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幾個歐洲？這樣的問題聽上去顯得奇怪，下面的答案在直覺上似乎是顯而易見的：只有一個歐洲，正如只有一個亞洲和非洲，等等。和其他大洲一樣，歐洲分為北部和南部，東部和西部，各部分還可以繼續細分。誠然，歐洲東部的邊界是模糊的，沿著一片廣大的、地形學上不明確的地域與西亞接壤；但其他部分的邊界是足夠清晰的。此外，歐洲是一個自我意識歷史悠久的小洲，這意味著歐洲人的身份比根據地理起源決定的「非洲人」「亞洲人」或「美洲人」更加精確。比如，儘管人們偶爾會嘗試確立某種「泛非洲」意識，但把非洲人聯繫起來的幾乎只有共同的殖民地經歷。相反，「歐洲性」則是歐洲人自己造就的。除了地緣關係和共同的過去，他們似乎的確分享著某些天生和基本的東西。
有意思的是，歐洲人長期以來共有的並把他們聯繫起來的紐帶之一恰恰是分裂意識。在各族群內部和之間劃清界限是這個大洲的居民最典型的思維定勢之一。這個過程始於公元4世紀末羅馬帝國分裂成東西兩部分，單一實體變成了兩個部分的總和；加洛林王朝的興起鞏固了分裂的結果，讓此前處於無政府狀態、行政上有欠清晰的歐洲西部擁有了明確和穩定的邊界。查理曼於9世紀建立的帝國與「二戰」後最初的「六國」歐洲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同樣覆蓋了法國、聯邦德國、比荷盧三國和義大利，儘管它把義大利中部和南部排除在外，並包括了今天的加泰羅尼亞地區。羅馬、加洛林王朝和之後的某些帝國沒有精確的邊境線，而是把界牆（limes）、邊境區（marches）和軍事區作為邊界；加洛林王朝的東部邊界和拜占庭帝國的北部邊界一直是不精確的。但到了14世紀，當歐洲的邊界「封閉」後，東西歐洲的區別也變得極為明顯。
今天，人們有時會認為，東西歐的分割線是冷戰時期的人為產物，是在單一文化空間內部新近拉起的不必要的鐵幕。事實並非如此。在19世紀，當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者們早已控制了深入今天烏克蘭的廣袤土地時，奧地利首相梅特涅曾說過一句名言，把通向維也納東門外的公路視作亞洲的開始。他不是第一個表達這種觀點的人：曾在1669年遊歷過哈布斯堡王朝國土的英國人愛德華·布朗（Edward Brown）曾表示，剛一踏入匈牙利，「我們就好像離開了自己的世界……在抵達布達（Buda）前，我們彷彿踏入了世界的另一個部分，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 無論他們的偏見源於何種動機，這兩位奧地利人和英國人都提到和證實了一條從北向南貫穿歐洲中部的隱形分割線。15世紀末的日耳曼作家康拉德·策爾蒂斯（radus Celtis）也留下了驚人相似的忿恨之詞：「我們著名的但澤港（Danzig）落在波蘭人手裡，我們的出海口厄勒海峽（Sound）落在丹麥人手裡。」在三個多世紀後，這兩個地方將成為當代歐洲衝突的導火索。但策爾蒂斯不滿足於此，而是繼續抱怨說，東部的某些聚居區「被從日耳曼本土分開……比如特蘭斯瓦尼亞（Transylvania）的薩克森人，他們和我們擁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母語。」
與不萊梅的亞當（Adam of Bremen，11世紀的編年史學家。他曾指出，「斯拉夫世界」從易北河以東開始，向南延伸至黑海）一樣，策爾蒂斯及其繼承者們所描繪的是一種從10世紀末開始便在西歐反覆出現的情感：羅馬帝國、加洛林王朝、洛林王國、霍亨索倫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邊界就是歐洲的邊界。由於馬扎爾人來到多瑙河平原後（公元9世紀）歐洲唯一的大規模人口流動是日耳曼定居者向東部的遷徙，西歐人會自然而然地把東歐的土地視作某種意義上的「陌生世界」，那裡生活的是有待教化和管束的野蠻人。即使當這些人早已成為東西方帝國的臣民後，上述態度仍然沒有完全消失。
