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都知道，這場戰爭中沒有一條出路可以回到自由放任的社會秩序，戰爭本身造就一場無聲的革命，鋪平了通向新型的按計畫建立秩序的道路。
——卡爾·曼海姆
普遍的觀點認為，為了完成重建任務，應當採用不同的資本主義方式。
——約瑟夫·熊彼特
我們回到英國，許多人對它很失望……無人能夠在一夜之間將它變成我們想要的英國。
——溫妮·懷特豪斯夫人（保羅·愛迪生《戰爭現已結束》）
要想補救，就要打破惡性循環，使歐洲人恢複對自己國家、對整個歐洲經濟前途的信心。
——喬治·C·馬歇爾
歐洲遭災，其規模之大，反倒提供了許多新的機會。戰爭改變了一切。幾乎在所有的地方，想回到1939年前事物的方式，那是無稽之談。年輕人和激進派自然持這種觀點，老一輩睿智的觀察者們顯然也看到了這一點。夏爾·戴高樂出生在法國北部一個保守的天主教資產階級家庭，法國解放時他已經54歲，看問題異常精確：「在大災變中，承載著失敗的重壓，人們思想上就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很多人將1940年的災難看成是統治階級及其制度在每一個領域都失敗了。」
但是無論在法國還是在別的地方，問題並非從1940年才開始。每一個地方的反法西斯抵抗者都看到，自己不光是在向戰時的佔領者及其當地代理人戰鬥，而且也在向整個政治與社會制度作戰，他們對祖國經受的災難負有直接責任。正是這些政界人士、銀行家、商人和士兵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將自己的祖國拖入了災難，他們背叛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犧牲者，夯實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基礎。英國有一本小冊子痛斥保守黨在1940年之前鼓吹綏靖政策的行徑，責備這些人是「有罪之人」。為戰後變革而設計的戰時計畫就將這些人和他們的制度當作批評目標。
因此，每一個地方的抵抗運動都明顯帶著革命性質。這一點天生符合邏輯。否定一個產生了法西斯主義的社會，使人自然「夢想革命會從擦乾淨的地方開始」（伊泰羅·卡爾維諾語）。正如我們所見，在歐洲許多地方，這塊記事板的確已經擦乾淨了。但即便在西歐，也普遍地期待戲劇性的、迅速的社會轉型：說到底，究竟是誰在阻礙道路？
從戰時的抵抗運動戰士們來看，戰後政治會是他們戰時鬥爭的延續，很自然地投射和擴展他們的秘密存在。很多在戰時投身於地下抵抗運動的青年男女不知有其他公共生活的形式：在1924年以後的義大利，在30年代初開始的德國、奧地利和東歐大多數國家，在1940年以後歐洲大陸上被佔領的每一個地方，不知有正常的政治。各種政黨都遭禁止，選舉制度受到嚴格控制或被廢除。要想反對威權，鼓吹社會變革甚至政治改革，就意味著違法。
對於這一代人而言，政治就是同抵抗有關——抵抗威權，抵抗社會或經濟結構狀態，抵抗過去。法國抵抗運動的活躍分子、戰後成為一家著名雜誌主編的作家克勞德·波爾岱在他的回憶錄《不確定的歷險》里準確地描繪了這種心態。他寫道：「抵抗運動將我們所有的人都變成了『戰鬥者』，具備這個詞所含的每一種意義，同人斗，也同社會制度斗。從抵抗法西斯主義，到抵抗戰後試圖倒退回30年代的錯誤，看來只是跨出了很自然的一步。從中產生了很奇怪的樂觀主義情緒，許多觀察者在剛剛解放時就做出了斷言。儘管到處陷入貧困——的確也是由於貧困——肯定會出現新的、更好的事物。1945年11月，義大利《社會》周刊的編輯們寫道：『我們誰也認不出自己的過去，似乎覺得它無法理解』……我們今天的生活受到一種麻木不仁意識的控制，憑直覺去尋求方向。事實使我們無能為力。」
希特勒失敗後，激進變革的主要障礙不是反動分子或法西斯分子，因為他們命中注定要同獨裁者一起被清除，而是合法的流亡政府，它們多數在倫敦坐觀戰爭，謀劃回歸。它們認為自己同國內的抵抗組織之間的關係不是同盟者的關係，而是一個麻煩問題：需要將這些粗心的年輕人解除武裝，讓他們回到平民生活，將公共事務交到充分清除了合作者與叛國者的政治階級手裡。若不這樣做，就意味著無政府狀態——或者被盟軍無限期地佔領。
