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歐洲再次出現戰爭，一定會是巴爾幹某個該死愚蠢的東西引發的。
——奧托·馮·俾斯麥
看來這些充滿仇恨的農民好像迫不及待希望別人入侵他們的國家，這樣他們就可以抓住對方互相殘殺。
——米洛萬·德熱拉斯《戰爭年代》，1977年
在這場戰爭中我們沒有什麼好處。
——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1991年6月
共產主義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它的餘波。
——亞當·米奇尼克
真理總是具體的。
——G·W·黑格爾
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解體和同年代南斯拉夫解體時的大災難相比有天壤之別。1991年到1999年間，成千上萬的波斯尼亞族人、克羅埃西亞族人、塞爾維亞族人和阿爾巴尼亞族人慘遭種族殺戮、侵略或荼毒，千百萬人流離失所，四處飄零。1945年以來，在一個西方激進者認為是模範的社會主義社會裡，人們從沒見過如此規模的大屠殺和內戰。追根溯源，外國評論家已經提供了兩個對比鮮明的典型解釋。
一種在西方媒體中廣為流傳並為歐美政治家在公開陳述中採用的觀點認為，巴爾幹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地方，是一口充滿神秘爭吵和宿仇的大鍋。南斯拉夫受到了「詛咒」。用一句廣為引用的妙語來說，它由6個共和國、5個民族、4種語言、3種宗教、2個字母表組成，這些都由單一政黨掌控。1989年以後發生的事情很簡單：蓋子打開了，大鍋爆炸了。
根據這個說法，「多年的」衝突，正如德·薩勒伯里侯爵在1791年描述的那樣，是歐洲「未經修飾的極端行徑」，重複著幾個世紀以來的大部分情況。危險的深仇大恨被不公和復仇的記憶驅使，佔據了整個民族。正如美國國務卿勞倫斯·伊格爾伯格1992年9月所言：「除非波斯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決定停止互相殘殺，否則外人對此一籌莫展。」
在另一種相反的解釋中，一些歷史學家和外國觀察家對此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巴爾幹悲劇的始作俑者是外人。由於外部干涉和帝國主義的野心，前南斯拉夫領土在過去200多年裡被人利用，受人佔領、分割、盤剝。分到這杯羹的國家有土耳其、英國、法國、俄羅斯、奧地利、義大利和德國。這個地區各民族之間的流血衝突，根源不在於種族之間的敵對情緒，而在於帝國主義的控制。所以說，正是外國強權的不負責任的干涉，才加劇了當地的困境，例如，若不是德國外交部長漢斯-迪特里希·根舍在1991年「超前地」承認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的獨立，波斯尼亞人就不會步其後塵，貝爾格萊德也就不會被入侵，而一場長達10年之久的災難也許就不會發生。
不管怎麼看待對巴爾幹歷史的兩種解讀——儘管這兩種看法明顯水火不容，它們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令人印象深刻：兩者都弱化或忽視南斯拉夫人自己扮演的角色，要麼簡單認為他們是命運的犧牲品，要麼認為他們任人操縱的犧牲品，或是別人錯誤的犧牲品。當然，在前南斯拉夫的山脈下埋葬了許多歷史，還有許多不堪回首的記憶。局外人的確對這個國家的悲劇造成至關重要的影響，儘管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對當地罪惡橫行不負責任的默許形成的。然而，南斯拉夫的分裂——正如其他前共產黨國家的解體——是人為，而非天命。對南斯拉夫悲劇最該負責任的人並不在波恩或是別國的首都，而是生活在貝爾格萊德的政客們。
當約瑟普·布羅茲·鐵托1980年87歲去世的時候，他重新集結的南斯拉夫有了真實的存在。它的加盟共和國存在於一個聯邦制國家中，總統職權通過全部6個共和國和2個在塞爾維亞中間的自治區（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的代表行使。不同地區的歷史迥異。北部的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以天主教為主，一度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波斯尼亞也曾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但是時間要短一些。這個國家的南部（塞爾維亞、馬其頓、黑山和波斯尼亞）好幾個世紀都處於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統治下，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除了佔主導地位的信仰東正教的塞族人之外，還有大量的穆斯林。
