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的生活居然沒什麼變化。
——戴維·洛奇
「我早年住在工廠區的鎮上，生活在磚牆和煤煙灰之中，鋪滿了鵝卵石的街道兩旁煙囪高聳。路程短的話我們就乘坐街車，長了則坐火車。每一餐都購買新鮮的食物，不是因為我們對食物考究而是因為我們沒有冰箱（那些不易變質的東西都藏在地下室里）。我母親每天大清早冒著寒冷就起床，生火點燃客廳里的爐子。自來水管流出的水永遠都是冰冷的。我們通過信件交流溝通，主要從報紙上得悉新聞（然而我們還是很時髦，因為我們擁有一台像文件櫃那樣大小的收音機）。早年的教室里都裝備了肚子鼓鼓的爐子，雙人課桌上刻有放墨水瓶的凹槽，可以用來蘸筆尖。在舉行12歲成人儀式前，男孩子們一律穿著短褲，等等。但這一切並不是出現在尚未經開發的喀爾巴阡山區，而是在戰後的西歐，這裡的『戰後』時間一直延續了將近20年。」
比利時作家呂克·桑特對1950年代工業區瓦龍尼亞的描述，同樣適用於當時的大多數西歐國家。筆者成長於戰後倫敦市內的帕特尼區，回憶起小時候，自己經常光顧一家布滿塵埃的糖果店，店主是位乾癟的小老太，不無責備地對我說：她「從女王登基50周年紀念日起，就一直賣大塊硬糖給你這樣的小男孩了」。也就是說，從1887年就開始了，當然她指的是維多利亞女王。 在同一條街上還有家雜貨店——名叫桑斯伯雷——地上鋪滿了木屑，店裡擠滿了身穿條紋襯衫的壯漢們，那些年輕活潑的姑娘們則系著漿過的圍裙、戴著帽子。看起來就像19世紀70年代小店剛開張時所拍攝的那些掛在牆上發黑了的老照片里的場景。
就許多本質特徵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初10年里的日子和50年前的男男女女們所過的生活沒什麼不同。在那幾年裡，煤炭產量還是只能滿足英國燃料總需求量的90%，滿足比利時等國新建的歐洲煤鋼聯合體82%的需求。部分地由於倫敦煤電產業帶來的全局影響——倫敦市滿是電車和船塢——導致經常出現煙霧籠罩，和維多利亞後期的城市景象十分相似。那些年裡的英國電影也染上了明顯的愛德華王朝的情緒——無論是在社會背景（例如1948年的影片《溫斯洛男孩》）還是在時代主調上。在影片《白衣紳士》（1951）里，當時的曼徹斯特被描述為一個具有19世紀特色（手推車、房子和社會關係）的城市；老闆和工會領導人攜手，把企業的外行做法看作美德，而不管付出了多少犧牲生產效率的代價。每周有300萬英國男女去光顧持執照營業的舞廳，在20世紀50年代初，僅約克郡的哈德斯菲爾德鎮就有70家工人俱樂部（雖然當時的年輕人正在對這兩種社交活動失去興緻）。
同一種彷彿時間已經停滯的感覺瀰漫在歐洲大陸的上空。比利時的鄉村生活和米萊筆下的別無二致：木耙攏著乾草，連枷打著秸稈，馬車運載著手摘的蔬果。和在法國外省的鄉鎮一樣，頭戴貝雷帽的男人們在回家的路上，從街角的「安寧咖啡店」（1919年時取此名者較盛）買些法式長棍麵包；而西班牙則封閉在佛朗哥專制統治的陰影里，比利時和英國則籠罩著一種愛德華王朝沿襲下來的拘束感。19世紀經濟革命的灰燼仍然在戰後的歐洲散發著餘熱，順其自然地往前走，留下了文化習俗和社會關係的積澱，與擁有飛機、核武器的新時代顯得日益格格不入。說起來，那就是戰爭逆轉了一切。20世紀20年代延續到30年代的現代化熱潮已消失殆盡，只留下了老掉牙的生活方式。在義大利，和歐洲的多數鄉村一樣，兒童在完成小學學業的同時（甚至根本未完成學業）就加入勞務市場；1951年，年滿13歲的10個義大利少年中只有1個還在上學。
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在恢複權威之後，如沐春光。在西班牙，天主教統治集團動用一切手段，在政治上支持並重新發起了反對革新的運動：在1953年的一份政教協定中，佛朗哥不僅免去了教會的稅收，允許教會全面干政，還賦予它審查它所反對的一切作品和言論的權力。作為回報，教會統治集團負責維持並加強宗教和民族認同這兩種保守勢力。實際上，教會已經完全投身於闡述民族同一性和民族責任，而小學的主要歷史課本《我是西班牙人》（初版於1943年）把西班牙歷史說成了一個獨特的、天衣無縫的故事：始於伊甸園，終於最高統帥。
