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後最初的歲月里……集體性失憶成了歐洲人的庇護所」［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Hans-Magnus Enzensberger）］。這種遺忘和從頭開始的想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希特勒戰敗僅僅兩年後即開始了冷戰，三年後爆發了朝鮮戰爭，朝鮮戰爭結束後不久，西歐的經濟奇蹟拉開了帷幕。人們沒有時間，當然也沒有動力去反省戰爭和淪陷的真實經歷——也就是說，沒有時間悲傷。1945年歐洲各地一觸即發的革命性內戰被扼殺了，它們的源頭被埋在集體性的沾沾自喜中：「我們」贏得了戰爭，「我們」開展了抵抗，「我們」將建設一個更美好的新歐洲。
如果不是西歐人快速把戰爭拋在腦後，許多戰後歐洲國家的重建將艱難得多，更別提任何歐洲共同體了。但這樣做的後果是，「歐洲」在回歸的記憶面前極為脆弱——過去不僅是理解之源，也是現實的負擔。歐內斯特·勒南（Er Renan）一針見血地指出：「遺忘或者說歷史錯誤是民族史的關鍵要素，因此對於民族而言，歷史研究的進步經常是個威脅。」
但威脅到戰後輕易取得的穩定局面的不是歷史研究，而是歷史本身。當然，歷史研究也在其中發揮了作用，比如對維希法國的調查［特別著名和有代表性的是哥倫比亞的外國史學者羅伯特·帕克斯頓（Robert Paxton）發表的成果］；在聯邦德國，由史學家等參加的「歷史辯論」（Historikerstreit）探討了納粹的整個興亡過程（特別是對猶太人的滅絕）是否具有唯一性；在庫爾特·瓦爾德海姆（Kurt Waldheim）承認自己加入過納粹組織並對戰時軍旅生涯「記憶有誤」後，奧地利史學界再度活躍起來；義大利也開始嘗試性地質疑反法西斯神話，特別是克勞迪奧·帕沃內（Claudio Pavone）關於1943—1945年義大利內戰的作品——這些成果共同描繪了一幅1945年歐洲更加複雜的圖景，使其沉重的遺產得以呈現。 不過，真正讓情況發生徹底改變的（也可以說為戰後時代最終畫上句號）是1989年的劇變。
共產主義的終結也是記憶的開始。在前社會主義國家，這條定理的真實性是不言自明的。過去六十年間關於中歐和東歐歷史無法言說（甚至不為人知）的東西現在浮出了水面，並對另一種有所不同但同樣令人不適的記憶壓制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 在民主德國，人們樂觀地相信，經濟繁榮會讓分裂的國家走到一起，並洗刷掉不愉快的記憶——簡而言之，他們試圖複製聯邦德國的「經濟奇蹟」及其附帶的好處——這種想法的破滅更多的不是因為記憶的存在，而是無法取得類似20世紀50年代初聯邦德國那樣的經濟轉型。
不過奇怪的是，1989年的事件對西方產生了更大的道德衝擊。畢竟，大多數東歐人都知道自己生活在謊言中，關於他們過去和現在的官方描述與他們記憶中的經歷和現實的觀察大相徑庭。對於曾經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多數人而言，1989年的「創痛」主要是社會經濟的動蕩和政治上的失望。但對西歐人來說，1989年意味著層層的幻覺和沉默即將被揭開。這種困境在法國最為強烈。正當法國人經歷了昂利·魯索（Henry Rousso）所稱的「維希綜合征」的折磨並恢複過來，正當他們結束了無力承認戰爭歷史的四十年，開始清醒地直面它時，他們發現自己關於本國戰後地位的一切認識都受到了嚴重挑戰。
作為西歐的基礎，法德雙領導制的核心是一種讓兩國各得其所的安排：德國執掌經濟大權，而法國則享有政治主動權。當然，在最初的歲月里，德國人尚未擁有今天的財富，法國人是真正的主宰者。但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情況發生了變化；從此，法國在西歐事務中的霸權基礎只剩下無法動用的核武器，無法在歐洲部署的軍隊，以及國際政治地位（這主要得益於戰後三大戰勝國出於自身利益考慮而表現出的寬宏大量）。法國和聯邦德國關係中心照不宣的前提是：你們假裝不強大，我們假裝沒注意到你的強大。
