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篇文章最早是為芝加哥大學的布萊德利講座而創作的。謹向布萊德利基金會和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主席羅伯特·丕平教授表達我的謝忱，感謝他們為我提供了一個深入思考法國和法國知識分子的機會。
紐約大學欣然准予我請假去進行此項講座和其他項目，其間的1995年，我在維也納人類科學研究院（IWM）訪學，大眾汽車基金會對我的膳宿給予了部分資助。我感謝這些機構的襄助，感謝IWM院長克萊斯托夫·米夏爾斯基教授始終如一的熱忱招待。這本書的撰寫出版所費時間比預期的要長得多，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編輯T·戴維·布蘭特給予了我極大的耐心和支持。
寫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和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兩篇文章都在西北大學、密歇根州大學、麥克吉爾大學和維也納大學，以及芝加哥大學的公共講座和研究會上發表過，觀眾和參與者以及我自己在紐約大學法國研究所的學生提供了許多批評和建議，他們的貢獻使這本書更加完善。自然，這本書是以我的風格寫成的，其中的錯誤也由我本人承擔。
書中所引有關這三個主題的外語文獻絕大多數系我自行翻譯，未使用現成的英語譯本。例外的情況我也在註解中做了說明。註解中有原文出處的完整名稱，書末的「進一步閱讀」中給出了一些關於更多相關閱讀的提示。
我以這本書紀念弗朗索瓦·傅勒。這幾個講座最初就是應他的邀請而準備的，在他的積極鼓勵下，我把講座題目定為「布魯姆、加繆和阿隆」。傅勒敬仰他們每一個人，儘管他在思想上和私交上與雷蒙·阿隆走得最近。他在巴黎主持一個以阿隆的名字命名的機構；他去世時正在從事一項關於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或許是阿隆最喜歡的法國思想家——的研究。但在某種意義上，傅勒也是布魯姆和加繆的天然傳人。他對法國大革命的學術研究既拒絕馬克思主義闡釋方法，又拒絕新傳統「文化史」進路，確立了他作為大西洋兩岸的學術反對派的地位。他勇敢譴責他那個時代的政治偽善——不管是「反反共產主義」的還是「多元文化」的——令他在法國內外遍樹政敵。他對法國歷史的闡釋在公眾中的影響日益增長，激起了反對者的強烈痛恨，最著名的一次爆發就是在大革命200周年之際，對傅勒及他的「學派」的攻擊呈現出一種明顯的人身化和個人偏見化的傾向。
所有這些遭遇，對這幾篇論文研究的主角而言都是家常便飯了。和他們一樣，弗朗索瓦·傅勒是一位公共知識分子，他作為「局內人」的素質不能為他免除在各個時間、各種圈子裡被視為局外人甚至叛徒的危險。和他們一樣，傅勒至少在兩個方面被視為異類：首先，他顛覆並重寫了法國大革命史——法蘭西民族的「創世神話」；其次，他在晚年發表了一篇石破天驚的談共產主義這一20世紀的神話（或用傅勒的話說：「幻象」）的論文。和他們一樣，他在國外的聲譽很多時候高於國內；和他們一樣，他的影響和思想戰勝了他的批評者，其生命力必將比後者更長久。人所共知，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都不存在一個法國歷史的傅勒派。但同樣，也不存在一個法國社會思想的阿隆派，法國道德主義的加繆派，法國社會民主的布魯姆派。在法國思想和政治活動中，這些人都不自成一黨一派，與人爭鬥；他們歸根結底只代表他們自己和自己的信仰。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遲早會成為法蘭西精神最優秀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