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再也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了。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對妻子賴莎說），1985年3月
對糟糕的政府而言，它開始改革自身之日，就是最為危險之時。
——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
我們沒有傷害或給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造成動蕩的意圖。
——海因里希·溫德倫（聯邦德國的兩德關係部部長）
歷史經驗表明，共產黨有時也會迫於形勢而採取理性措施，並同意妥協。
——亞當·米奇尼克
國民們，你們的政府已經回歸你們了。
——瓦茨拉夫·哈維爾總統就職演說，1990年1月1日
通常認為，蘇東易幟的故事始於波蘭。1978年10月16日，克拉科夫紅衣主教卡羅爾·沃依蒂拉被選為教皇，成為第一位當選教皇的波蘭人，即約翰·保羅二世。他的當選在教眾中引起的熱望，在現代史上是沒有先例的。部分天主教徒認為他會是個比較激進的教皇，因為他雖然年輕（1978年當選教皇時僅58歲，而在被任命為克拉科夫大主教時僅30多歲），但早已是第二次梵蒂岡大會的元老級人物。他精力充沛、魅力非凡，是完成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和保羅六世遺願的合適人選，能夠將教會帶入新時代。而且，他更像一位神父，而不是教廷的官僚。
同時，沃依蒂拉在神學原則上有毫不妥協的堅定性，以及因為有在共產黨國家做神父和高級教士的經驗，而且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絕對忠誠，這些都讓天主教徒中的保守人士頗感安慰。他這個人儘管素來背負「有思想的教皇」的聲名，儘管對於知識與學術方面的交流和爭論持開放態度，但對於教會的敵人是絕不會妥協的。與信仰教義部權威的負責人、紅衣主教約瑟夫·拉青格一樣，他早年對改革一度熱情高漲，但在看到約翰二十三世因改革造成的極端後果後，驚悚之下不禁也有所收斂。在成為教皇之時，早已身為主管領導的他在教義上也更趨於穩重了。
沃依蒂拉非比尋常的堅定信仰和卓爾不群的教皇風格，也可以從他的波蘭人身份和早年不幸生活中找到部分答案。他8歲喪母（3年後又失去了唯一的哥哥埃德蒙；他沒有姐妹，父親作為他唯一倖存的親人，在他19歲時於戰爭中喪生）後，父親將他帶到了卡爾瓦利亞·澤布日多夫斯卡的聖馬利亞教堂，他也在日後的歲月中多次前往朝拜。該教堂與琴斯托霍瓦一樣，是現代波蘭重要的聖母馬利亞朝拜中心之一。15歲時，沃依蒂拉就已經成了家鄉瓦多維采聖母馬利亞聯誼會主席。這是他對聖母馬利亞崇拜的一種早期體現，而這種崇拜則堅定了他對婚姻和墮胎的看法。
這位新教皇對基督教的看法，從波蘭天主教那種獨特的救世主風格中可以找到根源。在他的眼中，現代波蘭就是真正宗教真理的東線前沿，它不僅飽受戰火的洗禮，而且這塊土地及其人民正是上帝選中的一面旗幟和一柄利劍，向東可以對抗無神論，向西則可以同唯物質論鬥爭。 這種觀念，再加上他的長期履職地克拉科夫與西方神學和政治主流相互隔絕的事實，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傾向於採取教區觀念、有時候還採取令人不安的波蘭式基督教觀念。
但這也同樣解釋了他對祖國具有的那種前所未有的熱情。他的幾位前任都來自羅馬，是大都市人，因而默許現代性、世俗宗教觀和妥協，但他從一開始起就與這種觀念決裂了。他的一系列國際亮相，都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大型露天廣場演出設計上用心良苦，而且在聲光和時機的拿捏上也很有火候。這一切都表明，這位教皇是一位強勢教皇，是要將自己的信仰推行到全世界的，要推行到巴西、墨西哥和菲律賓，要推行到義大利、法國和西班牙。而最重要的，是要推行到波蘭。
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拋棄了前任奉行的謹慎的「東方政策」，於1979年6月2日來到了波蘭首都華沙，這便是他三次戲劇性「朝拜」共產主義波蘭中的第一次。在華沙，他享受到了熱愛他的教眾人山人海的歡迎。而他的到來，也更加鞏固和增強了天主教在波蘭的影響力。但僅僅讓基督教寄存於共產主義的屋檐下苟且，決非教皇的興趣所在。在波蘭和其他東歐國家，他已經開始用明白無誤的語言鼓勵人們決不要與馬克思主義妥協，並且通過基督教廷向人們不僅提供一種無聲的庇護，更提供了一種有別於馬克思主義的道德和社會權威標杆。這種做法，甚至讓他的主教們也不時地感到一絲不快。
