慢地局部性復甦的時候，他也不知何故地不在當代知識分子關心之列。加繆身上有些地方不合時宜，甚至不那麼法蘭西了。當初他輕輕鬆鬆就當上後抵抗時代法蘭西的代言人和化身，眼下這種狀況卻令人費解。究竟是怎麼回事？
加繆在佔領期間及之後迅速脫穎而出，部分是拜他在抵抗運動中擔任地下記者的貢獻所賜，這段經歷為他在戰後走向媒體、以《戰鬥報》社論享名鋪平了道路。但他的文學成功還有一個副產品：同時出版於1942年的《局外人》和《西緒福斯神話》，把加繆牢牢定性為一名「存在主義者」；他與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起進入了真正意義上的「介入」哲學作家之列，這批作家主宰了戰後文化和政治主流。不管這個標籤對薩特意味著什麼，加繆始終認為他是被誤解了，1952年2月他寫道：「我不是一個哲學家，我也從來沒有這樣自稱過。」
這話有點兒言不由衷。當然，加繆缺少正規的哲學訓練，如雷蒙·阿隆後來所說，他的哲學試水之作《反叛者》是「稚嫩的」。但是40年代的「存在主義」既很哲學又很不哲學，而法國版的存在主義表面上汲取了德國人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著作之精華，其實聯繫甚微。可以說，是他最著名的小說中的那種氛圍，以及他關於《西緒福斯神話》的隨筆中的論證，或者至少是一些箴言警語，導致加繆的同時代人把他看作「存在主義者」。《局外人》的主人公默爾索承載了其作者企圖表現的人類狀況之「荒謬性」：加繆宣稱，荒謬來自「人類欲求和世界的非理性靜默之間的碰撞」 。
今天，隨著加繆的各種筆記，以及他晚近的遺作《第一個人》的出版，我們對他所謂的要以荒謬的觀點來掌握的東西有了更好的了解。他把自己許多具體的、相當個人化的經歷注入這個概念，特別是和他的母親——一位在他貧困的阿爾及爾童年中幾乎屬於沉默的在場/缺席的文盲婦女——之間多艱的關係；他首先試圖表達的，是與精神世界一目了然的空虛相比，自己保有的在空間和肉慾上的感受的重要性。
這樣，《西緒福斯神話》里就有這麼這一段話：「在一個突然被剝奪了幻象和光芒的宇宙中，人看起來是異邦的，是陌生人。他的流亡無法治癒，因為他被剝奪了一個失去的故鄉或一片應許之地的記憶。這種人和生活之間的離異，演員和背景之間的離異，正是荒謬感。」我們知道，加繆認為評論家忽略了《鼠疫》和《局外人》中的阿爾及利亞背景，可以說批評家也好，崇拜者也好，都經常不是過度闡釋就是忽略他的非文學作品中的信息。但是，40年代的讀者卻只看到《西緒福斯神話》中這些脫口而出的論斷的表面意思：人是「唯一拒絕是其所是的生物」，既會「設定」他的處境又試圖克服它；「存在主義革命」是在一個無重心的世界裡躍起的希望，等等。
這些以及有關人之困境的含糊思考束住了加繆的手腳，他不情願地「投身」巴黎，在1945—1950年間，作為現代處境之存在主義「荒謬」觀的公共代言人呈現於世人面前。但是他從未假裝明白當一名存在主義者的意義；事實上，就這個術語所意味的在形而上學辯論或政治辯論中佔有某種特殊地位而言，加繆從一開始就在唱反調：「我對過於大名鼎鼎的存在主義哲學沒多少興趣，老實說，我相信它的各種結論是錯的；但它們至少代表了一場偉大的智識冒險。」
結果，作家加繆被迫趨附於法國知識分子趣味中的一次重要轉向：19世紀大部分時間裡佔據巴黎文化中心的文學和文人，從20世紀30年代末開始被公共哲學討論之風所取代。來巴黎前，還在為家鄉阿爾及爾的一家報紙寫評論時，加繆就已經對新潮流躍躍欲試。1938年他給薩特《噁心》寫的評論（其時距兩人初次見面還有多年）就很說明問題：「有一類寫作的錯誤在於相信這一點：生命是不幸的，所以生命可悲……宣告存在的荒謬性不能作為目的，它僅僅是一個起點而已。」
至少對加繆而言，薩特式的「存在主義」的悖論在於其強調政治介入。倘若沒有來自外部的責任或理由促使我們去選擇，倘若說除非做出選擇，否則我們的自由就是無邊無際的話，為什麼我們要採取這個公共立場而非那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