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墮過胎。
——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其他342名女性），1971年4月5日
用不了一代人的時間，法國和義大利的共產黨要麼會與莫斯科決裂，要麼萎縮到不值一提。
——丹尼斯·希利，1957年
在此條約下，除了先前賭光的東西以外，毫無損失。
——維利·勃蘭特總理，1970年8月
當兩國希望增進友好時，他們通常會尋求那些最為一致的陳詞濫調。
——蒂莫西·加頓·阿什
20世紀70年代，西歐的政治圖景開始呈現分裂。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政壇主流一直分為兩大政治「家族」：左翼和右翼；各自內部又分成「溫和派」和「激進派」。1945年以來，兩翼有所靠攏，但整體格局並未發生顯著變化。1970年的歐洲選民們所面臨的政治選擇，即便在他們的祖父輩看來，也是似曾相識的。
歐洲政黨之所以存活時間長，得益於選民生態驚人的連貫性。在英國，選擇工黨還是保守黨，或者在聯邦德國，選擇社會民主黨還是基督教民主黨，與其說體現了選民們在具體政策上的深刻分歧，不如說是對各自政黨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偏好使然。在大多數地方，這只是一種曠日持久、跨越幾代的選舉習慣的延續，起決定作用的是選民的社會階級、宗教信仰或地域位置，而非政黨的競選綱要。人們像父輩那樣投票，選擇對象則取決於他們的生活環境、工作領域和收入狀況。
然而，在表面的延續性之下，歐洲選民的政治社會狀況正在經歷一場結構上的轉換。白人男性工人階級這個投票群體，通常作為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支持者的基石，正在萎縮和分裂。與之相仿，「理想——典型性」的保守派選民，老年女性教徒，也不再鐵定成為基督教民主黨或保守黨的選民核心。就其堅持的程度而言，這些傳統選民已不再是選舉主體了。原因何在？
首先，戰後幾十年間，社會變遷和地理遷移已經沖淡了原先固有的社會階級劃分，甚至到了難以辨別的程度。法國西部鄉村或義大利威尼托區小鎮里的基督教選民團、比利時南部或英格蘭北部的工業無產階級大本營，如今都已分崩離析。人們不再像其父母一樣定居一處，還頻繁更換工作。因此，無須奇怪，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已大不相同；而這些變化也開始反映在他們的政治傾向上，儘管起初還很緩慢。
其次，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繁榮與社會改革，已經有效地耗盡了各傳統政黨的綱領和願景。正是它們的成功，使得左右翼的溫和派都無法提出合理可信的議案，尤其經過60年代洪水泛濫般的自由改革之後。國家的制度本身無可爭議，經濟政策的總體目標亦如此。可做的就只剩下勞資關係的調整、反住房歧視和僱傭歧視的立法、教育設施的擴展完備，諸如此類。它們都是嚴肅的公共事務，卻幾乎不屬於重大的政治辯論。
再次，現在出現了新型的政治組織。少數族群，在其遷居的歐洲當地，往往不受白人工人階級社團的歡迎，也就無法一直受邀參與當地的政治組織或工會組織，因此他們的政治活動反映了這種受排斥的生活狀況。
最後，一些舊日的政治文化全然陌生的話題，已由60年代政治家引入了公共討論。「新左派」也許缺乏綱領，但從來不缺少主題。最重要的是，它吸引了新的選民。而對性和性活動的著迷，很自然地導向了性政治；在傳統激進黨派中居於次要地位的女性和隱形的同性戀群體，如今已作為合法的歷史主體浮出了水面，擁有自己的權利和主張。特別是，隨著不少地方法定選舉年齡降至18歲，青年和他們的參政積極性都已移向了中心舞台。
這一時期的繁榮促使人們將注意力從生產轉向消費，從生存必需品轉向生活質量。在60年代的熱潮中，極少有人費神思慮繁榮帶來的道德困境——它的受惠者們正忙著享受那幸運的果實呢。可是數年後，許多青年，尤其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西歐和北歐青年，開始把50年代和60年代以來的商業至上和物質財富看成一筆沉重的遺產，只會帶來庸俗的商品和錯誤的價值觀。現代性的代價，至少在其主要受益人眼裡，開始顯得過高了；而他們的父母、祖父母曾經歷的那個「失落的世界」卻魅力大增。
