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想知道為什麼歐洲在自己的舞台上似乎很難採取決定性的行動。
——理查德·霍爾布魯克
假如重新開始，我會從文化入手。
——讓·莫奈
用愛把很多人凝聚在一起總是可能的，只要仍然有人接受他們的各種咄咄逼人的表現形式。
——西格蒙·弗洛伊德
絕大多數人的相對富裕和1 1%的永久性人口失業率，該如何解釋這種奇怪的組合現象呢？
——比阿特麗斯·韋伯，1925年
90年代的政治分裂情緒不僅限於原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西歐國家同樣具有擺脫中央統治的強烈要求——或者說是為了擺脫承擔偏遠省份貧困人口的責任。從西班牙到英國，西歐已確立的各國領土遭受大範圍的行政分權，雖然這些區域在表面上仍然維持民族國家的形式。
我們在本書卷三第3章里看到，西歐某些地區的離心傾向在數十年前就已經浮出水面。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地區一直要求自治，西班牙在新憲法中已經給予承認。特別是加泰羅尼亞，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它就已經成為國中之國，擁有自己的語言、公共機構和統治機構。1983年頒布的《語言標準化法》使加泰羅尼亞語迅速成為具「支配地位的授課語言」；10年後，加泰羅尼亞議會規定幼稚園和學前班內只允許使用加泰羅尼亞語。所以毫不奇怪，即使卡斯蒂亞西班牙語仍然在各地使用，很多年輕人還是習慣於說自己的加泰羅尼亞語。
西班牙其他地區都未達到民族獨立的程度；但若是按實力，其他地區的確也望塵莫及。1993年，作為西班牙7個行政區域之一的加泰羅尼亞，其國民生產總值已佔全國國民生產總值（GNP）的1/5。其中超過1/4的外資直奔加泰羅尼亞，大部分又投資在其富庶的省會城市巴塞羅那；該省的人均收入高出國內平均水平20％。如果加泰羅尼亞獲得獨立，毫無疑問它將邁入歐洲大陸富庶國之列。
導致加泰羅尼亞人萌生獨立意識的原因之一，是他們反感對國家財政部的巨額資助。這項資助主要是指1985年西班牙政府用於資助貧困地區的地區性補償基金。但是和巴斯克地區、加利西亞省、納瓦拉省和其他一些新成立的自治省一樣，加泰羅尼亞也同樣從「西班牙」這個大整體概念中受益。佛朗哥對傳統意義上民族名義的利用已經到了江郎才盡的地步 （無論是帝國的光輝、軍隊的榮耀，還是西班牙國教），等他一下台，很多西班牙人對傳統和天賦權力等豪言壯語已經沒有興趣了。
事實上，和上一代「後獨裁時期」的德國人一樣，西班牙人是嚴厲禁止「談論民族」的。另一方面，地區性或是省份的定位沒有受到極權組織的玷污和否定，相反，地區性身份曾經是舊政權最鍾愛的目標，它被認為是向民主過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巴斯克這個例子中，自治、分裂主義和民主之間的聯繫就不是很明顯，巴斯克的「埃塔」組織由此走上一條危險之路 （他們甚至還策划了1995年刺殺國王和首相的行動）。此外，600萬加泰羅尼亞人走上一條康庄大道時，巴斯克地區的老工業區卻日漸衰弱。巴斯克地區普遍存在失業問題，收入水平比加泰羅尼亞地區低，只在國家平均水平上下波動。
如果巴斯克民族主義者沒能利用上述條件，那麼多半是由於該地區200萬居民中有很多新居民（到1998年，只有1/4的居民會說巴斯克本地語）。所以居民們對分裂活動毫無興趣也就不足為奇了：只有18%的巴斯克人支持獨立，更多人選擇已受法律保護的地區性自治。即使是在巴斯克民族黨內部，大部分成員也持相同看法，選擇地區自治。對於「埃里·巴塔蘇納黨」這個「埃塔」組織的政治分支而言，它的選票正在流向溫和自治黨派甚至主流西班牙政黨。到20世紀末，埃里·巴塔蘇納黨已經成為包括對政府當局不滿的綠黨人士、女權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反對全球化論者的多元在野黨。
如果說，推動西班牙民族國家分裂的是對過去的記憶，那麼在義大利，分裂更多是由對現狀不滿引起的。從傳統的角度來看，義大利持不同政見的地區位於北部偏遠地方：該地區的人們對自己被迫接受義大利人這個身份仍然記憶猶新（他們往往因為戰爭原因，而非自願認可義大利人身份）。和義大利語相比，當地人更喜歡說法語、德語或者斯洛維尼亞語。所幸的是一系列新的自治區協議的頒布使這些地區的不滿情緒得到緩和：瓦萊達奧斯塔自治區位於阿爾卑斯西北部的義大利、法國和瑞士的交界處；特倫蒂諾——上阿迪傑自治區位於鄰近奧地利的蒂羅爾地區；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亞區則在種族模糊的南斯拉夫（之後成為斯洛維尼亞）邊界地區。這些地區（正如我們在上阿迪傑地區這個例子中看到的）也從來自歐盟布魯塞爾的地區性補助和其他幫助中獲益。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時間的推移和阿爾卑斯地區旅遊業的發展，義大利北部邊境地區逐漸淡出了人們的政治視線：它們成為這個區域化大陸里的區域性地區。
