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交開始於1963年，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解禁和披頭士出第一張激光唱盤之間。
——菲利普·拉金
革命——我們如此熱愛它。
——丹尼爾·科恩-本第特
後悔了的資產階級起而反叛沾沾自喜而又令人難以忍受的無產階級——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怪象之一。
——以賽亞·伯林爵士
現在全世界的記者都在拍你們的馬屁，但我不會，親愛的各位。你們一副被寵壞的小雜種的嘴臉，我恨你們，就像恨你們的父親一樣……昨天你們在朱利亞山谷毆打警察時，我對警察充滿同情，因為他們是窮苦人的兒子。
——皮埃爾·保羅·帕索里尼，1968年6月
我們追隨的不是杜布切克。我們追隨的是毛澤東。
——義大利學生口號，1968年
具有偉大文化意義的時刻，一般是在做歷史回顧時才為人所認識。而20世紀60年代卻不同：那一代人對於超越自己所處的時代和他們自身的重要性了如指掌，而這正是那個時代的一大特色。套用「誰人」樂隊的歌詞，在60年代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都在「談論我這一代人」。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倒不是完全不可理喻的自我陶醉，但可以想見這也造成了一些視角上的扭曲。對於現代歐洲而言，20世紀60年代確確實實是現代歐洲有著非凡結果的10年，但並不是當時看上去非同小可的事情樣樣都在歷史上留下了痕迹。那些自我陶醉、反對偶像崇拜的衝動，不管是在服裝樣式還是思潮方面，都猶如曇花一現；相反地，那些政治上或是公共事務領域真正革命性的轉變，儘管在60年代末已初露端倪，但直到多年以後才看到效果。同樣，60年代的政治版圖也容易給人以錯誤的印象——最重要的變化並不總在最出名的地方發生。
20世紀60年代中期，戰後的人口爆炸帶給社會的衝擊隨處都可以感受得到。似乎歐洲到處都是年輕人——1968年的法國，年紀16歲至24歲之間的學生人群超過了800萬，達到全國總人口的16.1％。在早些年，這樣的人口爆炸早已對國家的食品供應造成了嚴重壓力；即使可以讓所有人糊口，他們的就業也會是大問題。但在經濟高速增長高度繁榮的時期，歐洲各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吃飯穿衣住房，甚至也不是年輕人的就業，而是如何教育他們。
到20世紀50年代為止，歐洲多數孩子在小學教育完成後便離開學校，年齡通常在12歲至14歲之間。在很多地方，19世紀末開始實施的義務教育也並沒有得到有力執行——西班牙、義大利、愛爾蘭和共產黨掌權前的東歐國家裡的在家孩子一般會在春天、夏天或初秋時節輟學。中等教育仍是為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所專享的特權。在戰後的義大利，完成了中等教育的人不到全部人口的5%。
展望未來的學生人數，同時也作為較大範圍社會改革的一部分，戰後歐洲各國的政府都開始了一系列的重大教育改革。在英國，離校年齡在1947年提高到15歲（到1972年提高到了16歲）。在義大利，在戰後的最初幾年，多數孩子事實上在11歲就離校，而在1962年，這個年齡提高到了14歲。1959-1969年的10年間，義大利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兒童數量增加了一倍。在法國，1950年高中畢業生的數量是區區3.2萬人。20年後，這個數字翻了5倍多，在1970年，中學畢業生人數佔到了該年齡段總人口數的20％。
這些教育變革帶來了一定的破壞性。一直在多數歐洲社群劃在兩類人中間的文化分界線從此消失：一類是人口中的絕大多數，他們在學會讀寫和基本的算術、背出民族歷史大綱後便離開了學校；另一類人是十七八歲才離開學校，獲得了價值不菲的中學畢業文憑，爾後繼續專業訓練或開始工作的少數特權階層。那些語法學校，如法國公立中學和德國高等中學，則更是統治階級的保留地。這些昔日將農村和城市貧民的孩子們拒之門外的經典課目，現在卻向所有社會階層日益擴大的青年群體開放。隨著越來越多的孩子進入並完成中等教育，這些年輕人的世界和他們的父母所知的世界出現了斷層。
這個嶄新的、史無前例的代溝本身也成了事實上的社會革命，儘管它的後果尚在家庭範圍之內。但當成千上萬的孩童擁入匆忙建成的中學，給不同時期建造的教育機構造成了物力、財力上的巨大壓力，規劃者們早已開始發愁：這些變化對於大學——曾只為更少數的精英保留的大學——意味著什麼。
