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難題。
——美國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1971年
殺人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但是有的時候它是必要的。
——格里·亞當斯
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毛澤東
這是鉛一般沉重的時刻——只要活著，就不會忘記。
——艾米莉·狄金森
朋克可能是為文化理論家們發明的——事實的確部分如此。
——羅伯特·休伊森
即使在20世紀60年代的喧囂平靜下來以前，造就這份喧囂的獨特環境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在有史以來最昌盛的10年的最後3年里，戰後的經濟繁榮熱潮結束了。西歐的「輝煌三十年」被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率不斷下降所替代，同時還伴隨著大範圍的工人失業和社會不滿。60年代的大部分激進分子如同他們的追隨者一樣，放棄了「革命」，轉而為自己的工作前景擔憂。一些人選擇用暴力對抗的方式；它們造成的損害和由這些行為導致的政府應對措施，引發了一些恐慌言論，認為西方社會已經「失控」。這種恐慌感被證明是誇大了的：西歐各國政府頂住了壓力，顯示出了超出旁觀者想像的應變力。但是，不可能再回到「一戰」後最初幾十年的樂觀或幻想中了。
當兩種外部打擊使西歐經濟幾近停滯時，經濟滑坡的影響才剛剛開始。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單方面宣布美國廢除固定匯率制度。自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一直是國際貨幣比價標準的美元，從此以後將隨著其他貨幣的匯率浮動。而促成這一決定的背景是美國因參與越南戰爭而背上的沉重軍事負擔，以及不斷增長的美國聯邦財政預算赤字。與美元掛鉤的是金本位制，華盛頓政府越來越擔心國外的美元持有者（包括歐洲中央銀行）用美元兌換黃金，從而消耗美國國庫的黃金儲備。
美元自由浮動的決策從經濟方面來看是理性的。美國經歷了一場遠在地球另一邊的昂貴的拉鋸戰，並為此付出了舉借外債的代價，已經不可能期望繼續維持固定而又不斷被高估的匯率。但是，美國的這一舉措無疑是一枚炸彈。如果美元的匯率出現浮動，必將導致歐洲貨幣的匯率浮動，那麼戰後精心構建的貨幣和貿易體系的穩定性就會出現問題。固定匯率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就已經建立起來，政府希望它能夠控制國家的經濟網路，現在它已經不復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將會是什麼呢？
隨著之後幾個月的混亂，兩次接踵而來的美元貶值，以及1972年英國的英鎊「浮動」（推遲帶來了英國銀本位制度這個古老而又不堪重負的角色的結束），1973年3月，歐洲各國在巴黎召開會議，這標誌著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崩潰，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浮動匯率制。顯而易見，為此付出的代價將會是通貨膨脹。由於1971年8月美國採取美元匯率自由浮動政策（以及隨之而來的美元貶值），歐洲政府不得不採取通貨再膨脹政策：允許放寬信貸、放任國內物價上漲和國內貨幣貶值，以遏制必定出現的經濟滑坡。
在通常情況下，這個受控制的「符合凱恩斯理論的」通貨膨脹會是成功的——除了在聯邦德國，因為自古以來德國人對物價上漲有著根深蒂固的厭惡與排斥。但是美國退出固定匯率制所引發的不確定性刺激了貨幣投機，而國際浮動匯率協定對此是無力限制的，這又破壞了各國政府為操縱本國利率和維持本國貨幣價值所做的努力。貨幣貶值了。隨著貨幣的貶值，進口貨物的成本相應增加：1971-1973年，世界非燃料商品價格上漲了70%，食品價格上漲了100%。就是在這種已經很不穩定的狀況下，國際經濟遭遇了20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中的第一次石油危機。
1973年10月6日是猶太歷上的贖罪日，埃及和敘利亞對以色列發起進攻，爆發了第四次中東戰爭。主要的阿拉伯石油出口國家在24小時內宣布削減石油開採量；因不滿美國對以色列的庇護，10天後又宣布對美國實行石油禁運，同時將石油價格提高70%。第四次中東戰爭於10月25日以埃及和敘利亞的停火而告終，但是阿拉伯國家對西方國家支持以色列的不滿並沒有隨之消除。12月23日，阿拉伯產油國聯合起來再次提高油價，使其上升到1973年初的兩倍多。
