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話實說，我們的大多數民眾還從來沒有享受過這樣的好日子。
——哈羅德·麥克米倫，1957年7月20日
整個社會制度就是生產力不斷上升、加上通貨膨脹，加上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加上高壓的廣告和營銷手段，加上大眾傳媒，加上文化的民主和創造大眾的思想，而我的名字就是「容易受廣告左右的大眾」。
——J·B·普利斯特萊
看看這些人！原始人！
他們從哪裡來？
盧卡尼亞。
它在什麼地方？
一直下到底！
——《羅科和他的兄弟們》，盧齊諾·維斯康蒂導演，1960年
我們要去那兒，陽光燦爛，
我們要去那兒，海水湛藍。
在電影中，我們早已見識，
現在親自看看，是否屬實。
——克立夫·理查德《夏日假期》，1959年
生活在美國人的時代，真是糟透了——當然，除非你是美國人。
——吉米·波特在《憤怒的回顧》中，1956年
1979年，法國作家讓·福哈斯蒂耶出版了一本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30年里法國社會和經濟轉型的報告，書名起得不錯：《偉大的輝煌：看不見的革命（1946-1975）》。在西歐，自希特勒戰敗以後的30年里，確實算得上「輝煌」。經濟的飛速增長帶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代。在經歷了長達40年之久的戰亂和經濟大蕭條之後，西歐大陸的經濟早已失去了原先的雄厚基礎，但僅僅在一代人的努力下，它就開始仿效美國的經濟發展和消費方式。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它就搖搖晃晃地從廢墟上站起來，蹣跚地進入了歐洲的繁榮時代，令人大吃一驚，並且多少有些令人詫異。
戰後西歐的經濟發展史被認為是完全背離了先前幾十年的模式。20世紀30年代馬爾薩斯派所強調的保護主義和緊縮政策均遭到了摒棄，取而代之的是更受歡迎的自由貿易。政府不但沒有縮減開支與預算，反而進一步加大了這些支出。幾乎到處都在進行對基礎設施和機械製造方面的長期投資，公私兼有；一些老工廠和舊設備或者更新，或者替換，生產效率和生產能力得到了有效提高；國際貿易大幅度上升；那些有了工作的年輕一代不僅有需要而且也有能力來消費各種各樣的產品。
戰後的經濟「繁榮」在時間的到來上，各地略有不同：最早是出現在德國和英國，稍後是法國和義大利；而且各國在稅收、公共支出和投資重點上也各有側重，不盡相同。戰後，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首先考慮的是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建設：修築或改善公路、鐵路、房屋、工廠。有些國家還故意抑制居民消費，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最初歲月里都經歷過（委婉地說來是）貧困時期。當然，這些國家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取決於它們的起點：越是富有的國家，其改變的速度越慢、程度越小。
此外，歐洲各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國民生產總值（GNP）也都在穩步增長。GDP和GNP是用來衡量一個國家實力與福利的一種新的重要指標。在20世紀50年代，西德的人均國民生產力年平均增長率為6.5%，義大利為5.3%，法國為3.5%。與過去幾十年的表現相比，這些國家的經濟持續高增長率令人讚歎：1913-1950年間，德國經濟的年增長率只有0.4%，義大利是0.6%，法國0.7%。即使是在1870年以後威廉二世帝國統治的幾十年繁榮時期里，德國經濟也只是保持在平均1.8%的年增長率。
到了20世紀60年代，這一增長速度開始放慢，但西歐經濟的增長速度還是非同尋常地超過了歷史平均水平。總之，從1950年到1973年，德國的實際人均GDP翻了3倍多。法國人均GDP上升了1.5倍。義大利經濟雖然底子更弱，但卻發展得更快。那些歷史上的窮國在經濟發展上表現得更為引人注目：從1950年到1973年，奧地利人均GDP從3 731美元上升到了11 308美元（按1990年的美元比價換算）；西班牙的人均GDP則從2 379美元上升到8 739美元。從1950到1970年間，荷蘭經濟以每年3.5%的幅度增長，與過去40年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相比，其增速是原來的7倍。
這樣的增長速度主要得歸功於持續增長的海外貿易，它的增幅遠遠超出了大多數歐洲國家的總出口量。僅僅通過排除國際貿易障礙這一招，就在很大程度上幫助戰後西歐各國政府走出了以前幾十年的經濟停滯狀態。 聯邦德國就是主要受益者，僅僅10年時間，它在世界出口製造品中佔有的份額從1950年的7.3%上升到了19.3%，使德國經濟又恢複到了1929年大蕭條前它在國際貿易中所佔據的地位。
