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關於歐洲前景的討論一般會在潘格羅斯（Pangloss）和卡桑德拉（Cassandra）之間搖擺， 也就是蒼白的保證和可怕的預言。我在前文已經指出，歐盟幾乎不可能一邊實現讓聯盟日益緊密的承諾，一邊按照相同的條件接納新成員。但這並不意味著此前取得的一切將因此崩潰，或者毫無意義。歐盟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儘管並不像其支持者所暗示的那麼了不起。畢竟，這正是幾乎所有人都想加入它的原因。
不過，無論在原則上多麼誘人，讓歐洲國家間的聯繫變得日益緊密在實踐中是不可能的，因此這樣的承諾也許是不明智的。為了對歐洲的前景做出更恰當的評估，並對傳統國家的合適地位保持延續性的認識，我不想暗示國家制度在某些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但我們應該認清民族和國家的現實，而且一旦被忽視，它們就將成為危險的民族主義者的選票來源。
此外，舊式的民族國家也許的確更能贏得集體性效忠，更好地保護弱勢者，更公平地分配資源，並彌補跨國經濟形式的不確定性。在這點上，中型的地理和人口實體擁有某種長足的優勢。在歐洲的許多地方，重組已經成為現實——比利時、義大利、西班牙（當然還有南斯拉夫）必然不再會回到過去的憲法和行政形式。但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不去鼓勵對現有國家的進一步分割，無論是以自我表決還是歐洲的行政聯邦主義為名。由此引起的倒退可能遠遠超過了帶來的好處。
歐盟是否應該接納東歐國家呢？關於「歐洲」應該在哪裡結束以及如何在地圖上標出一個統一大洲的邊界，我們並沒有明確的答案。另一方面，出於我曾經暗示的理由，前歐洲社會主義國家永遠無法按照相同的標準加入歐盟。相反，從經濟上說，在可預見的未來讓歐盟以這樣的標準吸收東歐國家只能是慈善之舉（聽上去可能有些刺耳）。那麼，西歐做出這樣的犧牲（假設它有能力做到）是否符合自身利益呢？
讓我們把文化的親緣性問題放到一邊——也就是說，如果西歐被以任何方式同中歐和東歐分離，是否意味著它失去了自身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這是一個長久以來令人感興趣的話題，但對於布魯塞爾的規劃者而言並非如此，他們的「歐洲」正在日益變成世俗和物質的聯盟——單一貨幣就是其最新的目標。今天的西歐人認為，保護自己免受來自東部和南部的人口與經濟威脅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而對於更為傳統的威脅，歐洲所有的防務規劃者都心照不宣地認為，俄羅斯是對歐洲其他國家唯一的重大軍事威脅。這也許是對的，也許不是。更加難以判斷的是，如果一個不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歐盟把勢力範圍日益向前者當下的邊界推進，俄羅斯的威脅是否會變得更大。顯然，西歐和中歐的大國一直以來都認同要在俄國和本國之間保留緩衝國家。但讓許多西方外交官不置可否的是，將這些緩衝國正式納入歐盟是否可以讓它們更好地扮演地緣戰略的角色。
西歐人的爭論還自戀式地集中在歐盟本身的機制上。從《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簽署的那一刻起，從未間斷過的關於擴大和深化聯盟的爭論就簡化成了純粹的決策程序問題。歐洲集體行動的決定應該採用一致同意（像現在這樣）還是多數同意原則？如果是後者的話，多數派應該如何界定，他們的決定又有多大的效力呢？赫爾穆特·科爾、已故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和他們的政治顧問傾向於引入多數同意原則，以避免在試圖滿足那麼多成員國不同利益和訴求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僵局；而英國和一些較小的成員國則傾向於保留否決權（1963年1月，正是夏爾·戴高樂動用該否決權將英國人關在了歐盟之外！），以避免出現有違它們利益的決定——甚至為了避免出現過多任何類型的決議。上述矛盾被推上前台絕非巧合。面對艱難抉擇時，在「十五國歐洲」獲得壓倒性多數都幾乎不可能，更別提一致同意了。
