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你怎麼說吧——共產黨人比你更聰明。他們有著宏偉藍圖，要建設一個新世界，那裡人人各居其位……剛開始時，有人認為他們缺少田園詩般的氣質，想離開這個國家。但田園詩的定義是讓人人享有家園，那些想移民的人在內心裡認為它不可能實現。他們走進了監獄，而不是去了國外。
——米蘭·昆德拉
因此有必要教育人們不要思考，也不要做出判斷。要迫使他們去看那些不存在的東西，並且反駁那些明擺著的事物。
——鮑利斯·帕斯捷爾納克《日瓦戈醫生》
我在集中營里碰到許多人，他們總想把對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深刻感悟和對斯大林的宗教狂熱式的崇拜聯繫起來。
——伊芙吉尼亞·金斯堡《旋渦之旅》
斯大林主義就是要消滅人的本性，那才是事實真相，無論詭辯家們怎麼說，不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如何撒謊。必須消滅人的本性，才能將共產黨的戒律根植於靈魂深處。
——亞歷山大·瓦特
他們先把人絞死，然後再審判他。
——莫里哀《浦爾叟雅克先生》
1945年後，在西方觀察家眼裡，蘇聯咄咄逼人。紅軍徒步行軍，將武器和供給拋在牲口拉的大車上；禁止士兵請假，稍一猶豫，就毫不容情：僅1941年和1942年就有15 7593人因「懦弱」而被處決。稍作休整後，蘇聯就勝過和擊敗了納粹巨人，給了不可一世的德國軍事力量以重重一擊。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見證了布爾什維克取得的成就，這對它的敵友都一樣。斯大林的政策被證明是正確的，他在戰前的行為大多被遺忘了。所謂成王敗寇，斯大林深諳此道。
但是，蘇聯為勝利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的勝利者中——其實在所有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家中，無論勝負——蘇聯是唯一遭遇永久性經濟災難的國家。可估算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驚人，此後幾十年都會感受到它的影響。捷克共產黨員、1950年在莫斯科留學的茲德內克·姆萊納爾回憶說，當時的首都陷入了「貧窮和落後的困境……成了一座木頭房子的大村莊」。在遠離城市的鄉村，情況更糟糕。在白俄羅斯、烏克蘭和俄羅斯的西部，大部分地區的道路、橋樑和鐵路都遭到了蓄意破壞。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糧食產量還不到1929年的水平，也遠遠低於沙皇和平統治最後時期的水平。蘇聯的一些最肥沃的土地成了戰場，成千上萬的馬、牛、豬和其他牲畜遭到了屠殺。曾在20世紀30年代遭受人為嚴重饑荒的烏克蘭，還未來得及恢複元氣，卻又面臨著另一場——這次是天意——1946-1947年冬末春初的大饑荒。
戰爭年代，蘇聯人民過著一種半軍事化的生活。戰爭時期的高度集中的指令計畫，以及長期以來主要生產坦克、槍炮和飛機，使戰時的蘇聯變成了一架令人驚奇的高效的戰爭機器，無法關注人民生活和福利待遇，只能為全面戰爭作準備。戰爭年代滋生了一大批黨內官僚階級——勃列日涅夫一代——隨著國防工業的豐產，他們也功成名就。在接下來的40年里，他們也就按照腦子裡固有的模式來管理這個國家。萬古長青的列寧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和階級矛盾的比喻，現在在真槍實彈中得到了驗證，值得驕傲。蘇維埃政權又得到了一塊新的神聖豐碑：偉大的衛國戰爭。
納粹的侵略和蹂躪激起了當地人民的反抗，1941-1945年蘇聯發起的是一場偉大的衛國戰爭。為了共同的目標和民族利益，在反對德國侵略者的大戰中，斯大林鼓勵俄羅斯人民自發表達他們的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允許暫時將黨的利益擱置一邊。這一點也表明蘇聯強調自己植根於過去的俄羅斯帝國歷史，這使斯大林在戰後突然進入中歐。
我們在上文已經看到，斯大林在歐洲最最想得到的是安全。但他也想通過在西歐取勝來獲得經濟利益。中歐的各個小國，從波蘭到保加利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長期生活在德國主宰的陰影下：尤其是在20世紀30年代，納粹德國是他們主要的貿易夥伴及外國資本的來源。在戰爭期間，這種關係變成了赤裸裸的主奴關係，德國通過戰爭竭盡其能地榨取一切可得的土地和人力資源。1945年以後，自然而然地輪到蘇聯來接管原來德國人佔領的地方，肆意剝削東歐的經濟資源。
