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作家們很少有勇氣在其作品結尾承認自己對主人公的行為有些迷惑不解，很少有勇氣承認那些大人物曾經象徵性地拒絕過他們。出現這樣的情況總是不好的：一個人在讀完八百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傳記後舉手認輸，宣布自己壓根也沒弄明白究竟是什麼東西驅使陀斯妥耶夫斯基寫出《卡拉馬佐夫兄弟》之類的怪書，或在讀完肯尼迪的傳記之後承認對豬灣事件 背後的根本原因感到困惑。假如出現知識鴻溝或理解困難，傳記作家馬上就會過來。不知道拿破崙的馬是什麼顏色的？傳記作家立即就會對我們說他知道：栗色的，跟他的猴子費迪南德一樣的光澤。
「怎麼了？」我問伊莎貝爾。
「沒什麼。」
「你的臉怎麼那樣？」
「想看好臉找別人去。」
「我不是說臉，我說的是臉上的表情，」我用更準確的措辭說。
「我不是說臉，我說的是你臉上的表情，」伊莎貝爾用一種學者的語調悶聲悶氣地學了一句。
「你的情緒怎麼會這樣？」
「我沒有情緒。我就這樣。」
「出什麼事了？」
「什麼事也沒出。」
「你總是這樣？」
「對。」
「那就是我在做夢？」
「對。」
她鬧情緒顯然是有原因的，但這原因她是不會告訴我的。這個星期天的下午她想找另一個人傾訴自己的煩惱。她已漸漸厭倦了人類。她的星座正處在錯誤的相位，某種東西出了問題。於是她就有理由呆在家裡不出門。從黎明到傍晚，我說了不少冒犯她的話。此外，一些徒步旅行者不經意間用腳屠殺了一群螞蟻，還認為自己無可指責，可以進教堂並接受榮譽呢。
我的思緒又回到上午的經歷。我們起了床，然後出去買報紙。回來後伊莎貝爾先看了看每一欄，我要她遞給我一些添加劑，她對我的要求置之不理。早上，她是第一個進廁所的。頭天晚上無論廁所還是廚房我都收拾得乾乾淨淨。我鋪好床，也沒有忘記把墊子擺放好（她希望把佩斯利渦旋紋墊子放在背後，把小一點的藍色墊子放在前面）。她給三個人打過電話，那些人引誘她在電話里誠懇地說了好幾聲「那太可笑了」。
「你只會關心你自己，」伊莎貝爾在解釋她沒鬧什麼情緒時厲聲說。
就像一個人遭到來自對面酒吧間的射擊時突然拔出槍來一樣，對於伊莎貝爾的話我立即反擊說，就在那天上午我還寫了一篇論述印度次大陸的變革的文章，這表明我對那裡的八億四千萬人的命運很關心。伊莎貝爾錯過了國際新聞，可能是這種好奇心或她在打電話時所做的長長的白日夢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打電話時一直在考慮那些人把樹砍倒以後樹葉怎麼處理。當時，一幫人正在伊莎貝爾的起居室的窗外毫不吝惜地砍樹，樹葉像濕漉漉的地毯似的鋪在人行道上，散落在汽車的擋風玻璃上。那些樹葉會溶解嗎？會被地方當局為清理廢物而僱傭的老人們用塑料掃帚掃走嗎？（其實那些老人的真正的興趣是坐在房子下邊低矮的石頭牆邊抽煙。）沒有任何結論，有的只是關於大自然在城市中的作用以及地球重新利用自身廢物的能力的一系列天真的思考。
「我並不總是只關心自己，」於是我立即回答說。
「這麼肯定？」
不是肯定，而是她在刺激我。
「我有時候也關心你，」我動情地說。
「哼，住口，」她回答道。那語氣活像是體育教師聽到有人謊稱伊莎貝爾來例假了一樣。
「你為什麼就不會猜別人的心思呢？我為什麼非得把一切都說出來呢？」伊莎貝爾接著說。
「也許因為我不太聰明？」
「彆扭捏作態了，我噁心。」
「那到底是為什麼？」
「沒什麼大事，所以你問我時我說什麼事也沒有。我只是有點泄氣。」
儘管我情願尋找過去在哪些地方冒犯了她，但我只想回憶前十分鐘的情況，用不著進一步濫用記憶。
「你想不想去散散步？」伊莎貝爾問我。這時我們倆都想把說話的語氣緩和下來。
「不想，」我清了清嗓子回答說。
接著是一陣沉默。院子里的小鳥仍在唧唧喳喳地叫；我還清楚地聽到地鐵火車哐啷啷地駛進哈默史密斯車站；肯定有某個數目的樹葉（也許是房子周圍的三棵樹上的十到二十片）被潮濕的西風吹打下來，飄落在了地面上。
