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不是歷史哲學的一種，它是歷史哲學的全部，拒絕承認馬克思主義就是在歷史中將理性葬入了墳墓。
——莫里斯·梅洛-龐蒂
我談論權利，是因為只要有了權利，我們就可以離開這種神燈表演。
——卡茲米爾茲·布蘭迪斯
極權主義社會是整個現代文明扭曲的反映。
——瓦茨拉夫·哈維爾
和一個令人信服的論點給人的壓力相比，國家機器給人的壓力實在算不得什麼。
——切斯瓦夫·米沃什
「社會民主政治時期」在西歐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其背後的原因不僅僅是人們出於實用考慮而相信公有制，以及堅持凱恩斯主義經濟原則，還包括對整個時代面貌的感知。那個時代影響了眾多潛在的批評者，壓制他們達幾十年之久。對於剛剛逝去的歐洲歷史，這種共識里夾雜著對大蕭條的記憶、民主世界與法西斯的鬥爭、福利國家道德上的合法性以及鐵幕兩邊許多人對社會進步的期待。它是20世紀的元敘事。當它的核心觀念開始腐蝕和崩潰時，隨之而去的不僅僅是一批公有制公司，還有整個政治文化以及其他許多東西。
如果要找出這一變化完成的時間標誌，找出戰後歐洲了解自己的時間節點，這一時間就是1973年12月28日。這一天在巴黎，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首次在西方出版。W·L·韋伯在《衛報》上評論了此書的英譯版。他寫道：「活在現世而不知道此書，就是缺乏時代認知的關鍵部分，就是對歷史愚昧無知。」正如索爾仁尼琴自己所承認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本書所傳達的信息並無新意，那就是「蘇聯現實中存在的社會主義」是一場野蠻的騙局，是一種建立在奴隸勞役和大屠殺基礎上的極權主義專制。
索爾仁尼琴自己以前就寫過這個主題，許多受害者、倖存者、旁觀者、學者也寫過。《古拉格群島》在已有的證據上又添加了幾百頁的細節和數據，不過，就道德思想的熱烈程度和感情上的影響來說，作為一部見證作品，該書並不比其他一些作品有明顯的高明之處。那些作品包括：葉芙蓋妮婭·金斯伯格於1967年出版的《旋風之旅》，瑪格麗特·布伯-紐曼關於自己在蘇聯和納粹集中營經歷的回憶錄（1957年以德語首次出版），沃爾夫岡·萊昂哈德對自己不當信仰的糾錯式敘述（1955年問世），甚至還包括較早揭穿蘇聯神話的維克托·謝爾蓋和鮑里斯·蘇瓦林的作品。
可是，抓準時機非常重要。批評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歷來不少，但是在過去幾十年里，他們的影響遭到了削弱，這是因為在西歐（正如我們所見到的，東歐的整個20世紀60年代也是如此），普遍的願望是想找到國家社會主義暴風烏雲的一線亮色，無論這道亮色是多麼暗淡。國家社會主義自1917年於俄國濫觴以來，已席捲了歐洲大部分地區。無論「反對共產主義」真實的或可能的動機是什麼，都置人於十分不利的境地，使人看上去是在質疑歷史進步的形態，是未看到「大局」，是在否認民主福利國家（無論福利如何不足）和共產主義集體主義制度（無論如何不濟）的必然連貫性。
正因如此，與戰後大眾意見相左的人士遭到了極大的邊緣化。像哈耶克等人那樣，如果認為為了大眾利益而限制市場的計畫用意雖好，但不僅毫無經濟效率，而且最重要的，是邁向奴隸制度的第一步，那就是撕碎了20世紀的路線圖。反對共產主義專政的人士，比如阿瑟·凱斯特勒、雷蒙·阿隆、阿爾貝·加繆和以賽亞·伯林都堅持認為，為了大眾利益的社會民主改革和以集體主義神話的名義建立起來的一黨專政之間是有區別的。可是在批評他們的許多「進步」人士看來，他們甚至也是在政治上隨聲附和在冷戰中所效忠的政黨，並為之服務。
因此，這些人與不願意放棄激進教義的大眾（特別是60年代的大眾）意見相衝突。知道真相之後，譏笑去世已久並且遭到其接班人譴責的斯大林是一回事，而承認錯誤不在其人而在體制，又是另一回事。更進一步說，把列寧主義的錯誤歸咎於激進的烏托邦主義制度，就是在削弱現代政治的基礎。英國歷史學家湯普森可以說是年輕一代的「後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崇拜的偶像。他在寫給萊澤克·科瓦考夫斯基的信中就嚴詞批評道：你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失望威脅了我們的社會主義信仰。（在此之前，科瓦考夫斯基針對1968年事件發表文章，嚴厲批評了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