宗教因素加深了這條古老的裂痕。從羅馬帝國晚期開始，所有的歐洲帝國都和某種統治性宗教建立起了緊密的聯繫。拜占庭和查理曼分別在自己控制的土地上推行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作為它們繼承者的俄國人和奧地利人延續了這一做法，但只有東部的帝國逐漸把世俗和精神權力聯繫甚至結合起來。因此，這兩種形式的基督教成了歐洲不同地區的代表。實際上，歷史悠久的教會區劃和習慣在許多方面是歐洲人所有分歧中最為根深蒂固的——今天法國天主教的教區體系借鑒了羅馬帝國行省組織的地理劃分；奧斯曼帝國在巴爾幹的邊界和米利特製度（millet，土耳其統治者賦予基督徒特權，以換取他們的效忠，特別是軍事效勞）都明白無誤地反映了東正教作為該地區標籤的突出地位。在民族混雜的地區，宗教信仰同樣體現和決定了社會地位：在波羅的海地區，地主是天主教徒，農民是東正教徒。這種社會—宗教的分歧也體現在語言上。正如說意第緒語是猶太人的標識，在今天的波蘭和烏克蘭，信奉東正教的農民說立陶宛語、羅塞尼亞語或其他土語和方言，而同一地區的天主教徒則說波蘭語。到了19世紀，以哈布斯堡王朝為首的歐洲各地出現了「民族」身份的覺醒，這大多和語言聯繫在一起，即使有的語言並不古老，甚至是為了政治目的被發明（或改造）的；選擇某一種克羅埃西亞或斯洛伐克方言作為未來國家的「民族」語言也許不完全是隨機的，但無疑是武斷的。
在西歐，突出的分歧不是出現在東西之間，而是南北之間。到了17世紀，這種分歧已經相當明顯了：北方人主要是新教徒（路德宗、加爾文宗或聖公會），語言屬於日耳曼語系，並按照明確的邊界被劃分成民族國家；南方人則使用拉丁語系的語言，信奉羅馬天主教，他們的聚居區仍然處於皇帝或教皇的統治之下。儘管在法國和德國的國內歷史上，或者在西歐統治者之間的衝突史上，這些分歧產生過重大的影響，但它們的意義永遠比不上東西歐之間的隔閡。這是因為從近代史伊始，西歐國家間的文化和商業聯繫便超過了它們的分歧，從12世紀的城市文藝復興到18世紀的啟蒙運動，西部歐洲擁有共同而自成一體的歷史。
誠然，西歐的經濟和文化重心經歷過巨大的變遷——從萊茵蘭到倫巴第，然後是威尼斯和托斯卡納，隨後又回到低地國家，最終停留在西班牙、法國和英國等大西洋沿岸大帝國的首都。但它們很少會過於偏東，甚至從未越過維也納。無論布拉格和維爾紐斯（Vilnius）一度多麼繁榮，它們從來都不是典型意義上的「歐洲國家」的首都，就像某個歷史時期的佛羅倫薩、馬德里、阿姆斯特丹、巴黎、倫敦和維也納那樣。至於這種現象的原因何在，我們在此不做討論。奧斯曼土耳其人的興起和美洲的發現讓歐洲歷史的中心大幅轉向大西洋。反宗教改革以及1620年波西米亞新教貴族在白山戰役中的失利無疑是波西米亞的一場歷史性災難，因為16世紀的布拉格剛剛經歷過學術和藝術的繁榮。莫斯科大公國的興起終結了波蘭在歐洲歷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現實（儘管沒有終結它的長期夢想）。上述事件都已成為過去，但從此以後，我們眼中的大部分歐洲史實際上都是西歐史（包括北部和南部）。
如果說由南北兩部分組成的西歐具有明確的邊界，而不幸的東歐同樣如此，那麼兩者的分界線在哪裡呢？是不是從的里亞斯特（Trieste）到格但斯克（Gdansk，即但澤）的古老連線？既然加洛林王朝的邊界，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奧地利和匈牙利地區（某些部分）的界線，以及1947年後「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陣營」的西部邊界體現了驚人的一脈相承，那麼是否足以得出結論，它們中必有一條可以作為分界線呢？從達爾馬提亞沿岸到立陶宛，的確存在著一條由要塞、邊境定居地、戰略性村鎮和歷史上的十字路口等組成的連線，多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德國人和斯拉夫人，奧地利人和土耳其人，以及天主教和東正教的交匯點。但它所通過的地區也是波蘭人、立陶宛人同俄國人交匯、融合和衝突的場所。羅馬天主教的勢力範圍遠比格但斯克偏東，在深入斯拉夫世界腹地的村鎮和山谷仍有人說（或曾經說）德語，而波西米亞則是工業革命的參與者，並且至少在1948年前仍是其中相當繁榮的地區（沒有什麼能比工業革命更好地區分西歐和歐洲其他國家了）。為了方便起見，是否應該像許多人提出的那樣，單獨劃分出一個「中歐」呢？
這樣做有很多好處。以里加（Riga）到布拉格，的里亞斯特到薩格勒布（Zagreb），然後經利沃夫（Lvov）回到波羅的海各點連線為界的四邊形區域擁有許多共同點。它的絕大多數人口是說斯拉夫語的天主教農民，都經歷過帝國的影響和民族主義思潮。在建築遺產和文學傳統上，那裡的城市和村鎮都確定無疑地體現了歐洲主流的風格，同時也帶有它們自身的鮮明特色和傳統。在1848年之後的一個世紀里，它的文化明顯受到知識分子的影響，特別是在城市。最重要的是，它與東部和南部接壤的地區截然不同，在許多個世紀里一直試圖同後者保持距離。因此，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