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印度群島丟了，大家都輸了。
——荷蘭諺語，被廣泛引用於20世紀40年代
整個大陸風向已變。無論我們喜歡與否，（非洲人的）意識正在覺醒，這是一個政治事實。
——哈羅德·麥克米倫在開普敦的演話，1960年2月3日
大不列顛已經失去了帝國，卻還沒有找到新的角色。
——迪恩·艾奇遜在西點軍校的講話，1962年12月5日
我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伊姆雷·納吉。今天凌晨，蘇聯軍隊發起強攻，想佔領我國首都，明顯地企圖推翻合法的、民主的匈牙利政府。我軍正在抵抗。政府仍在執政。我謹對全國人民及世界人民做此公告。
——伊姆雷·納吉在匈牙利電台的廣播，1956年11月4日凌晨5點2分
依靠外來軍隊教訓本國人民，那是大錯特錯。
——約瑟普·布羅茲·鐵托，1956年1 1月1 1日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西歐各族人民本身已難以自治，民不聊生，但卻還在統治著歐洲以外的許多地區。在歐洲殖民地本土的精英們看來，這些悖論並沒有不合時宜，但卻結出了惡果。對許多英國人、法國人和荷蘭人而言，他們國家在非洲、亞洲、中東地區和美洲擁有的殖民地和帝國資產所帶來的豐厚收益，可以彌補他們在歐洲遭遇的災難性戰爭損失和屈辱；他們宣稱那場戰爭中所有的物質財富都是國家資產。一旦喪失了這些遙遠的領地，缺少了來自這些殖民地的供給和人力資源，英法在對德和對日作戰中會比實際上蒙受更大的不利。
對英國來說，狀況尤為明顯。任何一名戰後長大的英國人（包括本書作者在內）都把「英國」、「不列顛」和「英帝國」看成近義詞。小學生的世界地圖上顯示的英國佔領了紅紅的一大片領域；歷史教科書尤其著重描述了英國征服印度和非洲的歷史；新聞影片、廣播報道、報紙、畫報、兒童故事書、喜劇、體育賽事、餅乾桶、水果罐頭的標籤、肉店櫥窗上的告示，無處不在提醒人們，在這個海上帝國的中心，英國擁有多麼重要的歷史、地理意義。那些殖民地和自治領的城市、河流和政客們的名字也都和大英帝國本土上的名字一樣耳熟。
英國人失去的「第一個」帝國是北美。而後來的那些帝國即便不是「心不在焉狀態下的產物」，至少也完全沒有經過認真規劃。它受到了一小群農場主和牧場主階層的擁護和捍衛，它在警力、服務業和管理上耗費了巨資；和法國在北非的統治區一樣，例如在肯亞和羅德西亞地區。這些「白人」自治領——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和南非都是獨立的國家，但他們在形式上依然正式效忠於女王，在感情上依附於英國，並且他們的食物和原材料的供應以及軍備力量除了在名義上，都計入英國的國有資產。這些地區對大英帝國的重要性並不在於物質財富上，而是在於其戰略意義。英國在非洲東部佔有的資產，首先被認為是帝國主要資產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當然還有英國統治的其他地區和中東的港口、阿拉伯半島一帶和印度洋地區：當時還包括後來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在內的印度、斯里蘭卡和緬甸。
所有的歐洲帝國在領地上都呈現出一種星羅棋布的隨意性片斷性（除了英國通向印度的海陸通道），忽視對物流和經濟收益應有的持續性關注。西班牙早就喪失了部分帝國領地，先是輸給英國，再後來是由於當地居住者要求獨立，最近則是因為美國勢力的崛起，這時斷時續地引起了西班牙人的反美情緒。如今只剩下了1956年至1968年間佛朗哥（曾經的現實主義者）想要放棄的在摩洛哥和赤道幾內亞的一些飛地。
但是歐洲仍然控制著非洲和亞洲的許多地區，這些地區要麼直接受帝國首都的統治，招聘那些在歐洲接受過教育的人執掌當地人組閣的政府，要麼就是由那些完全聽命於歐洲宗主國派遣在當地的統治者執政。戰後歐洲政治家們只認識這些人，因而大多對整個帝國範圍內迅速崛起的新一代民族主義情緒知之甚微（也許印度是個例外，但即便如此，他們還是低估了印度當地民族運動的規模和決心）。
