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重要任務不是做個人早已在做的事，將它們做得好一點兒或者差一點兒；而是要做目前根本還未做過的事。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1926年
挑戰不會來自美國……來自聯邦德國或法國；挑戰來自那些好不容易才最終能夠收穫計畫經濟和公有制物質成果的國家，無論他們可能錯到什麼地步——而我認為他們在許多根本的方面都是錯誤的。
——安奈林·貝文，1959年
我們的國家代表著民主和適當的疏導。
——約翰·貝傑曼
我要把教堂的窗戶打開，這樣我們就能向外看，而人們可以向裡面看。
——教皇約翰二十三世
照片就是真相。電影就是每秒24幀照片的真相。
——讓-呂克·戈達爾
20世紀60年代是歐洲國家達到頂峰的時代。在這之前的一個世紀里，西歐各國的公民和國家的關係總是在軍事需要和政治需要之間妥協遊走：公民剛剛獲得的現代權利被保家衛國的舊義務所抵消。但是自1945年起，兩者之間的關係越來越以社會公益和經濟策略相互交織為特徵，而政府的角色也轉變為服務於國民，而非相反。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西歐各福利國家包攬一切的雄心壯志會失去部分吸引力——不只是因為這些國家不再能兌現他們的諾言：失業、通貨膨脹、人口老齡化、經濟減速等眾多掣肘，使得政府兌現不了當初承諾的一半。國際資本市場和現代電子通訊的轉型削弱了政府計畫和實施國內經濟政策的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政府干預的合法性本身已經遭到破壞：國內公共部門機構和生產企業的僵化和無能，而在國外，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失靈和政治鎮壓也是再明顯不過的。
但所有這些尚未到來。在現代歐洲福利國家的巔峰年代，行政機關仍然保有廣泛的權威性，其可信度也沒有受到質疑，因而可以獲得顯著的共識。人們普遍相信國家總是比不受限制的市場要做得好：它不僅僅能夠行使公正、保衛國土，或分配物品和服務，而且還設計和實行能產生社會凝聚力、提升道德支持和增強文化活力的策略。有人認為這些事情最好由開明的、自利的和商品及觀念上的自由市場機制來解決，這一主張當時被歐洲主流政界和學術界認為是前凱恩斯時代有趣的殘留：往好處看是沒有吸取大蕭條的教訓，往壞處看可能會導致衝突和遮遮掩掩地訴諸最根本的人類本能。
如此看來，國家是一件好東西，有諸多的好處。1950年至1973年間，法國的政府支出從國內生產總值的27.6%上升到38.8%，聯邦德國從30.4%上升到42%，英國從34.2%上升到41.5%，荷蘭從26.8%上升到45.5%——這一時期國內生產要比以往和後來的任何時候增長得快。巨額增長的政府支出中絕大多數花在了保險、退休金、醫療、教育和住房上面。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丹麥和瑞典僅用於社會保障一項，1973年占國民收入比例就比1950年上漲了250%；而挪威甚至翻了3倍。只有瑞士政府在這方面的投入占戰後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相對低一些（直到1980年才達到30%）；但即使這樣，與1938年僅6.8%的佔有率相比，反差也是相當大的。
戰後歐洲資本主義的成功歷史上，無處不強化公共部門的重要性。但是國家介入的性質有相當大的差異。歐洲大陸的大部分國家避開直接擁有實業（除公共交通和通訊領域），而喜歡間接控制；他們常常通過名義上的自治機構，比如義大利業務涉及各個領域的工業復興公司（IRI），是該國規模最大、最知名的公司。（見本書卷二第1章）
像工業復興公司（IRI）那樣的大集團不僅服務於他們的員工和消費者，還有各種政治黨派、工會、社會服務機構，甚至教堂。對於上述團體和機構，大集團不僅施予恩惠，也同時擴大它們的影響。義大利的天主教民主黨「囊括」了從村莊到首都的社會各階層人士，佔據了公共服務以及國家控制或資助的一系列產品領域：運輸、電子媒體、銀行、能源、工程和化學產業、建築業、食品生產等。除該黨派之外，其主要受益人就是那些在官僚機構里找到穩定工作的無土地農民成千上萬的子孫。義大利戰爭孤兒收留機構為每70個孤兒僱用12名員工，每年80%的預算都花費在員工的工資和管理上。
