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並無所謂「社會」之物，有的只是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和一戶戶人家。
——瑪格麗特·撒切爾
法國人民開始漸漸明白，是商業創造了財富，決定著我們的生活水平，並確立了法國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弗朗索瓦·密特朗
在密特朗試驗的尾聲，法國左翼勢力表現出空前的思想匱乏、灰心喪氣和孤立無援。
——唐納德·薩松
每一場重大的政治革命都是以政治觀念的轉變為序曲的。歐洲20世紀80年代的幾場巨變也不例外。70年代初的經濟危機將戰後數十年以來西歐盛行的樂觀主義態度漸漸蠶食，導致了傳統保守政黨的消亡，一些原本無人問津的問題反倒成了大眾討論的焦點。關於冷戰的兩大陣營的政治爭論，摒棄了以前幾十年來陳舊的思維定勢，並以驚人的速度，建立起新的思維方式。無論前景如何，新現實主義悄然誕生了。
在這種觀念巨變中，首當其衝的是一直籠罩整個戰後時期直至今天的社會民主共識，以及它的重要的學術支持：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到20世紀70年代末，歐洲社會開始漸漸察覺到其國家福利體製成功的背後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出生於戰後生育高峰的一代人現已步入中年，政府的統計學家早已在提醒社會重視這一代人將來的退休金供給問題。由於退休年齡大範圍提前，這一問題日益顯現出它將對政府預算造成的壓力。以60-64歲男性人群為例，在聯邦德國，在1960年，他們當中有72%仍在從事全職工作；但是20年後，該年齡段的男性人群中只有44%在職。在荷蘭，這一比例從以前的81%下降到58%。
出生於戰後生育高峰期的一代人乃是歐洲歷史上有記載的人口數量最多的一代人，用不了幾年，他們便不再向國庫繳納稅收，相反會開始消耗大量的財政支出。有的是以領取國家養老金的方式直接佔用財政支出，有的是通過增加對政府支持的醫療及社會服務的需要，對財政造成間接壓力，這一壓力與前者相比不分伯仲。此外，這一代人比前人的生活條件都更為優越，因此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他們的壽命會更長。考慮到這一點，隨之而來的便是失業救濟支出造成的成本將日益增長，截至1980年，在西歐各國，事業保障金支出一直是政府預算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以上種種擔憂波及甚廣，而且並非毫無事實根據。戰後福利國家理論的成立有兩個暗含的假設前提：一是經濟的增長和工作崗位的增加（從而意味著政府收入的增加）將持續50年代和60年代的高水平發展；二是出生率將一直大大高於退休人員比例，從而為社會提供新一代納稅人做好準備，以確保他們繳納的稅收足以支付其父輩甚至祖父輩的養老金。這兩種假設現在都成了問題，但是這兩者對人口的錯誤統計造成的錯誤更大。到80年代初，西歐的人口置換率（每個婦女生育2.1個孩子）只有在希臘和愛爾蘭才符合或超過要求。在聯邦德國，這個數字只有1.4。在義大利，不久還會進一步下降：1950年，26.1%的義大利人（每4個人中有不止1個）在14歲以下；1980年，這個數字降到20%，即1/5。到1990年，降到15%，接近1/7。
在繁榮的西歐，似乎在20年後不會有足夠的人來支付賬單。可靠的避孕手段、越來越多的婦女出門工作都難辭其咎，甚至連繁榮本身似乎都成了問題的根源。 結果是使付錢的人面對更高的費用。某些地方（尤其是法國）養老金的成本和國民保險準備金早已成為就業者的沉重負擔，這是在高就業率時代的認真思考。但是，更直接關注的事情是國家銀行的直接費用：作為國內生產總值的一部分，義大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政府債務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佔國內生產總值的85%。1977年，瑞典國民生產的1/3用於社會性開支，這種預算性開支要麼靠赤字，要麼靠提高選民——就業的工人、公務員、專業人士——的賦稅來平衡，而社會民主黨至今還是靠這些人來達成共識的。
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公共政策依賴的是已被普遍接受的「凱恩斯主義」共識。這一理論想當然地認為，經濟計畫、赤字財政和零失業率究其本質而言是理想的選擇，而且三者互利共存，持續發展。相關評論提出了兩點爭議：第一點很簡單，即西歐各國人民習以為常的一系列社會服務是不可持續的；第二點是，無論可持續與否，國家干預總是經濟發展的障礙，這一點在戰後大多數時間內一直受到危機困擾、經濟停滯不前的英國尤為緊迫。