戰時的各種抵抗組織在1944年至1945年組織起各種政治派別，它們對流亡政府的回歸持懷疑態度。在它們看來，政客們、官員們、大臣們逃離了被佔領的祖國，他們負有雙重責任：戰前的錯誤和戰時的逃跑。在法國和挪威，1930年選出的議員被他們自己在1940年的行為證明是不合格的。在比利時和荷蘭，議員們在那複雜的5年里不在場，回歸的政府無法理解國內的苦難和在納粹佔領下公眾情緒發生的變化。在中歐和東歐，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是一個重要的例外，其餘國家先前的政府都由於蘇聯紅軍的到達而變得無足輕重了（而它們有時卻遲鈍到感覺不到這一點）。
回歸的各國政府都很願意在政策問題上妥協——尤其在社會改革和經濟改革方面，這在下文再談及。但是它們堅持的是戴高樂等人主張的「有序的轉型」。由於這也是東歐和西歐的同盟國佔領軍的選擇，所以抵抗運動的幻想不久就破滅了。在東歐（除南斯拉夫以外），由蘇聯人決定戰後政府的組建，一切行動都聽蘇聯人的指揮。在西歐，過渡政府掌權後就舉行了新的大選。在任何情況下，抵抗運動組織都被勸說並最後被迫交出武器，解散組織。
回顧往事，值得注意的是，對這種制度復辟的現狀幾乎沒有任何抵制。在波蘭和蘇聯的一些西部地區，游擊隊武裝組織又生存了幾年，但它們都是民族主義的和反共產主義的特別組織。在挪威、比利時、法國和義大利，抵抗運動組織都和平地融入了戰後的政治黨派和聯盟，沒有出現公開的抗議。在比利時，1944年11月，命令戰時抵抗組織在兩個星期內交出武器。這引起了11月25日在布魯塞爾的大規模抗議集會，警察開了槍，傷及45人。但是這類事件並不多見。 更為典型的是，20萬名法國抵抗運動戰士成功地合併進了正規軍，他們的組織「法蘭西國內武裝力量」未表達任何抗議便解散了。
蘇聯人從戰略角度考慮，竭力支持解散抵抗運動組織，贊成在西歐（並且名義上也在東歐）恢複議會政府。法國的莫里斯·多列士和義大利的帕米羅·陶里亞蒂等共產黨領袖在使他們的（有時是茫然失措的）追隨者們走向和平合作方面發揮了主要作用。但是許多人願意相信，抵抗運動的能量和雄心到現在應該納入民族復興的政治目的了。
有時候，在抵抗運動中建立起來的聯繫還繼續存在著——例如，荷蘭社會在結束了幾百年來天主教與新教的教派分裂後，在戰時又開始了個人之間的聯繫。然而在戰後成立「抵抗運動黨」的計畫卻到處都失敗了。它在義大利最接近成功，1945年6月，費魯喬·帕利當上總理，他保證過，他的「行動黨」會追隨抵抗運動的精神和目標。然而帕利不是政客，當他在6個月後下台時，政權就明確無疑地落到了傳統黨派的手中。法國的戴高樂是一位比較出色的政治策略家，但是他也（在帕利下台後1個月）放棄了職位，不想將他在戰時的雄心納入議會的日常事務——因此無意在重建法蘭西共和國的延續性中追求自己個人的成功。
大多數歐洲人在戰爭剛結束時，不想受一個新的、抵抗者兄弟團體的統治，卻發現自己受到左翼和以中左翼政客們的聯合統治，這是他們在30年代的「人民陣線」中已經熟悉了的。這一點很有意思。在那幾年裡，戰前的政黨唯有在戰時建立了反法西斯信譽的，或者，在蘇聯佔領的東歐，唯有（至少暫時）能符合新政權對這種信譽的要求——才能繼續正常運作。在實際情況中，這意味著就是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和一小批自由派或激進派團體。這些政黨和團體同新崛起的基督教民主黨一起，組成了戰後最初幾年裡的參政黨派，它們帶來了「人民陣線」時代的許多政策和人員。
現有的各左翼政黨因其在戰時從事抵抗運動而斬獲頗豐：尤其在法國，共產黨將其戰時所得（有時頗為誇張）轉為政治資本，而且使冷漠的觀察家們甚至也相信他們獨特的道德立場——正如1944年12月詹妮特·弗萊納所形容的，他們是「抵抗運動的傑出英雄」。所以戰後歐洲各國政府的改革計畫應和並且重複了20世紀30年代的未竟事業，也就並無特別令人奇怪之處了。
有經驗的政黨政客在1945年之後毫不費力地排擠了戰時的積極分子，這是因為後者雖然共同反對法西斯，也都有普遍的改革願望，但是抵抗組織及其繼承人在具體問題上的目標相當模糊。義大利的「行動黨」意圖廢除君主制度，使大型資本和工業國有化，改革農業。法蘭西民族抵抗委員會的「行動綱領」中，雖然沒有國王可供打倒，但其勃勃雄心同樣沒有精確地落到實處。抵抗組織一向太專註於戰鬥，或者只為了生存，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