然後呢？然後我什麼也沒有說。我愚蠢地認為這是我們的談話的一個句子的結尾。我曾經希望我們能夠在接下來的幾分鐘或幾周之內以慣有的真誠心平氣和地繼續我們的談話。
然而我錯了。就像一個蠢笨的警察，從犯罪嫌疑人的屍體旁邊走過去卻沒有發現它，同樣，我也忽略了伊莎貝爾的部分心理。假如我能從她結束與安德魯·奧沙利文的關係的方式中或從她在一家葡萄牙飯店裡發現水杯里有一隻蟑螂時的表現中意識到什麼，她的那部分心理我本應看得出來。
伊莎貝爾不是問我是否想去散步，而是要求我去散步。
她是如何將這一層意思裝進「你想不想去散散步」這樣一個簡單的句子里的呢？
有時候，通過詢問別人的意願可以宣布自己的意願。
伊莎貝爾常常用壓縮的詞語說話。聽話的人需要先把那些詞語像氣球一樣展開、充氣，才能看出意思。她很奇特，不願意直截了當地向別人提出要求（說它奇特，是因為她的要求總是以詢問的方式出現），因而，她的許多要求都是隱藏在一系列問題的背後拐彎抹角提出來的，而且通常都是通過現成的話題反映出來（比如：「散步是消遣的好辦法。」），想問第二個人時卻偏偏問第三個人（比如：「薩拉，今天下午你去不去散步？」）。
我的工作量很重。在接下來的那個周末，我必須取消一次約會才能去見她。
我對她說星期六我無法趕過去吃午飯。她回答說：「我並不是每逢周末都非要見你。」
如果不是有先前的教訓，我會無視那個壓縮的要求，說「你當然想見我。我們可以立即把一些事情定下來」；而且我也許會簡單地回答說「那好吧」——就像一個男人聽到他的情人說她想跟另一個男人睡覺時，以男人獨特的方式回答一樣。
「你想跟馬爾科姆睡覺？」當伊莎貝爾提出類似的計畫時，我吃驚地問。「他長得可不怎麼漂亮。」
「沒關係，反正我願意。他的妻子似乎並不能真正滿足他。」
「我想她很可能會這樣，」我若有所思地回答說。同時，我的腦海里開始出現片刻的想像。
伊莎貝爾嘆了口氣。我知道，那嘆氣的方式表明了她對人類理解力的絕望。這次我又未能理解她的意思。其實，她只是想以妒忌誘發我的性慾，並不是真想對我不忠。
簡言之，伊莎貝爾的話很耐人尋味。她嘴裡說的不一定是她的真實感受，也不一定是她所相信的。當別人不小心踩到她的腳時，她會說「對不起」；當旁邊男人的胳膊肘搗著她的肋骨時，她回說「桌子很擠是不是？」當別人不理解她的意思時，她可能會意想不到地突然發火。有一次，伊莎貝爾在讀一本書，一邊讀一邊驚嘆不已。而這時，我在她面前吹了十來分鐘的口哨。她啪地把書一摔，說：
「你能不能停止那討厭的、該死的、愚蠢的……」
她怒火衝天，話好像卡在了嗓子眼裡。
「什麼？」我問。
「口哨。」
「對不起。打擾你了嗎？」
和伊莎貝爾呆在一起就意味著要對付一道又一道暗設的絆馬索。那一道道緊繃繃的絆馬索橫貫於我一向認為不值得爭論的問題上，因而我也往往不明白它們會引起什麼樣的反應。一個人怎麼能夠預見到在玻璃杯與洗碟機之間扯著一條線呢？
在我看來，洗碟機就是機器，它能把人類從刷洗刀叉和陶器的繁雜事務中解放出來，人類盡可以高高興興、心安理得地使用它。但對伊莎貝爾來說，同一種工具卻有著不同的含義。她的公寓里就有一台洗碟機，用螺栓固定在地板上，是以前的住戶留下的。她覺得機器的所有權模糊不清，又擔心它會讓人懶惰、會費電、會對鄉村的河流湖泊造成污染。那台機器運轉正常，但使用者的心理卻很複雜。
我每一次在廚房裡喝酒，總是習慣於用新杯子，而不是刷一個舊杯子，用完後放進洗碟機的上層。我這樣做了好幾個月（時間長得足以讓樹上的葉子掉下來），有一天伊莎貝爾對我說，「我給你的暗示你一點也不理解，是不是？」
「關於什麼？」
「杯子。你每次喝酒總要用新杯子，真叫人受不了。那是浪費。」
「你不是有洗碟機嗎？這有什麼問題呢？」
「似乎沒必要用。」
「機器就在那放著，用用有什麼關係呢？」
「沒什麼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