因而，英國和歐洲其他殖民帝國都沒有預見到他們即將喪失自己在海外的財富和影響力。根據英國歷史學家埃瑞克·霍布斯鮑姆的考證，1939年在一次來自英國及其殖民地的共產黨青年學生組織的討論會上，他們都覺得歐洲殖民帝國的終結還是件很遙遠的事情。6年後，這個世界就分裂為兩大派：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強勢的和弱勢的、富有的和貧窮的，他們之間的鴻溝在近期似乎根本沒法逾越。即使到了1960年，全世界爭取獨立的運動已經轟轟烈烈之時，全球70%的總產量和80%的工業生產的經濟附加值還是來自西歐和北美。
不起眼的葡萄牙在所有歐洲帝國中是最小、最窮的一個以極低的代價從它的殖民地安哥拉和莫三比克掠奪原材料，這些也為葡萄牙的出口創造了壟斷市場，使它得以在國際市場上參與競爭。因此，莫三比克為葡萄牙商品市場種植棉花，而不顧本國人口的糧食之需，這一不合理的做法為當地帶來了可觀的利益，但卻不斷導致了當地人長年饑荒。在這樣的情況下，葡萄牙的殖民地雖然時有動亂髮生，而且葡萄牙本國軍事政變不斷，但是儘可能地推遲了非殖民化的步伐。
即使歐洲各國沒有了他們的殖民帝國也還能繼續維持，但當時很少有人相信那些殖民地本身離開了外來統治勢力的支持，自己能夠立足。甚至那些擁護自治和歐洲海外殖民地獨立的自由黨人和社會黨人也都認為，要實現這一目標還需要很多年。值得提醒的是，時至1951年，英國外交大臣、工黨的赫伯特·莫里森還把非洲殖民地的獨立比作「給一個10歲的孩子一把碰簧鎖鑰匙、一個銀行戶頭和一支滑膛槍」。
然而，世界大戰給殖民國家帶來的巨大變化，遠遠超出了大部分歐洲人的理解。戰爭期間，英國喪失了它在東亞的領地，被日本人所搶佔；雖然在日本戰敗後收回了這些地區，但卻嚴重破壞了老牌殖民者大英帝國在這些地區的實力。1942年2月，新加坡的英國人向日軍投降，這是英帝國在亞洲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令英國人一直無法釋懷。雖然英軍成功地保住了緬甸，從而保護印度未淪入日軍之手，但歐洲人不可戰勝的神話卻從此永遠破滅了。1945年以後，在亞洲的殖民國家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放棄傳統的領土主張的壓力。
對荷蘭而言，作為該地區最老的殖民勢力，其最終結局更是使它痛苦難忘。荷蘭屬下的東印度殖民地以及為發展殖民地而組建的貿易公司，是荷蘭民族神話的一部分，直接關聯著它的黃金時代，也是荷蘭商業、航海業繁榮的象徵。尤其是到了戰後那些暗淡、貧困的日子裡，人們都在猜測，東印度的那些原材料，尤其是橡膠，將成為荷蘭經濟復興的救星。然而，在日本戰敗後的兩年里，荷蘭再次被捲入了戰爭：荷蘭控制的東南亞一帶（今印度尼西亞）牽制住了荷蘭14萬人的軍隊（包括職業軍人、應徵入伍者和志願者），而印度尼西亞的獨立運動又激起了荷蘭帝國在太平洋、加勒比海地區及南美洲各殖民地的佩服和競相效仿。
接踵而來的4年游擊戰給荷蘭帶來了3 000多名軍民傷亡。印度尼西亞的獨立革命，是1945年11月17日由印尼民族主義領袖蘇加諾單方面宣布的，最終於1949年12月在海牙會議上得到了荷蘭當局（和淚流滿面的朱莉安娜女王）的承認。一大群歐洲人被逐步遣散回「家」（實際上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出生在東印度，根本就沒有到過荷蘭）。到1957年末，印尼總統蘇加諾宣布禁止荷蘭商人入境，這時被遣返回國的荷蘭人已經達到了好幾萬。
非殖民化的進程對曾經經歷過戰爭創傷的荷蘭公眾產生了痛苦的影響。許多前殖民主義者和支持他們的朋友們一起向政府施壓，將荷蘭未能在日本戰敗後的間歇期內重奪殖民政權一事歸咎於左翼，這一事件後來被稱為「良政神話」。另一方面，那些應徵入伍的士兵們（佔有絕對人數）在經歷了一場無人喝彩的殖民戰爭後，只想著能夠平平安安地回到家鄉。他們中間有許多人認為，這場軍事勝利只是聯合國堅持用談判來移交權力而極力促成的，而這一切很快就會湮沒在國人的記憶空洞中。
從長遠來看，荷蘭被迫從殖民地撤離，反而使荷蘭人越來越滋長「歐洲」情結。第二次世界大戰表明，荷蘭不可能置身國際事務之外，尤其是它周邊的大國。失去印度尼西亞及時提醒了荷蘭，它實際上只是一個弱小而易受侵犯的歐洲小國。出於自身需要，荷蘭改變了策略，成了促進歐洲經濟和後來的政治一體化進程的熱切擁護者。然而，這一進程的實現並不順暢，荷蘭全體民眾不可能一夜之間就實現情感的大轉移。截至1951年春，戰後荷蘭政府的軍事預算和開支主要還不是針對歐洲防務（儘管荷蘭已經加入了《布魯塞爾條約》和北約），而是為了保有原來的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