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奧匈帝國分裂成大大小小的共和國吧，這對想要一統天下的俄國君主來說是多好的基石啊。
——弗朗蒂塞克·帕拉斯基，1848年4月
南斯拉夫人想要希臘的馬其頓。他們還想要阿爾巴尼亞，甚至還想要奧地利和匈牙利的部分土地。這是不合情理的。我不喜歡他們的做法！
——約瑟夫·斯大林，1945年
紅軍若是想抵達北海，他們所需配備的只是靴子而已。
——丹尼斯·赫利
關於建立歐洲秩序這一想法，不是說要人為地創建一個德國，而是勢在必行。
——鮑爾·亨利·斯巴克，1942年4月
對這種事情，我們骨子裡很明白不該做。
——安東尼·艾登，1952年1月
「這場戰爭與以往有所不同。無論是哪一方佔領了一塊領土，都會在該地區推行自己的社會制度。人人都想把他自己的制度推行到他的軍隊所及之處。情況就是這樣。」米洛萬·德熱拉斯在他的《與斯大林談話錄》中所述說的約瑟夫·斯大林的這段名言早已不是它最初的原話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絕不是歐洲歷史上第一場以軍事結果來決定社會制度的戰爭：16世紀的宗教戰爭以1555年簽訂的《奧格斯堡和約》宣告結束，制定了「教由國定」的原則，承認各邦諸侯有權自由選擇其所轄區的宗教信仰；在拿破崙征服的早期階段，即19世紀初的歐洲，軍事上的成功很快就在當地演變成法國式的社會的、制度上的大革命。
然而，斯大林的觀點也很清晰——早在共產黨佔領東歐以前，他就告訴過德熱拉斯。蘇聯參戰的目的是擊敗德國，重振雄風，確保蘇聯在西部邊防的安全。無論將來德國會變成什麼樣，德國和蘇聯之間的地區不應該懸而未決。從芬蘭到南斯拉夫之間這塊南北縱向的地區上，那些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小國政府雖然不值一提，但對蘇聯是一致敵對的（只有捷克斯洛伐克除外）。尤其是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一直對莫斯科政府很不友好，疑心蘇聯會對他們入侵。在斯大林看來，唯一可以接受的結局就是，在那些事先還未併入蘇聯範圍的地區建立起蘇聯可以信賴並且不會威脅蘇聯安全的政府。
但要保證這一結局的實現，就必須使東歐各國的政治制度和蘇聯一樣，這從一開始起也是斯大林的要求和意圖。他的目標看來非常直截了當：像羅馬尼亞或匈牙利這些國家裡的舊貴族早已名譽掃地，若想將他們清除掉，除舊布新，這並不太難。在許多地方，蘇聯佔領者起初是作為解放者、作為變革和改革的先鋒而受到歡迎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除了在軍事上佔有壓倒性的優勢外，蘇聯對西方鄰國的內部事務幾乎毫無影響力。這個地區的大部分地方，在先前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裡，共產黨人被禁止參與公共生活和合法的政治活動。即使在那些共產黨佔有合法地位的國家裡，他們對蘇聯的認可以及1927年後的大多數時間裡受莫斯科方面僵硬、偏執的影響，將他們自身推到了東歐政治的邊緣。蘇聯後來的一些做法，他們對在莫斯科避難的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人的監禁和清洗政策，又加深了他們的弱勢——對波蘭領導人事件的處理，差點導致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波蘭共產黨的滅亡。
1945年2月，當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馬迪亞斯·拉科西從莫斯科返回布達佩斯的時候，他尚可以依賴大約4 000名匈牙利共產黨人。在羅馬尼亞，根據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人安娜·鮑克的自述，近2 000萬民眾中只剩下了不到1 000名的共產黨員。保加利亞的情況也不見好：1944年9月只有大約8 000名共產黨。只有在波希米亞和南斯拉夫的工業區，在那裡共產黨作為勝利的游擊隊抵抗組織保存了下來，共產主義這才得以代表了基層大眾。
一方面是出於性格上的謹慎，另一方面是無論如何還要和西方列強保持合作夥伴關係，因此斯大林從30年代人們熟悉的「人民陣線」和西班牙內戰中共產黨的實際經驗中想出了最初的戰略：贊成他們成立「陣線」政府，結成共產黨、社會黨和其他「反法西斯」團體的聯合陣線，排除和懲罰舊政權及其支持者，謹慎地、「民主」地實行改革，而非實施革命。到戰爭結束或剛結束後不久，東歐每個國家都出現了這樣的一個聯合政府。
