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身處當時，很難想像戰後那幾年的歐洲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受制於人們對於德國復興的恐懼，而其政治方向是為了確保這種事情今後不再發生，這些都造成了多麼深遠的影響。
——邁克爾·霍華德爵士
毫無疑問，除了希臘以外，巴爾幹半島各國都在走向布爾什維克化，而我卻無法阻止它。對波蘭我也束手無策。
——溫斯頓·丘吉爾，1945年1月
（這）讓我想起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暴君們——不講原則，不擇手段，但是言詞樸實——要麼「是」，要麼「不」，然而只有在說「不」的時候你才能夠相信他。
——克萊門特·艾德禮論斯大林
五年來，我們形成了一種可怕的自卑情結。
——讓-保羅·薩特
「只有當你和比利時人、法國人或者俄國人交談過了，你才能夠真正理解歐洲人對於德國人的態度。對他們來說，只有那些死去了的德國人才是德國好人。」美國隨軍心理學家索爾·K·帕多弗1945年在他的日記里作了如此描述。他的這一觀察對於理解戰後歐洲分裂很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的重點是要擊敗德國，因此在戰爭進行期間，其他要考慮的事情全都被擱置一邊。
戰時同盟國的首要考慮是相互保持一致。美國人和英國人日益擔心斯大林可能會和希特勒單獨媾和，尤其是蘇聯收復了1941年6月的失地以後。斯大林從他自己的角度考慮，認為西方同盟國延遲開闢（西線）第二戰場是一種戰略手段，目的是在開闢戰場前讓蘇聯做出更多犧牲以從中牟利。雙方都參照戰前的綏靖主義和有關盟約，認為對方不可信賴；他們只是因為有了一個共同的敵人才捆綁在一起。
這種互相之間的擔憂，很能說明戰爭期間三大同盟國之間達成的協議和諒解。1943年1月在卡薩布蘭卡，簽訂了確定只有德國無條件投降才能結束歐洲戰爭的協議。11個月以後，在德黑蘭，「三巨頭」（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原則上達成協議：戰後分割德國，恢複波蘭和蘇聯之間所謂的「寇松線」 ，承認鐵托對南斯拉夫的統治，承認蘇聯擁有通向波羅的海的原東普魯士港口哥尼斯堡。
顯然，斯大林是這些協議的受益者。但鑒於紅軍在參與對希特勒的戰鬥中越來越重要，這樣做還是有必要的。出於同樣原因，1944年10月丘吉爾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起草了臭名昭著的「份額協議」，他只是讓出了後者早晚會抓獲的利益。這份條約由丘吉爾倉促起草，傳給桌子對面的斯大林，斯大林「拿起藍色鉛筆，在上面打了個大大的勾」，英國和蘇聯就這樣達成了協議：共同享有對戰後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控制權（各50%）；蘇聯擁有對羅馬尼亞90%、對保加利亞75%的控制權，而英國則擁有對希臘90%的控制權。
關於這項秘密「交易」，有三點值得關注。第一，關於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百分比分割只是形式上的，其真正的爭議之點是巴爾幹半島。第二，正如我們所見，這項交易主要靠協議雙方共同遵守。第三，從條約中所涉及的那些國家來考慮，無論這份條約本身有多麼殘忍，但其實它並不是非常重要。同樣的情況發生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在中歐政治中，「雅爾塔」成了西方背信棄義的同義詞，因為當時的西方同盟國出賣了波蘭和另外一些位於蘇聯和德國之間的小國家。
但是雅爾塔會議作用甚微。可以肯定的是，同盟國都簽署了《歐洲解放宣言》——「創造條件以確保自由了的人們可以行使其（民主）權利，三大同盟國將齊心協力幫助那些獲得自由的歐洲國家以及原附屬於軸心國的歐洲衛星小國的人民……」成立議會制政府，幫助這些國家實現自由選舉，等等。被禁錮國家的代言人義憤填膺地向西方哭訴的是蘇聯在對待上述承諾時玩世不恭的態度。雅爾塔會議上決定的一切其實早在德黑蘭和其他會議上就已經達成了一致。
雅爾塔會議充其量只是造成了更多的誤解：尤其是羅斯福，成了他自己錯覺的受害者。因為在當時，斯大林其實已經可以在東歐為所欲為，不再需要經過任何西方國家的允諾。這一點，英國倒是理解得非常準確。根據納粹和蘇聯在1939年和1940年間簽訂的秘密條約，那些割讓給蘇聯的東歐國家再次被牢牢地掌控在蘇聯手中：雅爾塔會議期間（1945年2月4日——11日），蘇聯用貨車帶向西行、準備接管戰後波蘭的波蘭共產黨「盧布林委員會」其實早在華沙會議 上就已經被正式任命了。