波蘭共產黨非常清楚，天主教這種從妥協到反抗的轉變，會對波蘭本國的穩定產生影響，從而挑戰黨對權力的壟斷。這一方面是因為占波蘭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是天主教徒，非常虔誠；而更大的原因，則在於教皇這個人本身。但他們卻束手無策，若禁止教皇造訪波蘭並發表講話，只能適得其反，徒增其魅力，讓其數百萬信徒更加遠離自己。即使在1983年6月已經實行戒嚴以後，教皇重返波蘭，並在華沙的聖約翰大教堂中對自己的「同胞們」就他們的「失望與恥辱、他們的苦難與被剝奪的自由」發表講話的時候，黨的領導人們也只能站在一旁洗耳恭聽。在一次電視直播的講話中，他對如坐針氈的雅魯澤爾斯基將軍說：「波蘭必須在歐洲國家之間、必須在東西方之間擁有屬於自己的位置。」
斯大林曾有言，教皇手上並無一兵一卒。但是，上帝並不總是在兵多將廣的一邊：教皇雖手上無兵，卻佔有人和以及天時。1978年的波蘭已經處於社會動蕩的邊緣。自1970年和1976年兩次因物價暴漲引發的工人暴動以來，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愛德華·蓋萊克就一直在竭力轉移國內的不滿情緒。但他的方法，如前所述，主要是通過大借外債來對食品和消費品進行補貼。到了這個時候，這一策略已顯露出失敗的跡象。
由於庫倫領導的「保衛工人委員會」（KOR）的出現，反對派知識界人士和工人領袖們展開了遠比過去更為廣泛的合作。作為對謹慎出現的「自由」（即合法）工會組織的回應，「保衛工人委員會」的領袖們於1979年12月起草了《工人權利憲章》。在《工人權利憲章》的眾多要求中，有的要求成立自治的、無黨派的工會組織，有的要求罷工的權利。官方的反應是不難預料的，那就是逮捕知識界活躍分子和開除犯事的工人。而在這些被開除的工人中，就有當時名不見經傳的電工列赫·瓦文薩和其他14名格但斯克電機廠的員工。
半隱蔽的工人權利運動能否延續下去，形勢變得模糊了起來。但教皇最近的一次到訪卻給他們壯了膽，使他們覺得當局因為害怕國際上的反對，所以不太願意使用暴力措施，只是他們現在的活躍分子網路規模還很小，也極為危險。但是，導致民眾對他們大規模支持的原因，卻是共產黨於1980年7月1日宣布立即提高肉價，試圖以此來解決經濟困難。這已經是10年中的第三次了。
在此決定宣布後第二天，保衛工人委員會宣布自己為「罷工信息機構」。在隨後的3周時間內，抗議罷工從1976年爆發抗議活動的烏爾蘇斯拖拉機廠擴展到了全國各主要工業城市，並於8月2日抵達位於格但斯克的列寧造船廠。該廠工人佔領造船廠，組織了一個非官方的工會組織「團結工會」，領導人為瓦文薩。瓦文薩於1980年8月14日登上造船廠牆頭，也登上了全國罷工運動的領導位置。
當局的本能反應是逮捕主犯，孤立罷工工人。此舉失敗後，又選擇了爭取時間、離間反對派人士的辦法。政治局做出了史無前例的舉動，派出代表到格但斯克與「有理性的」工人領袖談判。甚至連庫倫、米奇尼克和其他保衛工人委員會領袖也被短時間拘押問話。但是歷史學家布羅尼斯瓦夫·蓋萊梅克和天主教律師塔杜施·馬佐維耶茨基等學者趕到格但斯克，幫助工人談判，而工人們也要求由他們自己選擇的代言人作為代表：這當然主要是指聲望日隆的瓦文薩。
當局被迫採取溫和態度。9月1日，警方釋放了所有在押人員。兩周後，波蘭國務委員會正式讓步，同意了罷工者們的主要要求，即組織和註冊自由的工人聯合會。在8周時間內，遍布波蘭境內的所有非正式的罷工網路和特別的聯合會組織都組織成了一個單一的組織。對於這一組織的存在，當局再也不能視而不見了。1980年11月10日，團結工會成為共產黨國家第一個得到官方註冊的獨立工會，估計擁有1 000萬會員。在次年9月舉行的全國團結工會成立代表大會上，瓦文薩當選為主席。
1980年11月到1981年12月的波蘭，到處是激動、不安和拘禁。那些對歷史記憶猶新的顧問們非常擔心會對蒙羞受辱的共產黨領導人造成刺激，給後者造成報復的機會，他們時刻提醒瓦文薩要謹慎。這是一次「需要自我剋制的革命」。由於不能忘卻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先例，庫倫不斷堅持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承諾，時刻念叨要團結工會接受「黨的領導地位」。任何人都不想給華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