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確智慧過人，所以能洞悉我們的時代；因為知道它的不足之處和優勢所在，因為聰慧，我們調整自己在其中的位置。我們不要毫無目的地一味凝視渺茫的前方，要保持頭腦冷靜，稍稍環顧四周，看看我們所處的複雜形勢。
——托馬斯·卡萊爾
造物主造出面積不大的歐洲，甚至又把她分成更小的部分，讓我們高興的不是她的面積大小而是她的多樣性。
——卡雷爾·恰佩克
在歐洲，我們是亞洲人；在亞洲，我們是歐洲人。
——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
共產主義在歐洲失敗了，蘇聯分崩離析，隨之而去的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體系，還有整個大陸的政治體制和地理形態。45年來——大多數歐洲人已經沒有印象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令人心神不安的陰霾揮之不去，歐洲的意外分裂和隨之而來的一切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而現在這些影響已被一掃而空。回顧戰後的幾十年，歐洲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如果把戰後這幾十年看成是新時代（意識形態長期兩極化）開端的話，戰後這幾十年其實就是延續始於1914年歐洲內戰的尾聲，從阿道夫·希特勒戰敗，到最後裁決第二次世界大戰遺留未盡事宜之間的40年空白期。
隨著1945-1989年這段歷史的逝去，人們的期待也越來越美好。戰後西歐「經濟奇蹟」令人歡欣鼓舞，它讓該地區重返其曾在1914-1945年期間失去的世界貿易和生產的舞台。其經濟增長率堪比19世紀末期。這的確是不小的成就，但也絕不是當代人所幻想的突飛猛進，一片欣欣向榮。
冷戰是戰後復甦的原因而非障礙。就像當年奧斯曼帝國的威脅一樣，蘇聯帝國的陰影在震懾歐洲的同時，也讓倖存的歐洲殘餘力量團結起來。當東歐國家解體時，西歐繁榮起來：西歐免於承擔幫助曾經是古老大陸帝國的國家擺脫貧困和落後的義務；並且有美國軍事大傘的保護，可以防止有人在政治上捲土重來。不過，在東歐國家看來，這向來都是井蛙之見。隨著歐洲共產主義失敗和蘇聯的解體，這些都不復存在。
與此相反，作繭自縛卻又洋洋得意的戰後西歐——有經濟區和自由貿易區，有可靠的外部聯盟和眾多的內部盟國——突然顯得脆弱起來，一方面需要回應它東邊的未來「歐洲居民」的受挫的期待，而同西邊大洋彼岸的超級大國之間也不再是那種不言自明的依附關係。在描繪歐洲共同的未來時，西歐人不得不再一次承認歐洲大陸的大步向東邁進，他們必然會回歸到歐洲共同的過去。
1945-1989年這段歷史很能說明問題。300年來，國家之間的戰爭一直都是歐洲的一種生活方式，而這種特徵在1913-1945年間達到了災難性的程度：20世紀上半葉，大約有6 000萬歐洲人死於戰爭和國家發動的殺戮。而在1945-1989年，歐洲大陸沒有爆發過國家之間的戰爭。 兩代歐洲人至今都難以想像，和平是這麼自然的事情，他們就是在這種和平環境下成長的。作為政治的延伸，戰爭（和意識形態的對抗）「外包」給了所謂的第三世界。
值得回憶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在與鄰國和平共處的同時，在國內卻開展了一場形式獨特、曠日持久的鬥爭：在多數情況下是嚴厲的檢查制度，強加的匱乏和強行管制，但偶爾也會爆發公開衝突。值得一提的有：1953年的柏林衝突，1956年的布達佩斯衝突，1968年的布拉格衝突，1968-1981年在波蘭零散發生的衝突，以及在隨後的軍事管制下發生的一些衝突。因而戰後幾十年的東歐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不盡相同的（不過還是有說明作用的）。與過去相比，東歐也經歷了一段不同尋常的平靜時期，儘管是無意而為的。
隨著新世界秩序（或混亂）的問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時代很快成了人們的回憶。這個時代能否讓人懷念，能否讓人感到遺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生於何時何地。鐵幕兩邊生活在60年代的孩子——他們是1946-1951年間出生的嬰兒潮那一代人的代表——肯定會飽含感情地回顧「他們」那10年的美好記憶，並認為它意義非同一般，儘管這有點誇張。在西方，與以前的恐怖相比，至少他們的父輩對這個時代的政治穩定和物質保障心懷感激。
