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使之明顯之前，大多數人也肯定已經明白，歐洲各國相互吵鬧爭奪世界統治權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歐洲想在這方面尋求出路，肯定一無所獲，任何一位還在渴求世界霸權的歐洲人必然會絕望，或者成為笑柄，就像瘋人院里的許多拿破崙黨人一樣。
——麥克斯·弗里奇，1948年7月
因為我們在那裡派駐了軍隊，歐洲人就不分擔責任了。他們不願意為了保衛自己而做出犧牲，提供士兵。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
反對法國擁有核信息的主要理由是，這有可能對德國人產生影響，促使他們也這麼做。
——約翰·F·肯尼迪
你們知道，條約就跟少女和玫瑰花一樣：到時候自然會凋零。
——夏爾·戴高樂
單憑政治制度就可以構成一個國家的性質。
——斯達爾夫人
英國歷史學家J·H·普拉姆在其研究18世紀早期英格蘭政治穩定發展過程的經典著作中寫道：「大多是因為受到伯克和19世紀歷史學家們的影響，民眾普遍認為政治穩定的形成就像珊瑚的生長過程一樣非常緩慢：是靠時間、環境、審慎、經驗和智慧在幾個世紀里逐步形成的一種結果。我認為沒有什麼比這種想法更加違背事實了……一個社會的政治穩定一旦形成，往往是在轉瞬之間，就像水突然凝結成冰。」
在歐洲，這種情況意外地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前期。
從1945年到1953年初，歐洲人一直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之中，滿心焦慮，擔憂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政治家們和公眾一樣，對1919年的調停失敗記憶猶新。東歐共產主義的盛行更是勾起了人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革命動蕩的回憶。布拉格政變、柏林的緊張局面、遠東的朝鮮戰爭，這一系列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的國際危機，凈是些令人不快的回憶。1951年7月，西方各盟國宣布結束他們和德國之間的「戰爭狀態」，但是隨著迅速加劇的冷戰局勢，仍然毫無締結和平條約的可能性，也幾乎沒有這種希望。也沒有人敢確定法西斯主義不會藉助懸而未決的德國問題或在其他任何地方死灰復燃。
各種國際聯盟、機構網路的擴展和國際條約的簽訂，並沒有為國際和諧提供什麼保證。事後想來，我們現在可以看出，在歐洲委員會、歐洲煤鋼共同體、歐洲支付聯盟和最重要的北約組織之間，實際上產生了國家之間的一種全新的、穩定的體制的萌芽。就像1950年歐洲委員會召開的「保衛人權大會」的文件顯示，它將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內產生持久的意義。但在當時，這些文件就像發表它們的機構一樣，只是代表了一種良好意願，在20世紀20年代命中注定只能成為一些無效的條約或同盟。當時的人們對此都持懷疑態度，因此很少予以關注，這是可以原諒的。
此外，隨著斯大林的逝世和朝鮮戰爭的結束，西歐在半清醒狀態中跌跌撞撞地步入了一個重要的政治穩定的時代。40年來，西歐各國至少在它們相互之間首次處於沒有戰爭或戰爭威脅狀態。國內的政治衝突逐漸平息。除義大利之外，各國共產黨開始逐步退入政治邊緣化。人們也不再相信法西斯復仇主義會捲土重來。
由於冷戰帶來的不確定性，使西歐人找到了新的安樂。政治對峙的國際化，以及由此造成美國的介入，有助於消除歐洲國內政治衝突所產生的刺痛。上一個時代有可能引起暴力和戰爭的政治問題——懸而未決的德國問題、南斯拉夫和義大利之間的國土爭端、被佔領後的奧地利的前途——這些問題都得到了控制，總有一天會由強國對峙和協商來解決，而歐洲本身卻幾乎沒有任何發言權。
