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厭棄過去的時代。我主要是從文學作品中得悉，過去的時代看起來愚昧又野蠻。
——米蘭·西邁斯卡
在20世紀中葉，做每一件事都要事先考慮和顧及蘇聯對於此事的態度。
——雷蒙·阿隆
即使我錯了，也是對的；而你們即使對了，也是錯的。
——皮埃爾·庫塔德（與艾迪加·莫林語）
無論喜歡與否，社會主義建設的優勢在於，要想理解社會主義，就必須投入運動中去，並且承認它的目標。
——讓-保羅·薩特
如果理由錯了，你就沒法幫助別人行事正確……這種對站錯隊的害怕心理，不是政治上純潔的表現；而是缺乏自信。
——阿瑟·凱斯特勒
還在歐洲法西斯和民主之間的鬥爭尚未結束時，就出現了一種新的分裂：共產黨和反共產黨。對未來幾代人來說，其速度之快，可能會讓他們感到費解。對政治家和知識分子進行監視，看他們是否支持蘇聯，這並不是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分裂而開始的，但是在戰後的這幾年裡，在1947年到1953年間，這條劃分東方和西方之間、左翼和右翼之間的分界線深深地刻入了歐洲的文化知識生活。
當時的情況非同一般，所以產生上述現象。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對極右派的支持程度遠遠超過了大多數人後來的回憶。從布魯塞爾到布加勒斯特，20世紀30年代的報刊和文獻都對種族主義、反猶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教權主義和政治上的反動派展開了大量的激烈辯論。那些在戰前和戰爭時期從事法西斯活動或持徹底反動觀點的知識分子們、記者們和教師們，在1945年後找到了恰當的理由，大聲叫囂著支持他們新找到的密友，如革新主義者或激進主義者（甚至還有一些臨時或永久退離公眾視線的人）。由於此刻大多數法西斯黨派和報刊、徹底保守的言論都受到了禁止（伊比利亞半島除外，那裡的情況恰好相反），公開表達政治觀點的僅限於中間派和左派。右翼思想和觀念在歐洲失勢了。
雖然希特勒、墨索里尼及其追隨者的覆滅極大地改變了公共寫作和表演的內容，它們的基調卻沒有大的變化。法西斯分子世界末日式的緊迫感；他們所採用的暴力和「終極」手段，彷彿真正的變革必定需要經歷徹底的毀滅；討厭對自由派的「偽善」和妥協；熱衷於二元選擇（贊成或反對，革新或頹敗）：這些衝擊力同樣可以很好地服務於極左派，而在1945年後它們的確如此。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法西斯作家們關注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國家、墮落、犧牲和死亡這些概念有著先入之見。1945年後的左翼知識分子也成形於戰爭經歷，但是這一次他們關注水火不相容的道德選擇的衝突，排斥一切妥協的可能性：善與惡、自由和奴役、抵抗與合作。從納粹或法西斯佔領下獲得解放，以進行激進的政治和社會變革，這種做法受到了廣泛歡迎，被認為是一個變戰爭的破壞為革命的動力並創建一個嶄新開端的機會。而當這一機會看來受到挫折，又回歸到「常規」生活時，失望的情緒一下子就轉變為憤世嫉俗的冷嘲熱諷——或轉變成極左派說，世界再一次兩極分化，陷入了兩個不可調和的陣營。
戰後歐洲的知識分子全都急吼吼地對妥協全無耐心。他們太年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犧牲了整整一代年輕人。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卻消失了一大群名聲敗壞的年長者。取而代之的是出現了一幫作家、藝術家、新聞記者和政治活動家，他們太年輕了，根本不知道1914-1918年的戰爭，但他們卻急於彌補上一代所失去的歲月。他們的政治教育來自統一陣線和反法西斯運動的年代，當他們主要通過戰爭時期的表現來贏得公眾認可、獲得公眾影響時，根據歐洲傳統標準來衡量的話，他們確實是成名太早了。
在法國，大戰結束時，讓-保羅·薩特40歲，西蒙娜·德·波伏瓦37歲，他們當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阿爾貝·加繆年僅32歲。在比他們年長的一代人中，只有弗朗索瓦·莫里亞克（生於1885年）的影響力和他們相當，主要是因為他並沒有受到過去維希政府歷史的玷污。在義大利，只有那不勒斯哲學家貝內德托·克羅齊（生於1866年）保留了義大利上一代公眾人物的形象。法西斯倒台後，伊格納齊奧·西洛內（生於1900年）是較為年長的、有影響力的義大利知識分子之一，小說家、政治評論家阿爾貝托·莫拉維亞當時38歲，共產黨編輯、作家厄里奧·維托里尼更年輕一歲。在德國，對納粹的同情和戰爭影響了最大多數的公共知識分子和作家，海因利希·伯爾——最有才華的、自我意識強烈的新生代作家之一，他們在希特勒戰敗後的兩年里組建了「47社」——在戰爭結束時年僅28歲。
