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煤鋼共同體（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unity）誕生於1951年，設想來自讓·莫內（Jean Mo），由法國外長羅貝爾·舒曼（Robert Schuman）於1950年提出計畫。1958年，它改組為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iunity），俗稱「六國歐洲」（法國、聯邦德國、義大利和比荷盧三國）。後來，這個位於大陸最西端的繁榮「歐洲」又接納了英國、丹麥和愛爾蘭，成為「九國歐洲」。隨著20世紀80年代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加入，它進一步擴大，成為「十二國歐洲」。最新加入的奧地利、瑞典和芬蘭讓它的成員國達到十五個。今天，當人們提到斯洛維尼亞和波蘭等未來可能的新成員時，他們會大言不慚地直接說：這些國家「正在加入歐洲」。
這種有趣的措辭表明，今天的歐洲更多是理念而非地域，是一個利益共享和相互合作的和平、繁榮與國際化的共同體，是一個「思想的歐洲」，代表了人權，代表了商品、思想和人員的自由流動，代表了日益深化的協作與團結。這是一個超現實的歐洲，比所在的大陸更具歐洲性，在歐洲內部傳承了古代文明的一切重要價值，並摒棄了其陰暗的一面，但它的出現不僅是因為歐洲東部的那一半變成了社會主義。畢竟，這個「歐洲」不僅沒有人民民主，而且「歐洲人」試圖借鑒的許多社會和公民美德來自瑞士、挪威、奧地利和瑞典（後兩國不久前才加入歐盟）。今天，這個「歐洲」以嚮導和希望的形象出現在我們面前，如果想要理解它的起源和局限（甚至危險），我們必須回到近代史上的某個時刻，任何歐洲模式的前景在當時都顯得特別黯淡。
今天的人們在回顧歷史時會錯誤地認為（這是情有可原的），主導戰後西歐重建的是以統一歐洲大陸為目標的理想主義者。這樣的人無疑是存在的，比如1947年的歐洲統一運動（European Unity Movement）等組織的成員。但他們對現實世界沒有產生任何明顯的影響。有趣的是，在歐洲大陸統一問題上最為高調的英國領導人，恰恰在後來歐洲共同體的真正建設過程中沒能扮演任何積極的角色：1942年10月，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對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表示，「如果俄國（蘇聯）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淹沒了歐洲古老國家的文化與獨立，那將是一場無法想像的災難。儘管現在還很難說，我仍然認為歐洲大家庭會在歐洲議會的領導下同仇敵愾。」 1945年，在歐洲大陸的解放區的確流行過一陣理想主義的情緒，但大部分宣揚者著眼的是本國：按照戰時參加抵抗納粹佔領運動的各派所劃定的秩序進行洗牌和改革。甚至在20世紀50年代相當長的時間內，歐洲的學者或政客主要關心的仍然不是未來統一的歐洲，而是本國的政治。
在那些年主導歐洲人前進方向的既非理想主義，也不是歷史命運的必然。從戰後的現實來看，很難說希特勒戰爭倖存者們的攜手是順理成章和不可避免的。1944年，美國記者珍妮特·福萊納（Ja Flanner）在為《紐約客》寫的專欄中所預見的是截然相反的情況：絕望的各國將在歐洲內部打響稀缺資源的爭奪戰。誠然，西歐各國必須設法展開合作是顯而易見的；但僅憑戰後精疲力竭和集體困窘的現狀，不可能推測出合作的程度和形式。此外，許多可能的合作形式（特別是經濟合作）完全無關理想，也並不預示著未來的統一。
事實上，為了克服共同的問題而將經濟利益捆綁起來的做法完全不是新發明。歐洲「合眾國」的想法早在19世紀中葉就被提出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箴言報》（Le Moniteur）在1848年2月對其進行了鼓吹］。此外，還有多種方案提出以瑞士的州制度為模板建立歐洲經濟聯盟。關稅同盟是另一種在19世紀相當流行的想法，有的方案提出擴大1834年成立的德意志關稅同盟，將荷蘭、比利時、丹麥甚至哈布斯堡王朝也吸收進來，不過它們最終沒能成為現實。