但這些歷史差異，儘管足夠真實，並且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更進一步加劇，卻在隨後幾十年里淡化。經濟變化把到目前為止還與世隔絕的農村人口帶到了像武科瓦和莫斯塔爾這樣的城鎮里，這樣的接觸有時讓人感到不安；但同樣的變化也加速了跨越陳舊社會和種族界限的融合。
這樣，儘管共產主義博愛團結的神話要求對戰時的記憶和分裂視而不見、充耳不聞——鐵托時代南斯拉夫的歷史教科書小心翼翼地對這個國家過去的共同歷史上充斥的血腥內戰避而不談——這樣的官方沉默的好處是實實在在的。戰後崛起的一代受到鼓勵，把自己當作「南斯拉夫人」而不是「克羅埃西亞人」或「馬其頓人」；而許多人，尤其是受到更好教育的、越來越多的城市中的年輕人，已經養成了這樣的習慣。 在盧布爾雅那和薩格勒布的年輕知識分子不再對他們族中先人或英勇的或困苦的歷史感興趣。到1981年為止，在波斯尼亞充滿大都市氣息的首都薩拉熱窩，20%的人口稱自己為「南斯拉夫人」。
波斯尼亞一直是南斯拉夫種族成分最為混雜的區域，但也許還不是最典型的。在整個國家的版圖上，種族交織混雜。1991年居住在克羅埃西亞的58萬塞族人大約佔那個共和國人口的12%。波斯尼亞當年人口中44%為穆斯林，31%為塞族人，17%為克羅埃西亞人。即便是小小的黑山共和國，也是黑山人、塞族人、穆斯林、阿爾巴尼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混居，就更不用說那些選擇告訴普查人員他們是「南斯拉夫人」的人了。在種族混居地區的居民，對他們朋友或鄰居的國籍或宗教信仰知之甚少，但跨族婚姻越來越普遍。
的確，南斯拉夫境內「種族的」錯誤界限從來就沒有被很好界定過。語言上的差別就是有代表性的例子。阿爾巴尼亞人和斯洛維尼亞人的語言大不相同。馬其頓人說馬其頓語（其實就是保加利亞語，只不過略有不同），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塞族人和克羅埃西亞人所說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之間差別的確很小。塞族人使用西里爾字母表，而克羅埃西亞人（和波斯尼亞人）是用拉丁字母表；但除了一些文學和學術術語不同，還有偶爾出現的拼寫不同和字母e的發音（在「Iékavian」中或克羅埃西亞語形式發「ye」，在「Ekavian」或塞爾維亞語變體中發「e」）不同外，這兩種「語言」是一致的。還有，黑山人書寫（像塞族人那樣）用西里爾字母表，但口語卻類似克羅埃西亞人和波斯尼亞人，用的是「Iékavian」方式，波斯尼亞的塞族居民也是這樣。只有塞爾維亞當地原住民使用「Ekavian」這種變體——波斯尼亞塞族民族主義領導人於1992年後，在從波斯尼亞划出來的地區中試圖向他們的波斯尼亞塞族同胞強制推行官方的「塞爾維亞語」（即「Ekavian」）的時候，遭遇了絕大多數人的對抗。
於是1974年被認定為克羅埃西亞共和國官方語言的「克羅埃西亞」語——這是應一群薩格勒布知識分子起草的《語言宣言》的要求而宣布——的最重要的意義是作為身份的標籤：讓克羅埃西亞人可以抗議鐵托對一切在他的聯邦內的民族主義言論的壓制。同樣的情況發生在迷戀於保護和重申「純正」塞爾維亞語的某些塞爾維亞作家身上。可以看似公平地得出以下結論：對於單一全國性語言的方言之間的區別形成反差，方言的用法千差萬別，然而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傾向於使用一個共同的「正確」形式——在前南斯拉夫，事實上正是人口中的大多數使用可以互換使用的單一語言，然而少數的民族主義者尋求通過強調自戀主義的細小差別來使自己顯得與眾不同。
被大作文章的宗教差異也一樣有誤導作用。比如說，天主教克族人和東正教塞族人之間的差異在早先幾個世紀中，或是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克羅埃西亞的法西斯分子舞動天主教作為反對塞族人和猶太人的武器時 ，這種差異的作用明顯重要得多。到20世紀90年代，在南斯拉夫快速發展的城市中，宗教日漸式微，只有在鄉村，宗教和對應的民族主義情緒還有一定地位。許多表面上是穆斯林的波斯尼亞人已經完全世俗化了，無論從哪方面說都和阿爾巴尼亞族的穆斯林人鮮有相似之處（絕對不是所有的阿爾巴尼亞人都是穆斯林，儘管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敵人並不在意這一事實）。這樣，儘管毫無疑問，舊日的奧斯曼習慣於通過宗教來確定民族——主要是在南部的斯拉夫人中誇大東正教地位的做法留下了它的印跡，但是這樣的證據也已經越來越削弱了。
儘管南斯拉夫的老一輩人繼續持有早先時候的偏見——後來的克族總統弗拉尼奧·圖季曼是出了名的偏向基督教而厭惡穆斯林，塞族人也好，猶太人也好，他都不喜歡——也許這是近年唯一普遍性的針對生活在南部的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的歧視，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