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往事，我們最大的一樁錯誤就是允許選舉繼續進行。我們的垮台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奧特洛·薩賴瓦德·德·卡瓦略將軍
西班牙是問題的所在，而歐洲是解決的辦法。
——奧爾特加·加塞特
歐洲不光是各種物質結果，它還是精神。歐洲是一種精神狀態。
——雅克·德洛爾
大國之間的這些交易長期存在，大陸東西分界也從未消失過，北歐各國國內與國際的風雲變幻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但是在地中海沿岸的歐洲各國，問題主要是在國內。70年代初以前，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一直處於歐洲的邊緣，這一點不僅體現在地理位置上。儘管在冷戰時期它們共同效忠於「西方」（葡萄牙與希臘均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這三個國家在其他方面卻各有千秋。其經濟嚴重依賴在國外務工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國內匯款以及增長中的旅遊業，因而與歐洲南部邊緣的其他國家如南斯拉夫或土耳其相似。西班牙南部和葡萄牙、希臘的大部分地區的生活水平同東歐和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相仿。
在20世紀70年代初，這三個國家都由獨裁者統治，這種情況在拉美比在西歐更加常見。戰後幾十年間的政治改革似乎忽略了這三個國家。葡萄牙於1932-1970年間由安東尼奧·薩拉查統治，在西班牙，佛朗哥將軍於1936年發動軍事政變，並且從1939年開始直至1975年去世，他一直統治該國，其間無人敢挑戰其地位。在這兩個國家，來自另一時代的等級制度因此而固定下來。在希臘，一個軍事小集團於1967年推翻了國王和議會，自此這個上校集團統治了該國。這段動蕩的歷史像幽靈一樣揮之不去，在它的影響下，三個國家的前景一片黯淡。
希臘的近代史和西班牙一樣，受到內戰的嚴重影響。在戰後的兩年間，希臘共產黨對其控制下的村莊實行恐怖統治，以至於過後很久人們仍然心懷恐懼，並把左翼激進派和壓制與暴行聯繫在一起。1949年10月共產黨人放棄鬥爭後，輪到左翼分子遭受持久的壓迫。戰時的游擊隊員（包括許多在戰爭初期參加抵抗德國入侵的戰鬥者）被迫流亡海外，長達幾十年。那些仍留在國內的人則被禁止在公共部門就業，直至70年代，其子女甚至孫輩也不能倖免。在邁克羅尼索斯島臭名昭著的監獄中，共產黨人被長期囚禁，並受到虐待。
但是，不管這與冷戰時期的情景多麼相符，希臘國內的政治鬥爭一直有其明顯的地方特點。1949年3月，在斯大林與鐵托鬥爭的高潮時期，奴性十足的親莫斯科派希臘共產黨曾在布加勒斯特通過無線電台發表聲明，贊成馬其頓獨立。這樣做的本意是通過鼓勵南斯拉夫領土分割來削弱鐵托的力量，不料卻並未奏效。相反，它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對希臘共產黨的信任，因為此舉暗示了共產主義的勝利將導致北部斯拉夫與阿爾巴尼亞人聚居的馬其頓地區實現自治，使希臘分崩離析。
希臘人之所以如此在意這一點，是因為希臘的民族主義特別缺乏保障，即便以地區標準衡量也是如此。由於希臘戰後的保守派政治家時時刻刻對先前土耳其帝國時期的統治者保持警惕，防範與其發生衝突，而且從1940年以來一直與阿爾巴尼亞處於交戰狀態（直至1985年情況才有所改觀），甚至不願承認在與南斯拉夫、保加利亞接壤的地區存在著龐大的斯拉夫社區，因此他們選擇了「秩序」與「穩定」，而不是「民主」或戰後「妥協」。綜合舊的國內因素與新的國際派別劃分，希臘國王與其軍隊和大臣們選擇了與西方站在一起，把西方國家看作在一個動蕩的地區里最可靠的同盟者。
他們的忠心得到了很好的補償。 1947年2月，《巴黎條約》迫使義大利將多德卡尼斯群島割讓給雅典。在實施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畫以後，希臘成為美國援助的主要受惠國之一。它於1952年被批准加入北約組織，其軍隊也接受了從部署到裝備等各個方面的大量援助。這些軍隊後來也確實起了關鍵性作用。英國本來打算贈予希臘一支非政治性的陸軍和現代警察部隊，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被證明是不可能的。相反，希臘軍隊經過8年戰爭後，以永不妥協的反共主義者、保王主義者和非民主主義者的形象出現，對北約和美國同盟者的忠誠甚至遠遠超過了對本國政治制度或規約的認同。