顯然，對這種文化不滿而造成的政治化是活動家們的典型成果，他們的家庭或許曾一度活躍於比較傳統的政黨，對於那套政治策略瞭然於胸。因而，政治邏輯的改變是微乎其微的：其要旨依然是圍繞一項立法綱領，動員那些觀點相近的人們，來敦促國家使之生效。有所不同的是組織的前提。迄今為止，在歐洲，政治上的支持者是由大型選舉團體在投票中的親密關係形成的，這些團體由階級或職業構成，通過一套共同的、遺傳的，而且往往相當抽象的原則和目標扭結在一起。政策遠不如忠誠來得重要。
不過，謀略在70年代走向了前台。「單議題」政黨和運動出現了，其支持陣營取決於共同關注點的多種組合：這些關注點通常聚焦單一，偶爾也有異想天開的點子。在英國大獲成功的「散裝啤酒運動」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這個中產階級壓力集團成立於1971年，旨在反對當時傾向氣態的、均質的「罐裝」啤酒的趨勢（以及這類啤酒的出售者——面目雷同的「現代化」酒吧）。他們依據的是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大規模生產的壟斷型企業吞併了手工釀造產業，出於大公司的利益目的而操縱著啤酒消費者，用俗不可耐的替代品誘使消費者異化了自己的味蕾。
「散裝啤酒運動」巧妙地將經濟分析、關愛環境、美學偏見和純粹懷舊雜糅在一起，預示了其後很多單議題活動家的網路，還有不久後追隨者甚眾的布爾喬亞-波西米亞人群對昂貴的「本真」的追求風尚。在英國，這種風尚可追溯至長期以來對素食、「本真」的建築材料和布料等的熱烈追求——通常與社會主義團體和步行者俱樂部的活動相重合，是左翼對於保守派熱衷的狩獵、射擊和釣魚的回應。在歐洲大陸，左翼文化和右翼文化之間的對立則反映了另外一種歷史。英國的《美食指南》是由費邊派社會主義者（Fabian socialists）創立和編輯的，並且一開始就在烹飪界前沿引發了階級之爭；而法國的《米其林指南》卻始終是單純的商業企業，儘管它們的讀者群基本相同。但是，這項獨特的單議題運動的魅力有些過時，更別提參與者的投入之深與激情目標之淺之間產生的失衡，這些都使得它必定顯得有點兒古怪好笑。
不過，其他單議題政治黨派就一點兒也不古怪了，其中大多數如同「散裝啤酒運動」一樣，是由中產階級組織並為自身服務的。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70年代初出現了好幾個抗議性政黨，有名的如芬蘭的農村黨（即後來的真正芬蘭人黨），摩根斯·格里斯特魯普的丹麥進步黨和安德斯·朗格領導的挪威進步黨。這些政黨起初都只是積極致力於減稅——1973年成立的挪威進步黨，最初就叫「安德斯·朗格的要求大力減稅、減費和減少國家干預的政黨」，黨綱就是用一頁紙重申名稱里的要求。
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情況也許比較特別，別處的稅率都沒它高，公共服務也沒它貴。當然，別處的單議題政黨也沒格里斯特魯普的政黨幹得出色，它在1973年丹麥全國大選中贏得了15.9％的支持率。但是反稅黨並非新鮮事物，它模仿皮埃爾·布亞德的「商人手藝人保護聯盟」。後者成立於1953年，旨在保護小商人小店主免遭稅收和超級市場的衝擊，並因在1956年的法國選舉中獲得12％的支持率而煊赫一時。但布亞德領導的運動也是個特例。1970年後出現的大多數抗議性政黨都頗持久。挪威進步黨在1/4個世紀後的1997年，贏得了成立至今最高的支持率（15.3%）。
反稅黨像戰爭期間的那些農業反對黨一樣，基本上是被動的、消極的。它們反對令人討厭的變化，對政府的最大要求是去掉那些它們認為不合理的財政負擔。其他的單議題運動則會對政府、法律或制度提出更為積極的要求。其關注面相當廣泛，從通過教育來改革監獄、精神病院的醫療服務，到食品安全、社區服務、城市環境的改進和文化設施的普及等等，不一而足。它們全都「反對一致通過」，不願將自己的支持者局限在任何傳統的政治選民團體之中，而且都樂意，且必然嘗試以另類方式宣揚自己的主張。
其中有三大新政治團體：婦女運動，環境保護主義組織與和平運動，因其規模和持久的影響力而意義顯著。顯而易見，婦女運動是最具多樣性和深遠影響的。除了兩性共同感興趣的領域以外，女性還有些要求特別給予關注的問題：兒童保育、薪酬平等、離婚、墮胎、避孕、家庭暴力，這些議題此時剛剛開始進入歐洲的立法視野之中。
另外，還有激進派女性團體所強調的同性戀（女同性戀）權利問題，以及女性主義者日益關注的色情文藝問題。後者極好地說明了政治上的道德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