同樣地，比利時政府控制的公共部門公司允許布魯塞爾中央政府緩和本地的民怨，對那些為不同地區和語種的利益而相互競爭的人群提供服務和工作崗位，大筆投資基礎設施，從而安撫他們。法國戰後的國有化奠定了一張產生長期影響和庇護的網路。法國電力公司（EDF）是該國主要的能源供應商，同時也是該國最大的僱主之一。根據最初的戰後法規所簽訂的協議，法國電力公司（EDF）每年1%的營業額將匯入由當時法國總工會（CGT）控制的一個社會基金中。由該基金支付的假期和其他福利（還不包括基金會本身帶來的就業機會），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一直代表著法國總工會（CGT）對其大恩主——法國共產黨的回報，這種槓桿式的回報在經濟上合算，政治上也意義重大。
這麼一來，國家通過無數種方式推動了商業、政治和社會的運行；同時直接或間接地對數以百萬計男女的就業和報酬負責，使他們因此以專業人士或官僚的身份從中獲得了既得利益。從英國一流大學畢業的學生們，與畢業於法國大學院的同齡人一樣，不去私營部門找工作，也幾乎不涉足工商業，而是在教育、醫療、社會服務、公共法律、國家壟斷行業或政府服務部門尋找就業機會。到20世紀70年代末，比利時60%的大學畢業生佔據了公共服務或政府資助的社會部門的職位。歐洲國家由此打造了一個它所能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的獨一無二的市場。在這些國家形成了一個就業的良性循環，其產生的影響獲得了廣泛的讚賞。
國家在公開目標方面存在的原則差異可能會引起左派和右派、天主教民主黨和共產黨、社會黨和保守黨等等的爭吵和對立，但是幾乎每一個人都從國家提供的機遇中獲得收入和影響力。對國家作為計畫者、協調者、促進者、仲裁者、提供者、關懷者和守護者的作用的普遍信心，跨越了幾乎所有的政治分野。 福利國家號稱是社會主義的，但其實遠不是。這一點上，正如西歐各國所展現的那樣，福利資本主義實際上是後意識形態的東西。
然而，在戰後歐洲的一般共識中，有一種關於社會民主黨的獨特見解。社會民主主義總是被當作雜種；而事實上左派和右派的敵人就是用這個觀點來反對社會民主政治的。社會民主主義作為一項長期尋求理論的實踐活動，是20世紀初歐洲整整一代社會主義者深刻見解的產物：就像19世紀社會主義空想家預言和計畫的那樣，近代歐洲中心地帶激進的社會革命發生在過去，而非將來。19世紀的城市暴力起義的範式作為對工業資本主義不公正和無能的解決辦法，已經不僅不理想，也不可能達到其目標；它也已經是多餘的。真正要改進一切階級的狀況，只能採用漸進、和平的道路。
但這並不意味著19世紀最根本的社會主義原則已經被拋棄。20世紀中期絕大多數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即使刻意與馬克思及其忠實追隨者保持距離，也總是保有這樣一種信念，資本主義先天不足，而社會主義無論在道德還是經濟上都更優越。社會民主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區別在於前者不願意承認資本主義必然終結，也不認為其有智慧以自己的政治行動來加速資本主義的終結。經歷了幾十年的大蕭條、分裂和獨裁，社會民主主義者逐漸認識到其任務是運用國家資源來清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帶來的社會病態和無制約的市場經濟運作，從而建立起良好的社會，而不是經濟烏托邦。
社會民主派的政治並不總像後來的事情所顯示的那樣誘惑性急的年輕人，但是它對於1914年以來經歷了幾十年可怕生活的男男女女具有天生的吸引力；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某些西歐國家的人民眼裡，社會民主已經不再是政治，而是一種生活方式。這一點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是再明確不過的了。1945年至1964年間，丹麥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的選票從33%上升到42%；而同一時期挪威工黨贏得43%到48%的選票；瑞典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戰後在大選中的選票從未低於45%，在1968年甚至超過了50%。
上述投票數據的引人注目之處不在於數據本身——奧地利社會黨有時幾乎也做得一樣好，而在1951年英國大選中，艾德禮的工黨也獲得了48.8%的選票（雖然保守黨得票總數略低，但獲得了較多的國會席位）。重要的是這些數據所體現的同一性。年復一年，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的社會民主黨確保了本國2/5以上的選票，其結果是連續幾十年掌控政府，雖然其間也偶爾聯合較小的、順從的合作夥伴，但通常單獨掌權。從1945年至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