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時代都是一個斯芬克斯，一旦它的謎被揭開，就墜入了深淵。
——海因利希·海涅
情勢（某些先生居然對此無動於衷！）在現實中給每一條政治原理塗上明顯的色彩，並且帶來不同的結果。
——埃德蒙·伯克
重大事件，親愛的小夥子，注意重大事件。
——哈羅德·麥克米倫
世界歷史不是一片生長出快樂的土壤。各個快樂的時期在裡面都是空白頁。
——蓋奧爾格·威廉·弗里德利希·黑格爾
我最初決定寫這本書，是在維也納主要的火車站——西站——換車時。那是在1989年12月，恰逢時機。當時我正從布拉格回來，瓦茨拉夫·哈維爾的「公民論壇」的劇作家和歷史學家們正在強行去除一個「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將它們扔進歷史的垃圾筒。幾個星期前，「柏林牆」出人意料地被拆毀了。在匈牙利同在波蘭一樣，每一個人都直面後共產主義政治的挑戰：舊政權——幾個月前它還執掌著一切權力——退出後的斷裂。立陶宛共產黨剛剛宣布從蘇聯獨立出來。在去火車站的計程車里，收音機播送著羅馬尼亞反對齊奧塞斯庫家族獨裁的暴動的最初報道。一場政治地震動搖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凍結的地緣政治結構。
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新的歐洲正在誕生。這顯而易見。但是隨著舊秩序的逝去，許多由來以久的假設就發生問題了。曾經看來是永久性的、不可避免的事情卻轉瞬即逝。冷戰對峙；東歐、西歐分裂；「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競爭；繁榮的西歐同它東面的蘇聯衛星國集團的故事是各自分離、互不傳播的：所有這一切都不再被理解為意識形態需要的產物或政治的鐵定邏輯。它們只是歷史的偶然結果——而歷史卻正在將它們推開到一邊。
歐洲的未來看起來會非常不同——它的過去也是如此。回顧1945年至1989年的歲月，從現在來看，它不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而是一個過渡時期：一段戰後的間歇，1945年結束了無休無止的衝突，然而它的尾聲又持續了半個世紀。對歐洲的塑造有賴於未來歲月，以往經歷過的熟悉的、有條有理的故事難以重演。我覺得很明顯，在那個冰冷的中歐12月份，戰後歐洲的歷史是需要重寫了。
時間合適，地點也合適。1989年的維也納是一幅覆蓋畫，將歐洲原先複雜層疊的昔日畫面覆蓋了。在20世紀初，維也納就是歐洲：它是一種文化和一種文明在大災變門檻上的多事之都、邊緣狀態、自我欺騙的中心。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維也納從輝煌的帝國大都市淪為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國的貧困乾癟首都，漸漸地褪失了榮耀，最終成為納粹帝國的邊疆省份，它的大多數公民熱情地向納粹宣誓效忠。
德國戰敗後，奧地利落入西方陣營，被認定是希特勒的「第一個犧牲品」。這兩次受之有愧的好運氣使維也納得以祓除舊日的恥辱。它作為納粹同盟者的事實被輕輕遺忘了。奧地利的首都——被蘇聯的「東」歐包圍的一座「西」方城市——獲得了一種新的身份，它是自由世界的前哨和榜樣。對於它先前的臣民、如今陷落在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人而言，維也納代表著「歐洲中心」：一個在世紀的進程中似乎被拋棄的歐洲人的想像中具有世界性文明教化的地區。在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的那些年裡，這座城市變成一個傾聽自由的地方，一個重新充滿活力的地方，一個為東歐人逃向西方、西方人建起通向東方的橋樑而相遇和啟程的地方。
於是，1989年的維也納成為一個「思考」歐洲的好地方。奧地利體現著戰後西歐頗為自得的一切特性：一個充滿福利的國家所標誌的資本主義繁榮；通過一切主要的社會團體和政黨自由地致力於創造工作機會和薪酬待遇而實現的社會安定；由西方核保護傘明顯庇護下獲得保障的外部安全——而奧地利自身保持著沾沾自喜的「中立」。與此同時，跨過利塔河和多瑙河僅僅幾公里的東面，是「另一個」荒涼窮困和秘密警察的歐洲。將兩者分隔開的距離可以用維也納的兩個火車站的對比來做恰如其分的概括。西站繁華而充滿活力，商人和度假者登上光潔的現代快車去慕尼黑、蘇黎世或巴黎；南站卻陰森而毫無吸引力，是從布達佩斯和貝爾格萊德駛來的骯髒舊火車裡下來的生活拮据的外國人出沒的破舊、臟臭、還有點險惡氣氛的地方。