歐洲分裂該由誰負責這一問題引起了不斷的學術爭論，從這一角度來看，有可能需要強調的是，斯大林和他的地方代表們肯定早已確定了他們的長遠目標。聯合政府是使那些在歷史上處於劣勢的各國共產黨走上通向權力的途徑；它們只是實現目標的手段而已。正如民主德國共產黨領導沃爾特·烏布利希對他的追隨者們私下解釋的一樣，當他們對黨的政策表示困惑不解時，他說：「再明白不過了——表面上要民主，但我們必須控制住每一件事。」
事實上，控制比政策來得更重要。在東歐的每一個聯合政府——「祖國戰線」、「聯合統一政府」、「反法西斯團體聯盟」——里，共產黨都尋求對一些重要部門的控制權：內務部，給予共產黨控制警力和國家安全力量、准印或取締報紙的權力；司法部，控制清洗、公斷、裁決審判的權力；農業部，實行土地改革或重新分配的權力，由此廣施恩惠，贏得成千上百萬農民的忠心。其實這些都不是偶然的機遇巧合。共產黨還進入了重要的「去納粹化」委員會、地區行政委員會和工會組織中。
相反，東歐的共產黨並不急於要求獲得總統、總理或外交部長的職務，而通常把這些職務讓給同他們聯合的黨派，例如社會黨、農業黨或自由黨。這也反映了戰後初期的政府性質——共產黨只在其中佔有少數地位——有助於安撫西方觀察者。當地百姓可並沒有被愚弄，他們預先小心防範——1945年底羅馬尼亞共產黨黨員人數上升到了80萬——但在許多方面共產黨的策略還是相當令人心安地溫和的。除了土地集體化外，共產黨一直在敦促給無土地者分配土地。除了將「法西斯分子」的財產充公外，共產黨並沒有強制實行資產公有制或國有化——它要求得並不多，甚至比同它聯合的黨派要求的還少。也幾乎沒有將「社會主義」說成是目標。
共產黨在1945年和1946年宣傳的目標是「完成」未完成的1848年資產階級革命，在歐洲那些嚴重缺失財產、平等和民主的地方，重新分配財產、保障平等並加強民主權利。這些至少在表面上看來可實現的目標，吸引了該地區以及西歐國家的許多人，他們願意從善意的一面去考慮斯大林及其意圖。然而，發生在民主德國、奧地利和匈牙利的一系列的地方和國家選舉，一下子就降低了共產黨本身的魅力。非常明顯（以匈牙利為例，在1945年11月布達佩斯市的選舉中），無論他們如何積極成功地置身當地影響勢力中，共產黨人從來就沒有能夠通過投票箱來獲得公眾勢力。除卻軍事佔領和經濟庇護方面的優勢外，共產黨候選人總是不斷地被那些舊自由黨、社會民主黨、農業黨或小土地擁有者黨派的代表所擊敗。
結果，共產黨轉向採用施加壓力的措施，伴隨著公開的恐怖和壓迫行為。在1946年和1947年的選舉中，那些競爭對手遭到了誣衊、威脅、毆打和被捕，遭遇了像針對「法西斯分子」和其「合作者」一樣的對待，被監禁甚至槍殺。「人民」民兵助長了一種恐懼和不安的氛圍，共產黨發言人將此歸咎於政治批評家們。那些弱小或不受歡迎的非共產黨候選人成了公眾辱罵的目標，為了避免同樣的厄運，他們的同伴忍受著這種辱罵。因此，在保加利亞，早在1946年夏，農業聯盟黨的22名常務委員中就有7人、80名委員中有35人被監禁。最典型的一次是指控農業黨記者庫內夫，控訴他在一篇文章中「以一種真正的罪犯的姿態稱保加利亞政府是政治和經濟的夢想狂」。
農業黨、自由黨和其他主流黨派輕而易舉地成了眾矢之的，蒙上了法西斯主義和反民族情緒之名，最後被驅逐出了政治舞台。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最大、最複雜的一項障礙是當地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他們一直參與了共產黨的改革。在中歐和東歐，很難指控說社會民主黨是「法西斯主義」或其同謀——他們也曾經和共產黨一樣遭到了壓迫。在農村占絕對優勢的東歐，只要存在著工人階級，他們就在傳統上忠於社會黨而非共產黨。因而，當共產黨無法輕易打敗社會黨的時候，他們就採取了加入他們的方式。
或者毋寧說，這是在讓社會黨加入共產黨。這是共產黨令人肅然起敬的一項策略。1918-1921年間，列寧的最初策略是分裂歐洲的社會黨，將激進的左派全部重新吸收進新成立的共產黨，並譴責社會黨的殘餘部分為反革命，讓他們遭到歷史的淘汰。但當各國共產黨在接下來的20年里處於少數派地位時，莫斯科改變了策略，轉向了同（占絕大多數的）社會黨組成左翼「聯盟」的計畫——當然還是在共產黨的監管下。在當時東歐已經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