這些批評家堅持認為，國家與產品市場和服務市場的影響分離，且分離越遠越好。國家不應佔有生產資料，不應進行資源配置，不應實行或鼓勵壟斷，也不應控制價格和收入。根據這些「新自由主義者」的觀點，當前由國家支配的大多數服務行業——金融、住房、養老金、衛生和教育等行業——若改為私營部門，以上各項費用就不再（錯誤地）歸為公共支出，而是由市民用其收入自行支付，那麼這些行業的效率會更高。奧地利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理論的主要代表，他認為，即使運行最為完善的政府，也無法有效地處理數據，從而得出積極有效的政策。他們要做的本應是通過分析經濟信息得出正確結論，而事實上他們卻總是在扭曲信息。
這些觀點並非首次提出。它們是「前凱恩斯」時期自由主義理論的主要的靈丹妙藥，由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自由市場理論提出。之後的經濟專家們還會常常在哈耶克及其美國信徒密爾頓·弗里德曼的著作中讀到這些觀點。然而，由於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以及50年代和60年代由需求帶動的經濟繁榮的影響，上述觀點被普遍認為是政治上缺乏遠見和經濟的無政府主義而遭到廢棄（至少在歐洲情況如此）。但是，自1973年以來，自由市場理論家又再次出現，他們十分自信，大張旗鼓地指責地方經濟的衰退，抨擊伴隨「大政府」而來的不幸，指出稅收這隻手已失靈、稅收帶來的國家活力和動力已不復存在。在許多國家，這種雄辯的策略頗能迷惑那些年輕選民，因為他們在半個世紀前自由主義理論占統治地位時還未出生，未能親身體驗自由主義帶來的不利後果。只有在英國，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追隨者得以控制政策制定，從而得以根本轉變該國的政治文化。
頗具諷刺意義的是，在所有國家中，是在英國發生了這種轉變，因為儘管英國的經濟受到高度控制，但在歐洲諸國中卻算得上是「計畫性」最少的一個。儘管英國政府不斷操縱價格機制和財政「信號」，但在英國經濟生活中，唯一受到意識形態影響而產生的結果便是1945年後由工黨政府首次出台的國有化政策。即使是在將「國家佔有生產資料，控制分配和交換」併入政黨的方針的情況下，大多數工黨領導人也僅是說說而已，很少付諸行動。
英國作為福利型國家的關鍵並不是在於「集體主義」經濟，而在於該國統一化的社會公共機構，這些機構是在20世紀初由凱恩斯同時代的自由主義者進行的改革中而牢固確立的。大多數英國選民，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並不在意國家是否發展計畫經濟和推行國有化，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醫療免費、公共教育免費以及公共交通補貼。而這些措施在英國不盡完善，因為英國公共服務缺乏資金、公共養老金不足、住房條件差，這樣建立起的福利國家，耗費的成本當然比別國低，但它們被視為是一種權利的象徵。無論新自由主義的批評家對這種社會產品的低效性抨擊得多猛烈，它們在政治上的地位仍不可動搖。
英國現代的保守黨領導人，從溫斯頓·丘吉爾到愛德華·希思，都積極擁護英國的「社會契約論」，就像工黨中凱恩斯學派「社會主義者」一樣滿懷熱情，多年來始終不渝地堅持中間立場（畢竟丘吉爾早在1943年3月就說過，「對任何國家來說，沒有比給嬰兒喂牛奶更明智的投資了」）。1970年，愛德華·希思曾在倫敦附近的塞爾斯登公園召集一幫自由市場主義擁護者，討論下一屆保守黨政府的經濟政策。儘管自由市場主義者的建議不溫不火，而希思也只是十分含糊地略微表達了對它們的好感，但此舉還是為他招來了劈頭蓋臉的嘲笑和譴責。他們指責希思尋求的是「尼安德特人的」原始主義叢林經濟，於是「塞爾斯登人」希思匆忙地放棄了自己的主張。
如果說英國這一政治共識在之後的10年中漸漸瓦解，原因並不是意識形態方面遇到障礙，而是由於歷任政府均未能制定並實施卓有成效的經濟政策。英國的經濟悲劇源於長期投資不足、管理不當、地區性工人工資糾紛和分工糾紛。從這一點出發，工黨政府和保守黨政府都努力消除英國工業關係的無政府狀態，代之以與奧地利——斯堪的納維亞和德國相一致的計畫經濟。這在英國被稱為「價格和收入政策」，是別具特色的經驗主義最低綱領。
他們都失敗了。工黨政府沒能重新設置工業秩序，原因是它在產業工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