為了了解這些變故對西歐國家的影響，回顧一下石油價格的變化尤其重要。與其他幾乎所有現代工業經濟依靠的初級商品不同，石油價格在經濟發展的幾十年當中幾乎保持不變。一桶沙烏地阿拉伯的輕原油在1955年的價格是1.93美元，到1971年1月上漲到2.18美元。去除那些年的貨幣通貨膨脹因素，油價實際上是下降的。1960年成立的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並不希望其成員國將石油儲備當作政治武器。西方國家早已習慣了依賴這一充足而又廉價的石油產品——它同時又是保持社會長期繁榮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石油對歐洲經濟的重要性不斷穩步增加。1950年，西歐能源消耗總量中的83%是固體燃料（絕大部分是煤和焦炭），只有8.5%是石油。到1970年，使用固體燃料和石油的比例分別是29%和60%。1973年，義大利能源需求的75%依賴進口石油；而葡萄牙則達到80%。 英國曾因在北海發現了油田而一度自給自足，但它的石油開採也只是於1971年才開始。50年代末至60年代，西歐出現了消費熱潮，上百萬輛新的汽車開上馬路，它們的動力供應既不能依靠煤，也不能依靠電，儘管那時——特別是在法國——已經可以使用核能發電，這些都極大地刺激了歐洲大陸對廉價石油的需求和依賴。
至此，進口燃料的價格是以美元的固定匯率來定價的。因此，變化浮動的匯率和石油價格上漲變成空前的不穩定因素。在此之前的20年時間裡，物價和工資的上漲是穩定而溫和的——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仍然可能保持社會的穩定——但是現在出現了通貨膨脹的問題。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數據顯示：非歐共體國家的通貨膨脹率在1961-1969年穩定在3.1%，1969-1973年是6.4%，1973-1979年的年均通貨膨脹率是11.9%。這只是整體數據，不同國家的通貨膨脹率稍有不同：1973-1979年，聯邦德國的通貨膨脹率僅為4.7%，而瑞典是聯邦德國的兩倍。法國在那些年當中的年均通貨膨脹率為10.7%，義大利是16.1%，而西班牙則超過了18%。英國的年均通貨膨脹率為15.6%，但是在最糟糕的年份（1975年）卻超過了24%。
此種程度的通貨膨脹在歷史上並不是空前的，但是這對於經歷過50年代和60年代穩定的通貨膨脹率的人民來說，的確是新的體驗——對他們的國家也是如此。更為糟糕的是，伴隨著1979年第二次石油價格上漲，伊朗革命推翻了國王統治，造成了石油市場的恐慌，石油價格從1979年12月到1980年5月上漲了150%，70年代的通貨膨脹使人民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艱辛而痛苦的生活。在過去，通貨膨脹與增長相關聯，通常是由於增長過快。19世紀末和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都伴隨著通貨緊縮：由於過於剛性的貨幣以及政府和人民長期的消費能力不夠，導致物價和工資水平下降。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的歐洲，人們在傳統的模式中似乎找不到解釋現實的答案。
相反，西歐國家開始經歷所謂的「滯脹」：在出現經濟滑坡的同時，工資和物價出現膨脹。現在來回顧這種情況，不會像當時那樣令人驚奇。到1970年，農村富餘勞動力轉向城市工業生產行業的移民潮已經結束；不再能吸收到「閑散人員」，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也下降了。100%就業仍然是歐洲主要工業和服務行業的標準。到1971年，英國的失業率只有3.6%，法國的失業率只有2.6%。但是，這意味著有組織的、習慣於以優勢地位和僱主們討價還價的工人們現在面對的是僱主們的利潤率開始縮水。
自從1971年以來，通貨膨脹率不斷上升，工人代表們要求提高工資並獲得其他經濟方面的補償。即便在1973年經濟危機之前，也已經有種種跡象表明經濟開始走向衰退。實際的工資增長已經超過了生產力的增長，利潤不斷下降，不再有新的投資。戰後經濟復甦激發的投資熱情一點點被通貨膨脹或者失業所吞噬。由於中東危機，歐洲的通貨膨脹和失業這兩個問題並存。
對比過去的經濟繁榮，20世紀70年代的歐洲經濟大蕭條更顯得糟糕。參照歷史標準進行比較，該時期西歐的平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不是特別低，處於英國的1.5%和挪威的4.9%之間，實際上比法國、德國和英國在1913-1950年間的平均增長率1.3%有明顯的提高。但是與不久前的過去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