但是，取而代之的地區分裂主義卻更具威脅性。1970年之後，按照戰後憲法的規定，義大利在原有5個自治省（3個邊境地區、撒丁島、西西里）的基礎上被細分為15個區。這樣做，當然有充分的先例：比如皮埃蒙特區、翁布里亞地區或者艾米利亞，這些地區都和加泰羅尼亞和加利西亞一樣，因為歷史特殊性而產生強烈的獨立願望，雖然幾十年前這些地區非常明顯的語言差異已經慢慢減弱，但是這樣的差異性並沒有完全消失。
與西班牙相比，義大利的新自治區大部分只是行政上的虛構單元。雖然這些地區吹捧自己選出來的議會和領導人，並且招募了很多官員，但是這些地區單位既不能克服他們的義大利人身份，也無法與中央政府切斷政治上、首先是財政上的聯繫。不過這些自治區的存在，倒是提醒義大利人：富庶的北部與靠救濟的南部地區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和持續的差別，同時也為南北部地區之間的仇恨提供了一種政治上的解釋。
這種結果至少在義大利導致一些新情況的出現：富裕地區出現分裂主義。幾十年來，義大利北部地區（特別是皮埃蒙特區和倫巴第區的工業化城鎮、博洛尼亞省及其腹地的富裕農場和小型企業）明顯比義大利其他地區富裕，與別的地區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到20世紀80年代末，米蘭周邊的倫巴第區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已經是全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132％；而位於義大利「靴子」地形的「腳尖」部位的卡拉布里亞區，其人均生產總值是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56％。80年代梅索茲阿諾的貧窮率是義大利北部的3倍。一方面，義大利北部和中北部在富裕程度和公益設施方面已經可以和法國或者英國相比，另一方面，義大利南部地區遠遠落在後面，巨大的差距只好部分地通過巨額財政匯款來彌補。
20世紀80年代，一個新的政治聯盟——倫巴第聯盟（之後改稱「北方聯盟」）開始崛起。它正是利用了人們認為義大利「南部地區」依靠北部財富佔了太多便宜的共識而慢慢發展起來的。根據北方聯盟黨創始人和主席翁貝托·博西的意見，解決方式是剝奪羅馬的財政權力，將北方地區從其餘地區中分離開來，最終保證倫巴第及其周邊地區的獨立，同時讓那些貧窮的「寄生」地區自食其力。這與加泰羅尼亞（或者斯洛維尼亞，或者是瓦茨拉夫·克勞斯領導下的捷克共和國）何其相似。
在90年代的大選中，北方聯盟在倫巴第區和威尼托區獲得了足夠多的選票，使其能在保守的政府聯盟中佔有一席之地。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聯盟黨在政府中的席位靠的是與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領導的義大利力量黨以及前法西斯主義者詹弗蘭科·菲尼的國家聯盟黨的聯合獲得的。這兩個政黨（尤其是後者）主要依靠受政府資助的貧窮的義大利南部人民，而這些人正是北方聯盟黨非常鄙視的。雖然兩黨相互敵視，聯盟黨領導人博西的支持者們仍心存幻想，但是義大利不存在嚴重的分裂問題，也沒有哪個省會獨立。
法國的情況也大致相似，在密特朗擔任總統期間，實行了有限的非中央化治理，並且漫不經心地著手將某些機構和資源分給各省。在法國新建立的各個地區單位中，不光是阿爾薩斯或者法國的巴斯克各地區有興趣切斷它們同巴黎的聯繫，而不管它們之間的歷史同一性。只有科西嘉島基於真正意義的語言獨特性和歷史獨特性而掀起了一場民族脫離運動，並且令人難以置信地宣稱說，科西嘉島只要獨立於大陸，就能繁榮。但是科西嘉民族主義者對暴力（和解決家族之間的宿怨）感興趣，就像「埃塔」組織一樣，所以始終只限於吸引少數人。
法國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當其他歐洲國家都在大肆談論自治和地方自治的優點時，在法國即使是最輕微的騷動，也會在巴黎政治界掀起對新雅各賓派的突然湧現出來的普遍敵視。此外，法國那些特徵最為迥異的省份（例如布列塔尼和人口稀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