與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法德關係最接近的是19世紀初奧地利和普魯士的關係。在正經歷工業化過程的日耳曼北方諸邦中，普魯士正變得日益富有和強大，但奧地利人認為，這種情況並不非常危險，甚至還能帶來某些好處，只要哈布斯堡王朝仍然是歐洲德語國家的主導者，並得到相應的尊重就可以了。等他們意識到自己昔日的主導地位只是虛名時已經太晚，繁榮的普魯士有了擴張影響的野心以及將這種野心變成現實的實力：奧地利人被打敗並屈服，失去了主導者的地位，在統一後的德國內部沒有了位置。誠然，法國不可能再一次在德國人面前遭受（軍事）失利，但在其他所有方面與上述情況非常相似。
於是，隨著1989年鐵幕的拉起以及人口和財富遠遠超過法國的統一德國的誕生，法國外交史上一個獨一無二的時期畫上了句號。從1951年到1989年，法國一直享有特別的行動自由，並因此對手中的真實權力產生了幻覺——與它結盟的是一個強大但不構成威脅的鄰國，而唯一對其安全可能構成威脅的國家遠在東方，這種情況在幾個世紀以來是第一次。輕易取得的政治優勢地位使得大多數法國人都沒能看見本國在歐洲的存在正日漸削弱。
下面的經濟數據也許可以證明這點。1990年的一份法國經濟影響力（以它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對雙方的重要性為衡量標準）的圖表顯示，法國的存在僅限於歐洲九國，即六大初始成員加上英國、愛爾蘭和丹麥。相比之下，德國的經濟影響範圍不僅包括歐盟十五國，還涉及歐洲南部和東部的國家。上述數據的意義非常清楚。從1951年到1990年，除了鞏固原有地位，法國幾乎沒做什麼，而德國經濟則擴展到整個歐洲。法國成了局限於歐洲西部邊緣的地區性力量，而德國甚至在統一前就再次成為了歐洲大國。
更為意外的是，所有人都遲遲不願承認真相。正是由於「二戰」的屈辱經歷（以及後來在越南的軍事失利、北非的平民衝突以及1958年第四共和國的垮台），法國人有各種理由堅持在小歐洲扮演主導角色——就像我們所看到的，法國的利益在那裡受到特別照顧。不過在某些方面，1989年的衝擊帶給德國的影響同樣巨大。如果說國勢不振和國際權力的式微勾起了法國人痛苦的記憶，那麼在德國造成同一結果的則是表面上的權力過剩。從阿登納到科爾，德國政客們的一貫做法是對德國的力量保持低調，追隨法國的政治動議，並強調自己的願望只是在歐洲繁榮的基礎上保持德國的穩定；這些表態捆住了德國自己的手腳，留給1989年後的歐洲一個肌肉僵硬、全無民族使命感的國家。
於是，今日德國的國家日程顯得有些應接不暇。除了合併民主德國後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德國人還必須面對「東方政策」帶來的困局：許多德國政客（特別是左翼）很想讓過去的狀況延續下去，希望柏林牆能夠繼續存在一段時間。1989年前的聯邦德國人（尤其是社會民主黨）對民主德國的政治迫害置若罔聞，「東方政策」與「局勢緩和」才是首要考慮的。儘管大多數聯邦德國人選擇將其從記憶中抹去，仍有不止一位的民主德國的異議人士對此耿耿於懷。德國人還不得不面對本國實力所帶來的尷尬——既然他們現在有能力領導歐洲（而且事實上正在這樣做），他們將把歐洲帶往何方呢？他們是哪個歐洲的天然領導：是法國打造的偏西的「歐洲」，還是符合德國利益的那個傳統歐洲，那個德國並非處於東部邊緣，而是居於正中的歐洲呢？這時，記憶的大門再次打開。居於歐洲中心的德國所喚起和讓人聯想到的東西是1949年後許多民族（德國人可能尤其如此）不願面對的。但讓德國熱情而並不十分合理地依戀自己的西部邊界，彷彿那是讓它免遭心魔困擾的唯一屏障，這種形象也不是很能讓人接受。
在漫無止境的歐盟辯論中（如單一貨幣、貨幣聯盟、開放或封閉邊境、標準化和多數表決，這些議題從1955年甚至更早開始便以某種形式出現在歐洲的談判桌上），只有一個問題與此密切相關：歐盟是否應該擴張？如果是的話，擴張的程度和條件又是什麼？擴張的程度越大，條件越嚴格，德國的核心地位也必將越明顯。在偏處一隅的歐洲度過四十年悠閑時光的法國有各種理由對上述擴張表示恐懼：並非因為它代表了歐洲大陸權力平衡的偏轉，而是因為它證明了這種偏轉正在穩步進行。由於歐洲不可能停滯不前，另一種選擇只能是花更多的時間來完善（和保護）「現實存在之歐洲」的制度，儘可能延緩東擴（除了賦予無意義的身份）。
但如果德國和法國繼續做著美夢（至少兩國的政客是這樣，不過民調顯示，兩國選民對歐洲的前景表現出越來越多的懷疑），並鼓勵其他國家效仿呢？如果就像已故法國總統密特朗曾經含蓄地表示恐懼和試圖避免的那樣，1989年後真正的問題在於：任何讓歐洲進一步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