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指社會上絕大多數人反對少數人統治的行為。它常伴隨著政治權力危機和高壓統治手段的衰弱。這也是革命並不一定非要動用武力的原因所在。
——雅契克·庫倫、卡勒爾·莫澤列夫斯基《給黨的一封公開信》，1965年3月
每個共產黨都可以在它自己的國家裡自由運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但要想保持黨性，就不得任意背離這些原則。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68年8月3日
經歷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後，人們才開始看清了誰是誰。
——茲丹納克·姆萊納爾
一下子又回到了過去。
——保羅·麥卡特尼
20世紀60年代，蘇聯集團內部的經歷必然和西方所經歷的完全不同。1956年以後的非斯大林化激起要求變革的呼聲，和西方在蘇伊士危機後要求非殖民化的呼聲一樣，越來越大。然而，對匈牙利動亂的摧毀，表明這種改革只有從一開始就在共產黨的支持下才能取得進展。這反過來也提醒了人們，共產主義的主要動力來自莫斯科當局，一切都得按照蘇聯領導人的心情和政策來做定奪。是尼基塔·赫魯曉夫在1964年下台以前決定著歐洲東半球的歷史命運。
赫魯曉夫那一代蘇聯領導人仍然相信國際階級鬥爭還存在。實際上，正是赫魯曉夫把對過去蘇聯革命歷史的理想化投射到了拉丁美洲的動蕩上，令他採取了錯誤的決策，從而導致了1962年古巴危機，並且害得自己被趕下了政治舞台。而蘇聯和中國之間矛盾的公開化出現在1960年，使莫斯科的左翼批評家們看到與蘇聯模式不同的另一種「毛澤東主義」，這不僅僅是爭奪地緣政治的先機；本質上，它也有一部分是出於對「世界革命」的思想之爭。在這表面現象之下，莫斯科那些後斯大林主義的統治者們和北京之間的競爭反而令蘇聯處於一種矛盾地位。作為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發源地，他們不斷地在蘇聯內部及其衛星國煽動性地宣揚他們的理想抱負，堅稱絕不能削弱共產黨的領導權。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宮又不斷地討好西方勢力以求得共存，還不斷地討好本國公民。
在赫魯曉夫統治的年代，蘇聯確實取得了一些進步。從1959年開始，斯大林的《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不再是蘇聯歷史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權威版本。 實行恐怖統治的年代結束了，但是產生恐怖的機構和做法還存在：古拉格勞改局還在，幾萬名政治犯還在勞改營遭受折磨或被流放，其中有一半是烏克蘭人。在赫魯曉夫統治時期，廢除了斯大林頒布的禁止勞工流動法，縮短了法定工作時間，制定了最低工資標準，推出了生育產假，並在全國推行了養老金計畫（1965年後這一計畫擴大到集體農莊的農民們）。總之，蘇聯以及那些比它更先進的衛星國，至少在形式上變成了萌芽中的福利國家。
然而，赫魯曉夫許諾生產更多剩餘糧食這一更具雄心的改革計畫卻以失敗而告終了（這也是他的同伴們在1964年10月拋棄他的原因之一）。迄今為止，在哈薩克和西伯利亞南部的墾「荒」作業更是帶來了災難性的結果：那些並不適合種植糧食作物的土地上，每年都被沖走50萬噸的表層土壤，而那些原來豐收的農田現在卻又因為種植牧草而遭到徹底破壞。在中央統一計畫和各地的腐敗雙重作用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吉爾吉斯斯坦的共產黨領導人為了完成官方指定的糧食上交份額，竟然逼迫集體農莊的農民買斷了當地商店的所有糧食供應。有些外省城市爆發了糧食騷亂（尤其是1962年6月在新吉爾卡斯克）。到了1964年1月，由於1963年農業歉收，蘇聯不得不從西方進口糧食。
而同時，那些受赫魯曉夫鼓勵而零星地存在的私有化小型農場取得的成功卻使人尷尬：在20世紀60年代初，這些私人耕種的農場以佔地3%的比例，生產出了蘇聯1/3的糧食總產量。到了1965年，蘇聯人的糧食消費中2/3的土豆和3/4的雞蛋都來自這些私營農場。和波蘭、匈牙利一樣，蘇聯「社會主義」的生存依靠的卻是內部這些非法的「資本主義」經濟，對此它只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經濟改革，一開始只是興之所至地想彌補不健全的體制結構。在一定程度上，他們有一半是出於真心想要取消中央制定經濟決策的做法，或者允許那些實際上存在的私有化生產的合法化，但是他們冒犯了那些擁護舊制度的強硬路線者。其實，赫魯曉夫及其後任勃列日涅夫實施的自由化並沒有對蘇聯體制賴以生存的權力網和官員任命權造成任何直接的威脅。的確，正是因為蘇聯集團內部的經濟改善總是得服從於政治優先原則，才使得這些改革收效甚微。