在東歐，戰前那些知識分子精英受極端保守主義、神秘民族主義的影響，甚至更糟糕的是，年輕人的社會地位上升更是顯著。切斯瓦夫·米沃什不可不謂一個典型人物，他那篇轟動一時的雜文《被禁錮的心靈》發表於1951年，當時他年僅40，正處於政治流亡中。傑爾齊·安德爾澤也夫斯基（他出現在米沃什的書中，但並不是為了恭維）在三十幾歲的時候就出版了一部廣受好評的關於戰後波蘭的小說《灰燼與鑽石》。1922年出生的塔德茲·波洛斯基才二十幾歲，就出版了他的奧斯維辛回憶錄：《女士們、先生們，毒氣室請走這邊》。
東歐各國共產黨領導人典型地都是一批年歲稍長的人，他們或是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政治犯生涯或是曾流亡蘇聯，也有些人兩者都經歷過。但是在他們領導下的那些年輕男女，都沉浸在蘇聯支持下的推翻政權的理想主義狀態中，這對他們獲取成功至關重要。在匈牙利，格沙·羅松齊差點在1956年匈牙利動亂後成為蘇聯鎮壓的犧牲品，二十幾歲的他和幾百位同他一樣的人把匈牙利共產黨推上了執政舞台。海達·科娃麗的丈夫魯道夫·馬戈留斯曾是1952年12月斯蘭斯基公審案的被告之一，他擔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政府部長職務時才35歲；公審案件中另一被告阿圖爾·倫敦更年輕，共產黨執政時他才33歲。倫敦曾在法國抵抗運動中接受了政治教育，他和其他許多地下共產黨員一樣，年紀輕輕就學會了如何行使政治、軍事職責。
東歐和西歐的年輕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普遍熱切地嚮往共產主義的未來。但是這種熱情里也摻雜著一種明顯看不起無產階級、藍領工人階級的複雜情感。在戰爭結束後的最初幾年裡，熟練的技術工人非常稀缺——這和大蕭條年代形成了鮮明對照，在集體的回憶里記憶猶新。煤礦等著開採；公路、鐵路、樓房、電線都需要重建或整修；需要生產出工具來製造其他產品。所有這些工作都急缺熟練人手；和那些有家室的婦女或那些各種類別的「知識分子」相比，被迫移置者收容營里那些身體健全的年輕人很容易找到工作和避難所。
這樣一來，工業企業和工人的地位普遍提高了——這明顯是一種對宣稱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黨派的政治資產。那些因出身問題而感到尷尬的左傾的、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男女可以通過投奔共產主義而得以安慰。但即使是那些並沒有加入共產黨的藝術家和作家們，尤其是在義大利和法國，也都「拜倒在無產階級面前」（阿瑟·凱斯特勒），為「革命的工人階級」歌功頌德（根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觀念，典型地想像成堅定強壯的男性形象），使之幾近偶像地位。
雖然這一現象是歐洲範圍的，並且超越了共產黨的政治（在歐洲最為著名的這種擁護「工人主義」的知識分子是讓-保羅·薩特，他一生從未加入法國共產黨），但只有在東歐，這些感情才產生了實際效用。來自英國、法國、德國等地區的學生、教師、作家和藝術家大批湧入（分裂前的）南斯拉夫，赤手空拳地幫助重建鐵路。1947年8月，伊泰洛·卡爾維諾熱情洋溢地描寫了來自義大利的志願者投身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事業的相似狀況。對新事業的投入、對或真或幻的工人集體的嚮往以及對蘇聯（和它那無往不勝的紅軍）的傾慕，使戰後的青年一代從他們的社會根基和民族歷史中脫離了出去。
年紀輕時下定決心要加入共產黨（或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在當時的情況下通常就意味著共產黨員）。因此，捷克人盧德克·帕奇曼說：「我1943年就成了馬克思主義者。我當時只有19歲，一想到我突然通曉一切、能夠解釋一切，還想到能夠同無產階級一起進軍全世界，先是反對希特勒，接著要和全世界的資產階級作鬥爭，我就著了迷。」即使是那些像切斯瓦夫·米沃什一樣並沒有被共產主義教條的魅力沖昏頭腦的人，也毫不含糊地歡迎共產黨的社會改革：「我很高興看到波蘭半封建社會最終被摧毀，大學向年輕的工人和農民敞開大門，農業改革正在實行，整個國家最終走上工業化道路。」正如鐵託身邊的米洛萬·德熱拉斯回憶所親身經歷的一切時，曾觀察到：「極權主義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