防務和外交政策尤其如此，歐盟在這些領域一向死氣沉沉（儘管除了部分參與的法國，它的重要成員都是北約的完全參與國）。雖然美國對波斯尼亞進行了有效干預（也許有點兒晚），但歐洲不可能繼續在軍事上無動於衷；由於國內的政治壓力和經濟制約，美國無法在每次有需求時都能介入歐洲事務。在軍事或外交問題上，歐盟完全無法讓成員國達成共同的政策或行動。既然在十五個成員的情況下都很難做到，當成員數進一步增加後就更不可能了。結果是可以預見的。如果說歐盟及其前身曾經好比聯合國——在共同利益的問題上達成一致決定，在艱難或關鍵問題上提出異議或者同意暫不做決定——那麼現在它似乎變得更像國聯，對於自己反對的決定，成員國乾脆拒絕接受。與因為某個成員國的拒絕而無法達成一致決定所造成的道德和政治損失相比（比如希臘拒絕承認馬其頓，或者義大利因為與斯洛維尼亞長期的瑣碎的邊界糾紛而堅持阻止後者入盟），如果得到包括德國和其他較小國家在內的多數成員贊同的外交政策遭到英國或法國的拒絕，後果將嚴重得多。
那麼，保持歐洲的穩定，避免匈牙利或斯洛伐克等國的內部問題激化不也是符合西歐人普遍利益的嗎？事實上，這是東歐人認為自己應該加入歐盟的最有力論據——避免東歐民眾間的矛盾，避免因「後共產主義轉型」的失敗造成國內動蕩——這對於離它們最近的西方鄰國最具說服力，特別是德國。但上述論據的出發點純粹是以防萬一，這也是為什麼歐盟試圖通過不完全成員資格和臨時關係等手段來滿足東歐人的要求，而且與歐盟正面臨的實實在在且迫在眉睫的困難相比，它所代表的只是未來和假設的問題。即使歐洲的大門真的因此而打開，結果也只會是聯盟意義以及制度的大幅妥協。此外，「歐洲」的保護傘很可能不會超過昔日哈布斯堡王朝的重要組成部分（波蘭、捷克共和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也許還包括斯洛維尼亞），使它們成為蕭條的歐洲遠郊。更東面的「拜占庭」歐洲（從拉脫維亞到保加利亞）只能靠自己了，它過於接近俄羅斯及其利益範圍，西方對其挑釁式的吸收和聯合都是不明智的。
從現在開始，歐洲將以三種可能的方式之一被德國主導：原先的西歐（1989年前的）改由德國領導——大多數法國和地中海沿岸國家的政客對此可能感到不情願；支持德國的中歐國家，它們現在的領導人希望德國能在擴大後的歐盟中扮演溫和的角色；反對德國的中歐國家，在東部和南部鄰國眼中，德國帶來的更多是負擔和威脅而非利益。後兩者很可能會融合成一類——就像一則捷克的流行笑話所說，這個國家在未來只面臨著兩種危險：德國人大量投資，完全控制了本國經濟，或者德國人不投資，導致本國經濟停滯不前。當然，德國在歐洲事務中不均衡的比重並非新現象。但與過去相比，受此困擾的不僅是焦慮的鄰國，也包括德國本身。
在1989年前後的幾年間，聯邦德國領導人曾急切地向法國等國保證，完全恢複主權的德國不會對它們構成威脅；從1990年開始，出於同樣的考慮，統一後的德國一直在迫切地為自己向東歐擴張的戰略尋找合作夥伴：與歐洲「快車道」的成員共同行動的話，波恩看上去就不那麼顯眼了。因此，與直接以德國公司的名義投資東歐相比，通過奧地利的下屬企業或「合資企業」就不會在當地引起那麼多反對。如果說1989年之前聯邦德國的外交政策可以被概括為「三個平衡」，也就是既不偏向也不得罪華盛頓、莫斯科或巴黎，那麼統一後的德國考慮的則是如何體現本國實力以及在東歐和中歐的歷史地位，不再顧及是否會引起西方盟友的恐懼，或者是否會引發德國人自己對民族野心重燃的擔憂。
正如某些德國作家所指出的，問題在於無論出於何種良好意圖，德國必然會造成歐洲的不穩定。出於這個原因，君特·格拉斯曾經堅決反對統一，而且至今仍對統一的影響表示憂慮和懷疑。阿登納及其同時代人締造的歐洲曾經確立了後希特勒時代聯邦德國的身份，但隨著戰後重組塵埃落定，那個歐洲現在卻陷入了不確定之中。某些戲劇性的歷史相似性也許不能說明問題——德國與奧地利事實上的聯盟並不等同於1938年的德奧合併，而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擴張主義不太可能在德國捲土重來，更別說軍國主義了。然而，自從1871年以來，位於歐洲中部並擁有自身利益的強大德國永遠是其鄰國眼中令人不安的存在。
最近，英國首相在《世界報》（Le Monde）撰文探討了誰該為歐洲負責，該文以「建設21世紀的歐洲」為題，佔據了一個整版，但居然一次都沒有提到德國！首相明確指出，歐洲的未來掌握在英國和法國手中，兩國對時局的發展方向表達了共同的擔憂，越來越多地為彼此提供支持；雖然沒有明言，但文中還是暗示了兩國的憂慮，無論是歐洲重心的東移，還是新的決策機制（它們的利益會被數量佔優的小國稀釋），都將使兩國蒙受重大損失。另一方面，英法兩國（有時）有意願和能力在外交事務中擔當領導者。在大西洋聯盟今後的危機中，這將成為21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