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昂·布魯姆如今已處於被半遺忘的狀態。當然，巴黎第11行政區還有一大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廣場；晚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倫敦的老人還愛說「我們的勞合·喬治」，這位「一戰」前英國財政大臣的名字被用來指代他設立的養老金，與之相仿，兩代法國人也感激地把他們的帶薪年假歸功於1936年布魯姆人民陣線第一屆政府的改革。但是在他的時代，布魯姆是個有嚴重爭議的人物：他是法國社會主義的領袖和楷模，身上集中了這一派所有的教義虔誠和自我矛盾；他是1936年人民陣線政府的首腦，這屆政府給人太多期望和憂慮；他是法蘭西第一位社會黨總理兼第一個猶太人總理，其時反猶主義正深入人心；他又是1940年維希政權出爐後貝當一派主要的眼中釘，法國共產黨的（用布魯姆自己的話說）「頭號大敵」。30年來，法蘭西圍繞著這個人的憤怒、仇恨以及政治分化猶如雲飛浪卷，時而瘋狂爆發，如今他也應該被友好地忽略了：這標誌著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法國已發生了許多變化。
1950年，77歲的萊昂·布魯姆去世後，他的聲望隨著史學和政治上的時髦觀點的變化而起起伏伏；人們對他自1936年6月到次年6月在第一屆人民陣線聯合政府中的短暫登場有各種相互對立的評價，許多流行的說法乃是由此而生。人民陣線是一個「錯失了的革命契機」嗎？在掌權一個月後，西班牙內戰爆發，布魯姆極不情願地投票表示不干預，是正確之舉嗎？或者換一個角度，布魯姆和他那些不懂經濟學的同志們是不是加劇了導致他們上台的經濟危機，然後又把危機歸咎於他們無法控制的各種因素？儘管布魯姆懷著最美好的願望，但是人民陣線是不是促進了法國在道德和政治上的全面垮台，並為1940年的崩潰鋪平了道路？布魯姆，援引晚近最冷酷的一位國外批評者的話說（他本國的反對者更凶），是不是「一個經濟上的稚童，一個虛榮的、以為人類的改良和黨派利益的要求彼此和諧一致的警句作家」？
60年前，人民陣線經歷了它哀悲的痛楚。從那以後，歐洲左派史上出現了一個轉折，把它的幻覺砍削盡凈，乃至一些問題現在看來，就像導致布魯姆自己被彈劾的那些政策一樣是過時的，其構想就是錯誤的。工人國際法國分部——布魯姆為之貢獻半生的法國社會黨，現在已經和許多與布魯姆有關的派系間及教義間的爭論一起煙消雲散。此外，我們對維希政府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來源以及1940年德國戰勝的形勢也了解得太多，而布魯姆對1934年和1944年間法國歷史進程的責任心，卻似乎被遺忘了。
但是，這些變化沒有將萊昂·布魯姆本人，一個被遺忘者，扔進堆著更多被公平地遺忘的人的歷史垃圾堆里，它們有助於我們用一種不同的、更有意味的觀點看待他。這個孤獨客，舊小說里走出來的人物，一個沒有宏大的個人野心，特別隨和通達、禮賢下士，在政治上的成敗和他本人一樣不溫不火的還俗猶太人，何以成為「全法國的公敵」？當年，他給自己和自己的觀點招來了時人最大的希望、恐懼和憤怒，現在重新審視這個人，我們能對法國20世紀的歷史有何新的認識？
1872年出生的萊昂·布魯姆出身於一個屬於中產偏低階級的，已經半同化的巴黎猶太人家庭，這個家庭從事金融業，家境一般。他一生從事過三種截然不同的事業。甚至（應該說尤其是）他最兇險的敵人，也公認布魯姆是一個有著非凡稟賦的人，他本來可以把早熟的才華轉向一系列不同的方向——布魯姆17歲時寫有一篇獲了獎的哲學文章，他在亨利四世中學的一位老師評道：「假如此文作者只有17歲，他就是個魔鬼。」1890年，他被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錄取，但是雖然他只在該校像「流星」（埃利·哈列維〔Elie Halévy〕 語）那樣一閃而過，他卻發現這學校限制太多，於是一年之後便申請轉系，進法律系攻讀。