如果說1960年以前大多數歐洲人從未得以一窺中學校園，那麼更少有人懷有上大學的夢想。在19世紀，一些傳統的大學曾有過些許擴展，高等學校的數量——主要是技術學校——也有所增加，但20世紀50年代歐洲的高等教育仍只向少數特權階層開放，這些家庭不需要孩子在18歲以前自己掙錢，並且有錢支付從中學到大學的所有費用。當然也有向窮人和中產階級家庭開放的獎學金，但除了第三法蘭西共和國和第四法蘭西共和國的那些令人景仰的追求卓越、平等的學校，很少再有哪些獎學金夠支付所有的教育費用，更不用說可用以補償收入上的損失。
儘管上一輩改革者有著極好的意圖，牛津、劍橋、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波洛尼亞大學、海德堡大學以及歐洲其他一些古老學府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仍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1949年瑞典共有1.5萬名大學生，比利時有2萬名。整個西班牙總共只有5萬名大學生，是人口為4 900萬的英國所有大學生總數的兩倍不到。那一年，法國的學生總數剛剛超過13萬。但是，歐洲的中等教育規模已經達到頂峰，很快就將不得不進行高等教育的擴展。變革迫在眉睫。
首先，歐洲需要大大增加大學的數量。在很多地方還沒有所謂的高等教育「體系」。大多數國家只是繼承了一些零散的大學，小小的、古老的、相互獨立的院校，每年僅能收納數百名新生，通常坐落在偏僻市鎮，那裡很少有或者完全沒有公共基礎設施。其講堂、實驗室、圖書館和宿舍（如果有的話）都很難再容納額外的數千名年輕人。
歐洲典型的一些大學城，如帕多瓦、蒙彼利埃、波恩、魯汶、弗萊堡、劍橋、烏普薩拉等等，都是幅員狹小且遠離都市（幾個世紀以前，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才選擇了這些地方）。只有巴黎大學是個例外，但只是個特例。歐洲的大多數大學缺乏美國大學意義上的那種校園（但在這一點上，英國的大學，尤其是牛津和劍橋，明顯地屬於例外），它們完全融入周圍的都市環境：學生們在市鎮里居住，依賴於城市居民提供住宿和各種服務。最重要的是，儘管很多學校已有幾百年的歷史，歐洲的大學幾乎沒有自己的任何物質資源。他們的資金來源完全依賴於城市或國家。
如果歐洲的高等教育要與時俱進，以適應逐漸經過小學和中學階段的龐大的人口數量，這一舉措必須來自中心地區。在英國，在某種程度上也包括斯堪的納維亞，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是在邊遠城市和農村市鎮外圍的「綠地」上建造新的大學，比如英國的科爾切斯特和蘭卡斯特，丹麥的奧爾胡斯。當第一批中學畢業生來臨時，這些新的大學，儘管其建築乏善可陳，至少已經建好，足以解決日益增加的入學需求，同時也為數量日增的大學畢業生提供了教師職位。
英國的教育規劃者並未通過開設新的大學來滿足大眾的需求，而是把他們納入了古老的精英體系中。英國的大學因此保留了接受或是拒絕學生入學的權利：只有那些在全國中學畢業考試中獲得一定成績的學生才有望進入大學，並且各大學有權自由選擇志願入校的學生，同時只接受它能容納的學生數。英國的大學生一直是享有特權的少數人（在1968年仍不足該年齡段人口的6％），從長遠觀點來看，這無疑是社會的倒退。但對於那些幸運的少數人來說，這個體系運轉平穩，並使他們不會遇到歐洲其他國家的同齡人所面臨的種種問題。
在歐洲大陸，高等教育在朝一個全然不同的方向發展。在大多數西歐國家，在從中學到大學的過程中沒有設置任何障礙：如果你參加並通過了全國性的中學畢業考試，你自動獲得進大學的資格。到20世紀50年代末為止，這一制度都沒有造成任何困難，因為總人數少，大學不必擔心學生人數過多無法負擔。不管怎樣，歐洲大陸大多數大學中的學術研究仍沿襲固有的鬆散風氣。傲慢的、高高在上的教授們對著講堂中一幫不知姓甚名誰的學生正兒八經地講課，而學生們也絲毫沒有必須及時完成學業的壓力。對他們而言，進大學既是一種受教育的方式，也是經歷一次社交成人儀式。
歐洲大多數國家的中央規劃者都決定擴展現有的大學，而不是建造新的大學。同時他們也沒有設置新的預選障礙或制度。相反，也是出於很好的理由，他們往往儘力去去除那些殘餘的預選制度——1965年，義大利教育部廢除了所有大學入學考試及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