1950年後的45年里，世界出口量增長了16倍。就連法國這樣一個幾十年在世界貿易中一直維持10%左右份額的國家，也從全球不斷激增的國際貿易中獲得了豐厚利益。實際上，所有工業國家這些年來都獲利良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貿易條件明顯有利於它們這一邊，因為從那些非西方世界進口的原材料和食物價格一直在下跌，而製成品的價格卻一直在上漲。在和「第三世界」長達30年的不公平貿易特權中，這些西方國家簡直就是獲得了印製鈔票的許可證。
然而，西歐經濟的繁榮最主要體現在它事實上形成了一個歐洲統一體。早在《羅馬條約》之前，後來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成員國的那些國家的主要貿易往來就已經在各國之間展開：1958年聯邦德國出口量（按價值估算）的29%都是銷往法國、義大利和比利時、荷蘭、盧森堡，另有30%銷往歐洲其他國家。在簽訂《羅馬條約》之前，比利時的出口中早已有44%銷往歐共體成員國。即使是那些事隔多年以後才正式加入歐共體的國家，如奧地利、丹麥和西班牙，它們也早就融入了這一貿易網路：1971年，即在奧地利正式加入歐共體20年之前，它就從歐共體最初的6個成員國中進口了約佔它本國進口總額一半以上的產品。歐共體（後來的歐盟）並沒有為歐洲的經濟一體化打下基礎，而是代表了一種正在實際形成中的體制。
戰後歐洲經濟革命的另一關鍵因素是歐洲工人的生產力有了很大提高。從1950年到1980年間，西歐的勞動生產力比過去80年間提高了3倍：每小時生產的GDP增速甚至超過了人均GDP的增速。考慮到就業人數的增加，這說明生產效率也在大幅度提高，而且幾乎所有地方的勞動關係都得到了很大改善。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競爭的結果：過去30年來的政治動亂、大規模失業、投資不足以及人們身體上遭受的傷害等等，使歐洲大部分國家自1945年以來處在一種歷史的低起點。即使沒有當代人那種對現代化的興趣，也缺少技術上的革新，西歐的經濟發展也還是會有進步。
但是在生產力穩步提高的背後，其實隱藏著一種深層的、永久性的工作性質的轉變。1945年，大多數歐洲國家還處於前工業化時期。地中海沿岸國家、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愛爾蘭和東歐還主要都是鄉村，並且不管怎麼說還處於落後狀態。1950年，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的成人就業者中4/5是農民。在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匈牙利和波蘭，每2個就業者中就有1個從事農業生產；義大利是每5個人中有2個務農。奧地利每3個就業者中有1個人在農場勞作，法國則是近3/10的就業者在從事這種或那種農業生產。即使在聯邦德國，就業者中也有23%的人從事農業生產。只有在英國，這一數字僅為5%，還有相對比例小一些的比利時（13%），是19世紀的工業革命才真正地推動它們進入了後農業社會。
在接下來的30年里，大量的歐洲人拋棄了土地，開始進入城鎮工作，使20世紀60年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到了1977年，義大利的農業生產人數僅佔16%；在東北部的艾米利亞——羅馬涅區，農業生產人數從1951年的52%猛跌到1971年的20%。奧地利全國農業勞動力的人數則降到了12%，法國是9.7%，西德是6.8%。即使在西班牙，到了1977年，其農業生產人數也只佔20%。在比利時（3.3%）和英國（2.7%），在統計上（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的話）農民所佔的已經是無足輕重的地位。農業生產和乳製品生產已經變得越來越高效，而不再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了，尤其是在像丹麥和荷蘭這樣的國家裡，黃油、乳酪和肉製品現在成了出口盈利產品，成了國內經濟的主要支柱。
農業在GDP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在義大利，農業在國民生產中的比重從1949年的27.5%降到了1960年的13%。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包括政府部門的僱員）獲利最多，許多原先的農民及其子女享受到了這一優勢。在某些地方，如義大利、愛爾蘭、斯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