文化改革又是另一種狀況。列寧往往更擔心的是人們針對他個人的批評而不是針對他的原則，他的後繼者也一樣。知識界的反對意見，無論是否會在黨內外引起更大的回應，這對包括赫魯曉夫在內的共產黨領導人來說，都是十分敏感的問題。1956年赫魯曉夫首次譴責斯大林之後，在蘇聯及世界各地，曾引起過人們廣泛的樂觀態度，認為以後蘇聯會放鬆審查制度，並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網開一面，接受那些謹慎的不同意見或批評意見（就在同年，鮑利斯·帕斯捷爾納克將小說手稿《日瓦戈醫生》投往文學期刊《新世界》，卻遭到了退稿）。但克里姆林宮很快就開始擔憂文化領域產生的放任自由，在蘇共二十大召開後的3年里，赫魯曉夫多次發表咄咄逼人的公開講話，捍衛藝術領域裡正統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並威脅那些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提出批評的人，如果他們繼續地哪怕只是以回顧形式來詆毀它，也會遭到嚴重後果。與此同時，在1959年，蘇聯當局壓制東正教牧師和浸禮會教徒，而自從斯大林去世後，當局曾經允許給予這種形式的文化偏離以一定的自由。
然而，如果不算上他的同事們的話，赫魯曉夫本身就是個令人難以估摸的人。1961年10月，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公開了中國和蘇聯的分裂程度（11月，蘇聯關閉了駐阿爾巴尼亞的大使館，阿爾巴尼亞是北京在歐洲的臨時代理人），為了角逐其在全球的影響力，蘇聯開始以新面孔出現在那些國外追隨者面前，使他們感到迷惑和猶豫。1962年，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外省鄉村教師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被准許出版了他那部帶有悲觀主義色彩，並且以暗示手法批評順從態度的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刊登在文學期刊《新世界》上——而正是這家期刊社在6年前拒絕了帕斯捷爾納克的投稿。
赫魯曉夫在執政的晚期雖然態度相對地比較寬容，但並沒有允許人們直接批評蘇聯領導層：即使到了最「解凍」的時期，索尼仁尼琴的一些後期作品也一直未能被批准出版。然而，和以前相比，20世紀60年代初期還算是一個文學自由，可以謹慎地從事文化實驗的時期。但到了1964年10月，克里姆林宮發生政變後，一切都變了。這些反對赫魯曉夫的陰謀策劃者們遷怒於他政策上的失敗和專制獨裁的做法，尤其是他的反覆無常令他們坐立不安。第一書記本人也許十分清楚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但是旁人卻很有可能被他那表面的寬容所誤導。這樣就可能會出錯。
克里姆林宮新的領導層控制政局幾個月後，就開始鎮壓知識分子。1965年9月，兩位年輕作家安德雷·西尼亞夫斯基和尤里·達尼爾遭到了逮捕。他們兩人分別以艾勃拉姆·德爾茲和尼古拉·阿扎克的化名將手稿偷送到西方，出版了許多小說。德爾茲，即西尼亞夫斯基，還在國外發表了一篇批評蘇聯當代文學的短文《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1966年2月舉行了對這兩人的審判。由於蘇聯尚無律法明文規定禁止在國外出版作品，當局只得宣稱作品內容本身即是他們反蘇活動的罪證。這兩人被判有罪並被送往勞改營：西尼亞夫斯基被判7年監禁（雖然6年後就獲釋了），達尼爾被判了5年。
雖然媒體發起的污衊這兩人的運動引起了公眾對他們命運的關注，但是對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爾的審判是在私下裡進行的。只有幾位被允許進入審訊室的人把審訊過程秘密記錄了下來，並且整理成文，一年後，這些審訊記錄以俄文和英文兩種文字出版，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呼籲，要求釋放這兩人。 這次事件的特別之處在於，即使在斯大林的粗暴統治時期，也一直沒有人會僅僅因為其所（虛構的）作品內容而被逮捕入獄。即使他們為了某種目的而任意編造物證，過去的知識分子們也往往是因其行為而非言辭而受到指控。
與赫魯曉夫統治時期相對寬鬆的政策相比，對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爾的處置在蘇聯本國引起了出人意料的抗議，由此引發了幾十年來對蘇聯政府表示不滿的各種運動：在這兩人被捕的那一年，出現了許多「私人出版物」，而且正是由於這些地下出版物，湧現出了許多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反蘇聯圈子中的代表人物，他們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