事實上，希臘軍官就像傳統的西班牙軍官一樣，在他們看來，國家及其領土完整的守護神是他們自己，而不是那些他們曾宣誓捍衛的短命的憲法文件。在戰後希臘的政治生活中，軍隊從一開始起就十分活躍：在50年代初的全國大選中，獲勝的「希臘陣線黨」就是由亞歷山大·帕帕戈斯元帥領導的，他曾在內戰中擔任政府軍的指揮官。直至1963年，軍人還十分樂意地支持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卡拉曼利斯曾經領導更名後的希臘陣線黨（現稱「民族激進派聯盟」）在1956年、1958年和1961年的大選中獲勝，儘管他在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選舉勝利後被懷疑有大規模舞弊行為。
卡拉曼利斯本人在意識形態方面並不持反共態度，他甚至對軍隊也沒有顯示出有特別密切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他出生在希臘的馬其頓地區，並且從內心深處是反斯拉夫的。他出身農民家庭，信仰東正教，本能地具有地方主義、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特點，很適合代表他的祖國。在美國外交官和本國官員等看來，他是一個非常安全可靠的人，他無意實施平民對軍隊的監督，也無意過於詳細地調查愈傳愈盛的高層人物中反議會的網路和陰謀。在卡拉曼利斯的領導下，希臘社會保持了穩定，但是經濟停滯不前，腐敗現象嚴重。
然而在1963年5月，左翼議員格里戈里斯·蘭姆布拉基斯博士在泰薩洛尼基市的一次和平集會上演講時遇襲，5天後身亡。這件事為左派造就了一位烈士，也催生了希臘的和平運動。而當局處事可疑，對這起暗殺事件的幕後主使者不想追查到底，這就引起了人們廣泛的懷疑。 過了6個月，卡拉曼利斯在大選中以微弱之差輸給了喬治·帕潘德里歐領導的、代表日益壯大的城市中產階級利益的中間派聯盟。在下一年的新一輪選舉中，帕潘德里歐的政黨及其同盟者表現得更加出色，以絕對多數選票獲勝，所佔比例從42%上升到52.7％。
新的議會多數派要求調查1961年大選被人操縱的情況，議會與年輕的國王康斯坦丁之間的緊張局面逐漸升級。國王在政治上對保守派的同情是眾所周知的，而且右翼不斷對他施加壓力，要求解除帕潘德里歐的職務。帕潘德里歐最終出於無奈，只好辭職，隨後相繼有幾任臨時首相上台，但是誰都未能得到穩定的議會大多數的支持。這時有一群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軍官被指控與帕潘德里歐之子安德里亞斯密謀，使議會與王室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1967年3月，他們中間有21人被送上了軍事法庭。
到這個時候，希臘議會政府已經徒有其名了。保守派分子與軍官們隱晦地警告人們，共產主義在全國的影響正在擴大。國王不願與多數派的中間派聯盟合作，說他們依靠極左派的選票，而反對派的民族激進派聯盟拒絕支持成立臨時代理政府。最後在1967年4月，民族激進派聯盟組成了少數派政府，直至國王解散了議會，號召舉行新的選舉。
公眾對議會陷入的僵局感到失望，他們普遍感覺國王從中扮演了過分偏袒一方的角色，這一切都表明即將到來的選舉將會進一步偏向左翼。由於這個原因，加上自1949年以來「共產主義威脅」論不斷地被提起，希臘的民主制不健全，以及執政者不稱職，以此為借口，軍隊內部存在已久的右翼軍官集團於4月21日奪取了政權。
在喬治·帕帕多普洛斯上校的領導下，雅典等城市的街道一時間布滿了坦克和傘兵，軍隊逮捕了政治家﹑記者﹑工會運動積極分子等公眾人物，奪取了所有的要塞，並宣布自己為國家的拯救者。他們解釋說，「民主將得以修復」。國王康斯坦丁儘管對這些陰謀家不感興趣，不過還是被動地同意並命令他們宣誓就職。8個月後，國王試探性地組織了反政變，失敗後攜家人逃往羅馬，他的離開並未讓國人感到惋惜。這個軍人集團任命了一位攝政者——帕帕多普洛斯被任命為首相。
上校的這次政變是一篇經典的政治宣言。帕帕多普洛斯及其同僚以暴力起家，慣於實行壓制，他們上任後解僱了近一千名公務員，囚禁或驅逐了左翼和中間派的政治家。在他們執政的7年間，希臘與世隔絕，令人窒息。上校們反對現代性已經到了滑稽的地步，他們審查報刊，宣布罷工為非法，禁止現代音樂和迷你裙，還禁止研究古希臘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歐里庇得斯和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甚至連社會學、俄語、保加利亞語的研究也遭到禁止。他們雖然走的是平民主義路線，但實際上實行的是家長式統治，對外表形象極為關注。在軍政權統治下，留長發遭到禁止，宮廷侍衛和其他禮儀官員的制服也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