作為補償，蘇聯得到了原希特勒的盟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戰爭賠償。這些賠償，和德國蘇占區一樣，實際上根本不足以補償蘇聯的損失，但它們代表了賠償國所做出的重大犧牲：到1948年，羅馬尼亞對蘇聯的賠償佔到國內總收入的15%；匈牙利是17%。對於那些並沒有和蘇聯作戰的國家，斯大林索取的也並不見少，只是採取了「兄弟般的」態度而非懲罰性的手段。
據估算，到20世紀50年代末，蘇聯從民主德國、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剝削所得遠遠超出了它的佔領成本；在捷克斯洛伐克收支持平。1945年到1960年間，保加利亞和波蘭，尤其是後者，與它們對蘇聯的貿易和供給相比，得到了莫斯科更多的援助。這樣一種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錯綜複雜的經濟利益關係，對於殖民主義歷史學家來說並不陌生。由此看來，蘇聯和它佔領的西面國家之間是一種傳統的「帝國」關係（只是在蘇聯這個案例上，帝國中心比隸屬它的邊緣區更加貧窮落後）。
和其他帝國開創者甚至沙皇不同的是，斯大林堅持在他所控制的地區重建和蘇聯相同的政府和社會。1939年至1941年間，斯大林在波蘭東部，1940年及1945年在波羅的海各國（隨著他們從納粹手裡重新奪回佔領權），又重新開始著手按照蘇聯模式重塑東歐；在當時共產黨執政的每個小國家重寫蘇聯歷史，重建蘇聯體制並進行蘇聯模式的實踐。
按照一位學者比較得體的措辭來說，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後來變成了「地理上相鄰的複製品國家」。 各國都仿效蘇聯模式建立政體（最早是1947年12月的保加利亞，最晚是1952年7月的波蘭）。每個國家都進行經濟「改革」並實施「五年計畫」，以保持在機制和實踐方面都和蘇聯一致。各個國家都按蘇聯的模式成了警察國家，並且它們都由一個共產黨機構執政，這個共產黨機構又都（或在表面上，或在實際上）聽命於莫斯科共產黨的領導。
斯大林要在他的衛星國里複製蘇聯社會，這一動機非常簡單。戰後東歐普遍渴望和平、土地、食物，渴望能有一個新的開端，這就使共產黨輕而易舉地走上了權力之路，但並不能保證當地人會支持蘇聯政策。他們不選擇納粹，而是選擇了共產黨，或某種形式的民主黨派，至於哪個黨派更受歡迎，這並不取決於是否堅持共產黨統治的實踐經驗。即使是蘇聯所說的防止德國復仇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吸引力也會黯淡消失。
斯大林想要求他的附屬鄰國對他忠貞不渝，他知道只有一種辦法。首先，共產黨必須保證大權獨攬。根據1949年8月的匈牙利憲法，應先取得並保持「領導地位」，消滅或吸收其他一切政治團體。共產黨是社會行動的唯一動力，是實施恩惠和公正分配的唯一來源——通過控制法庭來實現。由於和獨攬大權的機構密不可分，並直接受命於莫斯科的指示，當地共產黨和他們的國家安全機構成了蘇聯統治的最直接的槓桿。
其次，共產黨國家對經濟決策也實行獨裁統治。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東歐國家的經濟狀況差異很大。有一些國家是現代化、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擁有規模龐大的工人階級隊伍；而其他（大多數）國家則處於鄉村和貧窮狀態。波蘭和匈牙利在戰前就擁有相當規模的國有企業，並且制定了保護自我、防止德國經濟滲透的戰略。其他一些國家，像捷克斯洛伐克，戰前的財產和商業絕大部分都掌握在私人手中。有些國家和地區商業發達，另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情況則和蘇聯本身差不多。這個地區的大多數國家都飽受經濟大蕭條之苦，採取閉關自守的保護政策來對付大蕭條；但是，如前文所述，戰爭期間有些工業區，尤其是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地區，確實得益於德國對軍工生產的投資。
儘管有這種種差異，共產黨執政後立即就在這整個地區內強制實現了同一種經濟體制。首先，和列寧主義重新解釋的「社會主義」概念一致，認為社會主義是一種所有制，而不是社會關係，國家沒收了服務業、商業和工業等行業中原本屬於私人擁有的大型企業。接著，國家對所有僱用人數超過50人的公司進行接管、課稅或排擠。在捷克斯洛伐克，到1948年12月，僱用員工超過20人的小公司幾乎絕跡。同一時期，匈牙利83%的工業歸國家所有，波蘭是84%，羅馬尼亞為85%，保加利亞更是高達98%。
在東歐，剝奪中產階級手中財富的現成途徑是貨幣改革。這種剝奪現金存款的做法對農民和商人來說都非常有效，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