正如維也納的兩個主要火車站無意中承認了歐洲的地緣分裂——西站面對積極樂觀的、遍地黃金的西方，南站粗心大意而很不情願地承認著維也納屬於東歐一面的素質——這座奧地利首都城市的街道也見證了一種無聲的分裂，將歐洲平靜的現實同它不安定的歷史隔離開來。咄咄氣勢、充滿自信的樓宇沿寬闊的環城路而立，訴說著維也納一度有過的帝國性質——儘管對於一個歐洲中型首都來說，這環城路本身似乎有點太大、太輝煌，因為它只不過用作日常通勤要道——而這座城市卻無可非議地為它的公共建築物和城市空間感到自豪。的確，維也納頗為沉醉於喚起對昔日榮耀的思念，但是一涉及不久前的歷史，它卻註定要緘默。
猶太人曾經佔據了內城的許多樓廈，對繪畫、音樂、戲劇、新聞和思想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那曾經是維也納的黃金時代，對於這一點，維也納卻緘口不言。維也納的猶太人被暴力驅趕出他們的家，從維也納漂泊向東，關於他們的記憶也被抹去，這解釋了今日維也納帶有負罪感的緘默。與戰後的西歐一樣，戰後的維也納是一座建築在不可言說的過去之上的宏偉大廈。那段過去中最可怕的部分大多發生在後來被蘇聯控制的地區的時候，這就是它很容易被忘卻（在西歐）或很容易被掩蔽（在東歐）的原因。隨著東歐回歸，以往的歷史將不再難以言說：但現在是不可避免地不得不說了。1989年後，沒有什麼事情——不是將來，不是現在，更不是過去——是可以難為情的。
雖說我正是在1989年12月決定撰寫一部戰後歐洲史，但在此後多年，我一直未動筆。這是因為客觀情勢複雜交織。回顧往事，有一點是很幸運的：許多事情在當時還朦朧模糊，到今天卻變得有些明朗了。檔案館的大門敞開了。革命性的轉型造成不可避免的混亂，卻使自身釐清了從1989年動亂以來的某些長期後果，使之現在觸手可及。而1989年的餘震並非很快消除。等到我下一次去維也納時，這座城市正在想方設法容納成千上萬名從鄰國克羅埃西亞和波斯尼亞來的難民。
奧地利放棄精心培育的戰後自治、加入歐盟的三年之後，它自己浮現為歐洲事務中的一股力量，這是東歐劇變的直接結果。我於1999年10月重訪維也納時，發現西站貼滿了尤爾格·海德爾的自由黨的海報。雖然海德爾公開吹捧說，納粹軍隊「可尊敬的人們」在東部戰線「履行了他們的職責」，但是他仍然贏得了那一年27%的選票，其手腕是煽動奧地利同胞們對過去10年里的世界所發生的變化產生的焦慮和不解。在幾近半個世紀的靜默之後，維也納像歐洲其他國家一樣重返歷史。
本書講述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故事，所以從1945年開始說起：就像德國人所說的那樣，從零點開始。但是，正如20世紀的一切事情一樣，它的故事被從1914年開始的30年戰爭的陰影籠罩，歐洲大陸從那一年起就開始遭殃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本身就是一切參與者難忘的屠場——塞爾維亞18歲至55歲的男性人口的一半死於戰爭——但是什麼問題也沒能解決。德國（與當時普遍認為的相反）在戰爭中、在戰後解決方案中未被摧毀：很難解釋它只過了25年就又崛起，而且統治了幾乎整個歐洲。確實，由於協約國的勝利代價超過了德國戰敗的代價，而德國並未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付出賠償，因此在重新崛起時，比在1913年更強大。隨著一個世代以前普魯士崛起而在歐洲浮現的「日耳曼問題」依然未能解決。
1918年舊式土地帝國垮台後出現的一些小國家都是貧窮的，不穩定的，不安全的——而且怨恨鄰國。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多的是「歷史修正派」的國家：俄國、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亞都在大戰中被打敗，它們等待時機要收復領土。1918年後，國際局勢並未恢複穩定，大國之間也未恢複平靜：只不過由於筋疲力盡而產生了一段幕間休息而已。暴力戰爭並未減弱。它轉向了國內事務——轉變為民族主義爭端、種族歧視和內戰。歐洲在20年代，尤其是在30年代，步入了一場戰爭的餘燼和另一場隱約可見的戰爭之間的薄霧之中。
隨著歐洲經濟的蕭條，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里內部衝突和國家之間的對抗形勢更加惡化，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經濟蕭條引發了惡化的形勢。在那些年裡，歐洲的經濟生活事實上遭到三重打擊。第一次世界大戰扭曲了國內就業，摧毀了貿易，蹂躪了整個地區，甚至還造成了破產國家。許多國家——尤其是在中歐——始終未能從這些後果中恢複元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