但是，到了1973年，這種社會主義信仰不僅受到批評者的嚴厲抨擊，單單一些事件本身就給了其沉重的打擊。當《古拉格群島》以法語出版時，法國共產黨的日報《人道報》對其不屑一顧，提醒讀者說，既然「每個人」都知道斯大林的所作所為，任何人翻炒此事的動機都只能是「反對蘇維埃」。然而，「反對蘇維埃」的指責逐漸變得軟弱無力。在蘇聯入侵布拉格以及隨後的鎮壓事件之後，在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報道慢慢流出中國之後，索爾仁尼琴對整個共產主義制度的全面指責聽起來就是真的了，甚至對於同情共產主義的人士來說也是如此，而且可能對於他們來說尤其如此。
越來越清楚的是，共產主義敗壞了其激進的傳統，而且還在繼續這樣做。不久，柬埔寨的種族屠殺、越南逃難「船民」 受到的廣為人知的創傷就證明了這一點。西歐為數不少的人認為美國應對越南和柬埔寨發生的災難負主要責任。離《古拉格群島》出版只有3個月的時候，美國策劃殺害了智利的薩爾瓦多·阿連德總統，使得這些人的反美情緒更加高漲。現在，連這些人也越來越不願意像過去那樣承認社會主義陣營在道德上有優越性。他們認為美帝國主義確實很壞，但另一邊更壞，或許還要壞得多。
這時候，過去堅持認為對共產主義的攻擊是對所有社會改善目標（即認為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民主、國有化、集中計畫以及進步的社會工程都是同一個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不言而喻的威脅的傳統「進步」人士開始否定自己的觀點了。他們認為，如果列寧和他的繼任者們在社會公平這口井裡下了毒，那麼今天我們所有的人就都受到了傷害。就20世紀歷史而言，不僅由於經濟原因，甚或是主要由於經濟原因，國家開始看上去更像是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案。開始是集中計畫，結果卻是集中屠殺。
當然，這只是一個相當「知識分子氣」的結論，但是後來，知識分子立刻感受到了逃避國家政權所帶來的影響。這相當正常，因為正是知識分子首先熱衷於推行自上而下的社會改革。正如捷克作家葉爾利·格魯沙在1984年所寫的：「是我們（作家）美化了現代國家。」也正如伊格納齊奧·西洛內所指出的，從本質上說，現代專制統治的實施需要知識分子的協作配合。因此，正是歐洲知識分子對進步這一宏大敘事的疏遠，才導致了隨後的雪崩性後果，這是非常正常的。這種疏遠在巴黎體現得非常明顯，這也是比較正常的。200年前在巴黎的知識界和政界，這一宏大敘事就已首次出現了。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巴黎就不再是阿瑟·凱斯特勒所稱的「西方文明閃光的明鏡」了，但是法國思想家們仍然特別喜歡研究帶有普遍性的問題。西班牙、聯邦德國和義大利的作家、評論家們在那些年裡則是窮於應付本國問題，儘管令他們牽腸掛肚的恐怖威脅本身就會讓人不再相信激進的烏托邦主義。英國知識分子從來不曾受到共產主義的深刻影響，對共產主義的衰落也不大關心，因此也就沒有歐洲大陸新近產生的那種情緒。與此相反，法國國內對共產主義制度有著廣泛而持久的同情。在法國，共產黨所得選票日漸減少，影響力日漸式微，這使得反共產主義的公開討論越來越多。因此，本國的往事和事例使人們對共產主義產生同情。法國新一代知識分子由於急於放棄自己以前的信仰，異常迅速地脫離了馬克思主義。這麼匆忙，有時候倒是不太合適的。
20世紀70年代中期，巴黎年輕的「新哲學家」們，比如安德烈·格魯克思曼和伯納德-昂利·利維抨擊遭到扭曲的激進的烏托邦主義，但在絕大多數方面並無新意。格魯克思曼廣受好評的文章《論大思想家》出版於1977年3月，文中大部分內容並不如雷蒙·阿隆在22年前出版的作品《知識分子的鴉片》。利維的《有人臉的野蠻人》比格魯克思曼的文章晚了兩個月問世，但文中所寫，法國讀者無不可見於阿爾貝·加繆的《反抗者》。但是，儘管加繆的文章於1951年問世時，讓-保羅·薩特對其評價非常尖刻，認為不值一提，利維和格魯克思曼的文章卻是很有影響的暢銷品。時代變了。
法國國內知識界的這場大地震具有明顯的犯上性質。表面上它是批判馬克思主義在西方思想界走了嚴重的彎路，但實際上主要是針對戰後法國等國知識界的統領人物的。這些人物把目光停留在歷史的達陣線後面，朝著勝利者歡呼，同時禮貌地把目光從其受害者身上移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