事實上，正因為事情實在太重要，而且太棘手，所以雅爾塔會議推脫了一項真正重要的議題——戰後德國的處置問題。戰爭的最後幾個月里，雖然經過了努力嘗試，但西方領袖們還是無法從斯大林那裡佔到更多的便宜。唯一的希望是，為答謝西方的好意，斯大林有可能會對波蘭和其他國家慷慨些。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在打敗希特勒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是西方同盟國在尋求斯大林的協助，而非後者要答謝前者。當時必須讓蘇聯繼續與德國作戰（並且設想以後還要蘇聯同日本作戰），中歐的問題可以等到和平後再談。若非如此，1944年8月蘇聯紅軍在維斯瓦河對岸坐觀華沙那一場毫無希望的起義中德軍屠殺20萬波蘭民眾一事，將可能遭到羅斯福和丘吉爾更強烈的譴責。
斯大林說波蘭地下組織「保家軍」是「一幫貪權的冒險家和罪犯」，對此西方領袖們有可能不認同，但他們肯定不願意由此引起他們的主要軍事同盟者的敵意，這時距離諾曼底登陸的發起進攻日才過了六周。對當時的波蘭而言，這違背了戰爭的目的——畢竟，由於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英法已經對德宣戰了。但對西方同盟國來說，讓斯大林自由掌控東歐是不言而喻的事。戰爭的重點是擊敗德國。
直到戰爭結束，這項目標仍然是一種首要的推動力。1945年4月，德國其實早已全面戰敗，只是名義上還未投降。在戰後處置德國的問題上，羅斯福還是宣稱，「我們的態度有待研究，最後決定尚需推延。」採取這種姿態，理由十足——敏銳的觀察者們早就注意到，尋求解決德國問題的途徑相當困難，有必要儘可能繼續保持戰時各方組織成立的反德聯盟。這樣的實際結果是，戰後歐洲的態勢，並沒有以已經簽訂的戰時協議和條約為首要依據，而是以德軍投降時各國佔領軍所佔領的地方來劃分勢力範圍。當莫洛托夫質疑用心良苦的《歐洲解放宣言》時，斯大林解釋說：「我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解決。重要的是軍隊之間的相互關係。」
1944年末，蘇聯軍隊完全控制了巴爾幹半島北部，歐洲東南部的戰爭得以宣告結束。到1945年5月，在歐洲東部和中部，紅軍解放並再次佔領了匈牙利、波蘭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地區。蘇聯軍隊穿過普魯士進入了薩克森。在西部，英美正分別在西北和西南對德激戰，艾森豪威爾完全可以先蘇聯一步抵達柏林，但卻被華盛頓方面阻止了。丘吉爾很希望西方國家能率先入駐柏林，但是羅斯福卻更明了：他手下的將軍們關注著士兵傷亡（前一個冬天在比利時阿登高地的巴齊戰役中，美軍士兵傷亡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傷亡總數的1/5），而斯大林正在對德國首都虎視眈眈。
最後，在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美軍率先進駐了離布拉格18英里的地方，解放了波希米亞西部的比爾森地區，但隨後不久又轉交給了蘇聯紅軍）劃定了分界線，這條分界線比原來在戰時預定的要略微偏西一些，它尚未將歐洲劃分為「東歐」和「西歐」。順便說一句：無論巴頓將軍還是蒙哥馬利元帥如何努力施壓，最後結局並沒有什麼重大變更。在南方，1945年5月2日，在的里亞斯特這座中歐最大城市，南斯拉夫國民解放軍和英國第八軍兩軍對峙，划下了真正意義上的冷戰第一條分界線。
當然，「官方」的冷戰開始還有待時日，但從某些方面來說，早在1945年5月之前它就開始顯露了。只要德國這個敵人還存在，那麼關於蘇聯和它的戰時同盟者之間的深刻分歧和敵意就容易淡忘些，但總歸還是存在著。4年來面對共同敵人的戰爭期間生死存亡的合作，並無法消除相互間幾近30年之久的宿仇和疑心。事實上，在歐洲，冷戰並非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開始了。
這一點在波蘭表現得很明顯，在1920年，她就開始了與新蘇維埃政權的拚死一戰；在英國，丘吉爾的兩次世界大戰間的威望部分地應該歸功於英國國內對於20年代早期的「紅色恐懼症」和他反布爾什維主義的主張；在法國，在1921年至1940年5月德國入侵前這段時間裡，右翼黨派主要的國內議題就是強烈反對共產主義；在西班牙，斯大林和弗朗哥不約而同地鼓吹共產主義在西班牙內戰中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在蘇聯本國，斯大林的政治獨裁和針對黨內批評的大清洗，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的是指控西方及其在蘇聯的共謀者陰謀反蘇和反共。1941-1945年正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