貿易協定問題在「一戰」後重新受到重視，隨著戰後一些帝國的解體以及生產單位和貿易模式的被破壞，對卡特爾和貿易協定的需求成了亟待解決的問題，與遏制20世紀20年代初的貨幣貶值和物價下降同樣迫切（因為害怕美國的競爭而產生的反美情緒也不容忽視，它至今仍在鼓勵和影響著歐洲內部的貿易合作）。在這一時期的協定中最著名的是1926年9月簽訂的國際鋼鐵卡特爾（Iional Steel Cartel），締約國包括德國、法國、比利時、盧森堡和薩爾州（Saarland，根據《凡爾賽條約》，它當時獨立於德國）。一年後，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和匈牙利也加入進來。1929年，德國生產商宣布退出。兩年後，在大蕭條最嚴重的時期，協定被廢棄了。
人們還採取了其他類似的手段來拯救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歐洲經濟——比如1930年的所謂奧斯陸集團（Oslo Group，包括斯堪的納維亞和比荷盧三國）以及1934年義大利、匈牙利和奧地利締結的羅馬協定（Rome Protocol）。但它們都沒能阻止經濟停滯的主要原因和表現——貿易崩潰的發生。從1929年到1936年，法國對德國的貿易下降了80%，德國對法國的出口下降了85%。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38年，法德兩國仍在絕望地試圖用貿易協定來扭轉局勢。按照該協定（最終沒能簽署），法國將從德國購買更多的化工和機械產品，而德國則從法國進口更多的農產品。
除了這些脆弱和失敗的經濟合作嘗試之外，人們還採取了外交手段，特別是法國政治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和德國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為推進法德合作所做的努力。20世紀20年代，施特雷澤曼不厭其煩地呼籲取消關稅壁壘，甚至提出建立歐洲貨幣。儘管並不很認同瓦爾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這位德國的內閣部長1922年被民族主義分子暗殺，斯蒂芬·茨威格稱其為歐洲的理念「獻出了生命」）的觀點，但他無疑相信，把德國放在更廣闊的歐洲環境中是最有利的。白里安更加雄心勃勃（儘管細節上有欠考慮），他在1929年提出了建立歐洲合眾國的方案，並表示「像歐洲人這樣來自同一地緣集團的諸民族之間應該擁有某種聯邦式的紐帶」。英國外交部對白里安的計畫發表了富有洞見但略顯懷疑的評價，認為它的目的在於「重組和鞏固歐洲的財政和工業，以便確保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能夠對抗日益崛起的非歐洲勢力的競爭，特別是美國。這永遠是『歐洲合眾國』或者『泛歐洲』概念的主要目的。很難想像『泛歐洲』還能有別的什麼意義。」
可見，戰後歐洲最終選擇的經濟一體化道路不乏先例，這類理念和計畫的捲土重來也完全沒有特別的理想主義色彩。相反，依靠跨國組織來振興低迷歐洲的想法在各個政治派別中都有支持者。特別是（但不是唯一的）兩次大戰間的法西斯分子，他們曾經在口頭和書面上提出要建立一個重新煥發青春的歐洲，拋棄過去的分裂，團結在一系列共同的目標和制度周圍。20世紀30年代，年輕的中間路線者們——如比利時社會黨人保羅-昂利·斯帕克（Paul-Henri Spaak），後來的比利時外交部長和歐洲政治家——紛紛加入新成立的「青年歐洲」（Jeune Europe）等組織，並在那裡遇到了志同道合者，比如在法國淪陷期間出任德國駐巴黎大使的奧托·阿貝茨（Otto Abetz）。
20世紀20年代，歐洲統一理念背後的驅動力來自和平主義。在1922年的一份支持歐洲合眾國的宣言中，起草者表示，統一的歐洲將不再有戰爭。宣言的一位重要簽署者是年輕的法國人讓·呂謝爾（Jean Luchaire），在維希政府統治下的法國，他成了一家主要的合作主義報紙的主編——這並不完全是巧合。但到了「二戰」結束時，關於統一歐洲的討論被蒙上了陰影：阿爾伯特·施佩爾（Albert Speer）以德國為模板提出了名為「歐洲新秩序」（New European Order）的歐陸新體制計畫，它曾經回蕩在上千次的戰時講話中，讓關於新歐洲的願景等同於反布爾什維克和與納粹合作，等同於拋棄自由、民主但分裂的戰前世界。
因此，在德國戰敗後的最初幾年裡，很少再有人提起「統一的歐洲」也就不足為奇了：這個字眼受到了玷污。戰後歐洲締造者們的動力來自最普通和最傳統的現實與民族動機——這毫不奇怪，因為他們成長於一個民族國家和同盟的世界，他們成年後最早的記憶來自「一戰」之前。1945年後，他們只能根據過去的經驗、錯誤和計畫來構想新的發展方向。
與1918年相比，法國人在1945年面臨的困境並無本質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