但與此同時，布魯姆已經開始從事他的三個公共職業之一：給興於世紀末巴黎的小型期刊和評論性雜誌寫文學和戲劇評論。到了19世紀90年代中期，剛過弱冠之年的萊昂·布魯姆就在巴黎舞台上確立了自己的位置，包括阿納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以及年輕些的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等人在內的成名作家，都公認他是一位天才的、擁有非凡獨創性的批評家。20世紀初的頭10年內，他一直保持著對文學的關切，在巴黎文學圈中頻頻露臉，甚至於1914年「一戰」爆發前還出版了一部司湯達（Stendhal）研究專著。不過同時他還在開闢另一個事業：當一名成熟的、有影響的法理學者。1895年他被最高行政法院——法國行政法院錄用，當了一名助理辦案員；到1919年從行政法院辭職去議會履新時，他已經是一名政府特派員，寫過一系列法國行政法學方面的重要的、影響持久的意見和建議書，其中許多論證並強化了行政法院作為專斷國家行為的制約者的地位。
在當法理學者期間，1898年，有人請布魯姆幫個小忙：為埃米爾·左拉的審判準備辯護詞，這是他第一次踏進德雷福斯事件的旋渦。此前他對公共事務沒有多大興趣，儘管費爾南·格雷格（Fernand Gregh） 在回憶錄中說，早在1892年，布魯姆就向他流露過想投身「政治」的意思。但是，在德雷福斯遭遇中看到的犬儒主義和不公正，以及他自己對當代公共氣候的失望，改變了他的看法。大約40年以後，在談到他初涉政壇時的情況時，他引用了《戰爭與和平》中的詞句：「一切都這麼奇怪，和他所抱的期望這麼不同。」由於受到讓·饒勒斯思想的感染並深深服膺，布魯姆不僅成了一名活躍的德雷福斯分子，還是一位積極的社會主義者。
若是相信布魯姆自己的陳述，你會覺得他對社會主義理念的親近來得太早了點兒；還在中學時代，他在讀一本講當代戲劇的書時偶見一行字：一個劇中人說，用智力來聚斂財富無可爭議；但財富可以繼承，智力卻不能。用布魯姆的話說，「我的『資產階級』——我微乎其微的資產階級——血統以及我所受的教育使我遠離了勞動生活，我對當今社會法則最早的意識和批判性理解，要歸功於這幾行戲劇語言。」 很可能是這樣，德雷福斯事件中一目了然的不公正，以及饒勒斯的榜樣力量和說服力，這兩個因素共同促成了布魯姆與法國左翼的首次接觸，後來也成為他社會主義忠誠信念畢生的原動力。
但是，要到饒勒斯在「一戰」前夕的1914年7月遭刺殺時，布魯姆才開始積極擔起政治責任。在此之前，他的社會主義活動還僅限於熱忱地支持饒勒斯，後者通過不懈努力，終於在1905年把本來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的各股法國社會主義力量成功捏合成一個政黨，對這個過程的早期情狀，布魯姆在發表於1901年的一篇時局觀察中進行了詳細的勾勒。也只是到了戰爭結束的1919年，47歲的布魯姆才作為來自巴黎的社會黨代表被選入國民議會，並被同事們選為社會黨議會代表團秘書長，從而開始了第三段也是最耀眼的一段職業生涯——當一名民族政治家。後來，他在給1914年的論文「司湯達和貝爾精神」 1930年重版本寫的序言中談到，早年作為一名文學批評家的日子似乎已在事實上非常遙遠了：「從那時起我變了，變得儘可能徹底……這本書是另一個『我』寫的——一個和我完全一體但我還是無法辨認出的『我』。事實上，我覺得我好像在發掘一個死去的兄弟寫的書。」
相對年輕的布魯姆和他成熟的自我，兩者間的距離不僅表現了他的關懷和擔當的改變，還折射出他在自己黨內和國家舞台上掌權的速度。在進入國民議會後的一年間，布魯姆發現自己成了一些法國社會主義者的代言人，那些人反對讓工人國際法國支部依附於新成立的以莫斯科為總部的第三國際的提議。1920年12月底，第18屆工人國際法國支部大會在外省城市圖爾舉行，布魯姆在會上發表了一篇引起轟動的著名演講，捍衛法國民主社會主義這間「老屋」，反對那些追隨布爾什維主義召喚而去的冒險者。就像當時歐洲各地的其他社會主義政黨一樣，他也功敗垂成，沒能保護好黨的統一——它在列寧的暗中操縱下一裂為二：相信法國即將翻版十月革命或被俄國版浪漫主義攪得神魂顛倒的那些人（多數派）組成了共產黨；而繼續忠於饒勒斯遺產或者對俄國革命進行傳統馬克思主義闡釋（「早熟的政變」）的人（少數派）則仍留在社會黨陣營里。
布魯姆的垂範及其對列寧主義的抗辯只得到了社會黨中少數派的接納。但是，從1920年12月起直到30年後去世，布魯姆是他的政黨毫無爭議的道德領袖及其最傑出的思想代表和議會代表。從1921年到1936年，他的政黨從分裂中恢複了元氣，成為法國最大的政治組織，布魯姆悉心照料社會黨，為它找回健康和自信而嘔心瀝血。他令全黨保持對聯盟和統治職責的清醒意識，直到1936年大選時一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