為此他們還為那些死者編造了一個新的受崇拜的名稱——在最近的內戰中屬於勝利者一方的「烈士」。在幾千個紀念地，西班牙教會組織了無數次紀念儀式和紀念會，祭祀同反教權的共和主義作戰而死的人。這種宗教的與世俗的權勢之間的審慎混合及其對勝利的紀念活動，加強了教會統治集團在精神領域和人們記憶上的專制統治。由於佛朗哥對天主教教會的需要遠甚於教會對他的需要——西班牙戰後和國際社會及「西方」之間的薄弱鏈接還剩下多少呢——他實際上給予了教會無限權力，以期現代西班牙重建古老政權下的「十字軍東征」精神。
在西歐其他地方，天主教會不得不估算著和那些反對大眾對教會忠誠的呼聲進行較量；但是即使在荷蘭，天主教統治集團還是有足夠信心，把那些在戰後第一輪選舉中投票選舉它的勞動黨對手的選民逐出教會。直到1956年，即教皇庇護十二世去世、標誌著舊秩序終結的前兩年，7/10的義大利人還是定期參加禮拜天的彌撒。如佛蘭德一樣，義大利的教會也贏得了尤其是保皇黨人、婦女和老人們的擁護——他們明顯地佔據了整個人口的大多數。1947年3月通過的義大利憲法第七條從法律上承認墨索里尼1929年和教會簽訂的宗教協約有效：天主教統治集團保留其在教育領域的影響力，並享有一切有關婚姻與道德方面的監督權。在陶里亞蒂的堅持下，連共產黨也只好不情願地投票通過了這項法律，但這並沒有能夠阻止梵蒂岡在第二年將那些投票支持義大利共產黨的選民開除教籍。
在法國，天主教統治集團和它的政治擁護者們感覺非常自信，他們向政府施壓，要求在「學校之爭」中獲得特別的教育優先權，直接地再現了19世紀80年代的政教之爭。爭執的主要事件是國家投資資助天主教辦學的老話題；這一要求很傳統，但是經過精心挑選。推動過19世紀反教權主義的那股力量，在法國、義大利和德國大部分已經消融了，僅剩下的也都轉向了時下的意識形態之爭，至於他們子女的教育成本和質量問題，是為數不多的可以鼓動那些甚至是頻繁去教堂的人的議題之一。
在歐洲的各種傳統宗教里，只有天主教的人數在四五十年代還在很活躍地不斷增加。這部分是因為只有天主教會才直接擁有政黨（而有些政黨則是依附於它以求得支持）——在德國、荷蘭、比利時、義大利、法國和奧地利，情況就是如此；還有部分原因是在這些年裡，天主教早就在傳統上根植於歐洲那些變化不大的地區。但最重要的是，天主教會可以為它的教徒們提供一些當時特別稀缺的東西：一種延續感、一份安全感和一種安撫，這個世界在過去10年里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此後的歲月里更會發生劇烈的變革。天主教會與舊秩序相伴，實際上它堅決反對現代化和變革，這使它在這過渡的年代裡具有了特殊的吸引力。
歐洲西北部的各個新教教會就不具備這樣的魅力。在德國，非天主教人口中相當多的一部分人現在都處在共產黨統治下；德國福音派教會由於和希特勒妥協而多少招致一些破壞，1945年新教領導人在斯圖加特的罪行懺悔會上遮遮掩掩地承認了這一點。但主要問題在於，在聯邦德國和其他地方都一樣，新教教會沒有與時俱進，為現代社會提供選擇變更的機會，而是只想著如何與現代社會和諧共處。
按照傳統，新教徒牧師或者聖公會牧師的精神權威並非用來同國家競爭，而是作為服從國家的協作者——這也是當時中歐新教教會未能抵擋得住共產黨國家壓力的原因之一。但是，當西歐國家開始加強並擔當起其公民精神和物質上的保護人角色時，教會與國家之間在由誰來充當公共行為和道德的仲裁者這點上，其區別開始變得模糊。40年代後期和50年代初期就因此表現為過渡時代，社會對地位、權勢的追求和尊重的傳統仍然搖擺不定，但是現代國家卻開始取代作為集體行為仲裁者的教會，甚至取消等級。
這個時代的特徵在BBC（英國廣播公司）1948年內部員工指導手冊（《BBC各類節目——作者及製作人政策導引》，1948）中得到了很好的概括。面向公眾的廣播公司將負有道德責任這一點表述得很清楚：「（BBC）可能對聽眾產生巨大影響，因而相應地對高標準的品位也負有高度責任。」禁止開宗教玩笑，就像不可以把老派的音樂鑒賞趣味說成是「B.C.」——「Before Crosby」。 不可以談及「廁所」，不可以取笑「男人的娘娘腔」。禁止作家使用戰爭期間流行的用來輕鬆氣氛的笑話，也不可以使用暗示性的雙關語，例如提及女性的內衣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