但在對於60年代沒什麼印象的年輕人眼中，逐漸老去的一代對那個年代念念不忘，他們自我中心式的自誇令人反感。而許多在共產主義下度過一生的年長者所記得的，不僅僅是鐵飯碗工作、低廉的租金和安全的街道，人才的浪費和希望的破滅更讓他們記憶猶新。鐵幕兩側的雙方要從20世紀的瓦礫上重建家園、恢複生產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當然，和平、繁榮和安全是有的，但是人們先前樂觀的信念卻永遠消失了。
維也納小說家、文藝批評家斯蒂芬·茨威格在1942年自殺前，曾寫到對已經逝去的1914年前的歐洲的渴望，並表達了對「在信心時代尾聲已不再年輕的人們」的同情。60年後，即20世紀末，幾乎一切都已恢複或重建，但唯獨茨威格那一代歐洲人帶到20世紀的信心永遠無法完全重建：因為發生了太多的事情。經歷戰爭的歐洲人在想起巴黎「美麗時代」時，或許會低聲抱怨「要是……該多好」；人們每每想起歐洲所經歷的持續30年的災難，絕大多數人的感覺就是「永遠不要再有戰爭了」。
簡而言之，開弓沒有回頭箭。東歐的社會主義是解決現實問題的錯誤答案。西歐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即如何處理髮生在20世紀上半葉的這場戰爭災難。西歐是這樣做的：把近代歷史全然拋在一邊，扼要概括了19世紀下半葉所取得的一些成績，比如國內政治穩定、經濟生產逐步增長、對外貿易穩步擴大，然后冠以「歐洲」之名。然而，1989年後，繁榮的「後政治」的西歐又一次面對它的孿生兄弟東歐，「歐洲」不得不重新思考。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人們並不一致贊成放棄「繭殼」。1993年，雅契克·庫倫在為波蘭雜誌《政治》撰文時推測說「某些西方政治人物對舊世界秩序和蘇聯還是很懷舊的」，他並沒有誇大其詞。但「舊世界秩序」——人們熟悉的過去40年的停滯不前——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歐洲人現在面臨的不僅是未卜的前途，還有變幻莫測的歷史。近來曾經簡單明了的事情現在又一次變得複雜難懂了。到了20世紀末，在歐亞大陸西部海角的5億人口中，越來越多的人集體質疑他們的身份。誰是歐洲人？做歐洲人意味著什麼？什麼是歐洲？歐洲人想讓歐洲成為什麼樣？
分析「歐洲」的本質不會有多大收穫。「歐洲」這一概念本身就是頗具爭議的話題，且歷史久遠，有些概念還頗負盛名。在各種會議和條約中反覆重申某一歐洲「概念」，雖然表示今天大多數歐洲人屬於歐盟，但是通過歐盟還只能了解到歐洲人生活的一部分。在如今這樣一個人口變遷、調整和移民時期，歐洲人口數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而且更具多樣性。也只有在承認這種多樣性並繪製出他們共同的輪廓，劃定他們是否具有歐洲身份和歐洲經歷的分界線之後，才能去描述21世紀初期歐洲人的共同特點。
「繪製」一詞需慎用，因為歐洲畢竟是一個國家間的邊界一直都處於輕微變動中的地方。羅馬和拜占庭，神聖羅馬帝國和基督歐洲這些古代帝國的邊界和後來的政治分界線密切吻合，這表明了真實的連續性：日耳曼民族統治下的歐洲和斯拉夫民族統治下的歐洲相通的地方，對此我們和諸如11世紀不來梅的作家亞當一樣地熟悉；中世紀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統治下的邊界從波蘭延伸至塞爾維亞，這和我們今天看到的景況並無二致；易北河把歐洲一分為二，分成東西兩部分，如果9世紀加洛林王朝的行政官員按照這種方法思考的話，他們對這一概念也不會陌生。
這些設定已久的邊界線是否能夠引導我們去探尋歐洲，總是取決於你站在何處。18世紀前，數百年里大多數匈牙利人和波希米亞人都信奉天主教，其中很多人講德語。但對於開化的奧地利人，「亞洲」一詞在向東駛出維也納的聯邦公路上就出現了。1787年，當莫扎特從維也納行進，通往布拉格的時候，他在描述說，他正跨越東方邊界。東方和西方，亞洲和歐洲，這一堵牆就像地圖上的分界線一樣，在我們的頭腦中揮之不去。
歐洲的大部分區域是到了近代才被分裂成不同國家的，之前是統一在不同的帝國之下。知道這一點，將有助於理解為什麼歐洲大陸的外部標誌並非邊境線，而是不確定的邊界區域——有爭議的邊界地區（marches，英語），羅馬帝國的長城（limes，法語），軍事邊界（Militärgrenze，德語），地區（krajina，捷克語）。皇家征服區和殖民地，雖然在地形測量上並非總是毫釐不爽，但在政治和文化上卻界限森嚴。從波羅的海到巴爾幹半島，這些地區是既脆弱又敏感的區域，其居民數百年來一直都把自己看作是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