德國問題還是沒有答案。甚至在20世紀50年代的恐慌平息之後，西歐領導人意識到斯大林不會打算在中歐立刻「建立一個朝鮮」，德國東西雙方之間要達成協議仍然為時尚早。西方的正式立場是，1949年形成的兩個德國應當重新合併為一個民主國家。然而，這種重新統一併不可行，除非等到所有德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他們要在其中生活的國家的政治制度，而且同時還要讓聯邦德國（西德）來代表所有德國民眾。私底下，美國人像西歐人一樣，倒並非不樂意眼看著德國就這樣無限期地分裂下去。正如1959年2月，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對總統艾森豪威爾所言：將「對此現狀有許多話可說」，但這不是「我們可以公開表達的立場」。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蘇聯的立場也十分相同。斯大林在晚年繼續堅持蘇聯的官方態度，認為莫斯科要尋求德國的統一，甚至表示只要德國不再擁有軍備，莫斯科願意接受統一後的德國保持中立。在1952年春的一系列外交照會中，斯大林提議四大佔領國達成一項和平條約，目標是建立一個統一的德國，保持中立、解除軍備，撤出所有佔領軍，由所有德國人自由選舉成立一個德國政府。歷史學家們曾指責華盛頓方面未能採用斯大林的建議——「失去了一次」結束冷戰的「機會」，或至少可以在最嚴峻的對抗時刻消除刺痛。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領導人並沒有把斯大林的外交照會當回事，他們拒絕採納蘇聯的有關建議。雖然事後證明他們這樣做是正確的。蘇聯領導人對自己的建議也不是很上心，也不認真指望美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會從佔領區撤軍，並且允許成立一個中立的、無任何軍事裝備的德國遊離於四分五裂的歐洲大陸中部。要說的話，只是斯大林和他的後繼者們並非不樂意看到美軍一直逗留在德國領土上；在這一代蘇聯領導人看來，美軍常駐聯邦德國（西德）是防止德國復仇主義的最可靠的保證之一。如果放棄這種保證可以換來德國解除軍備並受控於蘇聯手中的話（為此目標，莫斯科十分樂意放棄它手中的民主德國［東德］和它們的民主共和國），那倒還值得去冒險一試；但若非如此，就不值得一試。
俄羅斯人堅決無法接受的是聯邦德國重新軍備化，為此他們將不惜付出任何代價。蘇聯的策略並不是要在德國再統一問題上和西方達成共識，而是想阻止有可能出現的德國重新軍備化。在打敗希特勒僅5年之後，朝鮮戰爭的爆發導致美國提出這個問題。假如國會能同意杜魯門政府增強海外軍事援助的請求，那麼美國的同盟者，包括德國在內，就不得不自我擔負起保衛歐洲大陸的責任。
1950年9月，當美國國務卿迪恩·艾奇遜首次和英法兩國探討德國軍事重整問題時，遭到了法國的強烈反對。這證實了他們早期的疑慮：北約組織只是實現德國重新軍事化的一個幌子而已，遠非如美國所承諾的那樣是為了保護法國的東翼地帶。甚至德國人也對此不情不願，當然這是出於他們自己的原因。康拉德·阿登納對情勢的改變把握得非常到位：聯邦共和國將保持克制，而不只是抓住這次重整軍備的機會。德國對西方的防禦做出了貢獻，作為回報，波恩應堅持要求國際上認可聯邦德國，並赦免被盟軍羈押的德國戰犯。
法國預計到這類交易有可能會在它的背後悄悄進行，於是通過提出反對意見，預先取消了有關允許德國加入北約組織防衛的一切協商。1950年10月，法國總理勒內·普利文建議建立一個歐洲防務共同體，與舒曼計畫相仿。除了大會、部長委員會和法庭外，這一共同體還將擁有自己的歐洲防衛軍。美國人，還有英國人，當然對此想法很不樂意，但是同意參與，因為這是當時解決歐洲防衛問題的最好辦法。
於是在1952年5月27日簽訂了《歐洲防務共同體條約》，此條約及其附加文件指出，一旦簽約國認可這一條約，美國和英國將全力協助歐洲防衛軍，並且終止對德國的軍事佔領。蘇聯曾經徒勞地許諾用一個解除德國武裝的《和平條約》來干擾《歐洲防務共同體條約》。1953年3月，聯邦德國聯邦議院認可了這一《歐洲防務共同體條約》，接著，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經濟聯盟也承認了這一條約。 現在只等法國國民議會認可這一條約，西歐各國就可以擁有一支所謂的歐洲軍隊了：將各國（包括德國在內）的軍隊混合組編在一起。
然而，法國人還是不太高興。1953年11月，詹妮特·弗萊納敏銳地觀察到：「在全體法國人看來，歐洲防務共同體的問題在德國人而不是俄羅斯人身上，只有美國人才認為問題出在俄羅斯。」法國人的猶豫不決惹惱了美國，在1953年12月北約組織委員會的會議上，艾森豪威爾新任命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威脅說，如果歐洲防務共同體不能順利建立，美國就會採取「令人不快的重新評價」。但是，即便普利文計畫只是法國總理的一個不成熟的想法，公眾的辯論卻早就揭示出法國民眾極不情願在任何情況下同意德國重整軍備。況且，這一份關於德國重整軍備並建立歐洲軍隊的建議提得太不是時候了：法軍剛在越南遭遇敗仗，很丟面子。新上任的法國總理皮埃爾·孟德斯-弗朗斯做出了正確估計，如果他拿脆弱的聯合政府之前途去冒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