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不可告人的隱私，因為大家都猜想，如果讓別人知道了他們的某些事情，別人就不會愛他們了。我們之所以需要有隱私，那是因為我們擔心，一旦人們了解了我們的一切，我們就會變得不受歡迎。難怪託詞偶爾會引起擔憂，生怕泄露了天機，就好比夢見我們一絲不掛地站在大街上，或者在旅客擁擠的機場，我們的手提箱在行李傳送帶上打開了。
諸如此類的夜間恐懼使我們重新體驗了兒童時代的赤裸感。孩子不會保守秘密。成年人比孩子們聰明，他們善於發現秘密。所以，那種將一個人的秘密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的感覺使得父母在孩子面前產生了優越感。然而，對透明的擔憂，即擔心另一個人會發現我們的秘密而不給我們任何選擇的機會，正漸漸為這樣的假定所征服：透露不透露秘密全在我們自己；我們比別人更了解自己。
然而，在心理學家面前，這種假定很可能失去作用，透明感又會重新回來。我們想像心理學家不問便知的東西當然是我們最危險的秘密（對我們能否得到愛的機會而言）。我們擔心的不是心理學家了解那些秘密，而是他們據此做出的判斷。他們對我們的原罪的判斷不可能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好。於是我們便又得重新回到孩提時代，鬼鬼祟祟地去偷吃最喜歡的糖果，結果卻在走廊上碰見了自己的媽媽，並由此意識到，自己不應該做的事媽媽都知道。
我看到伊莎貝爾在寫日記時心裡感到不舒服，原因就在於此，因為寫日記者與心理學家具有相同的象徵性地位。他們嘴裡不說，心裡都很明白。個人秘密一旦被他們了解，那是夠危險的。
「我真感到奇怪，我一寫日記你就不高興，」有一次在她家附近的一個咖啡屋裡，她掏出鋼筆和那個紫紅色的筆記本後說。
「我沒有不高興。」
「那你為什麼要我別再寫了？」
「那是我不懂禮貌。」
「我寫的什麼你可以看呀！」
「那你為什麼不能告訴我你寫的什麼呢？」
「因為這是我的隱私，跟你無關。」
「我斷定那不是什麼隱私。我不在乎，想寫什麼你儘管寫好了，」我說的時候帶著一種在變為人所不齒的臭狗屎之前的令人羨慕的成熟。
日記是一種令人驚恐的東西，因為它對另一個人最不討人喜歡的想法是一個威脅。當弗吉尼亞·伍爾夫去波特蘭大街一幢典雅的大樓里聆聽埃塞爾·史密斯 綵排時，可以想像她對主人是彬彬有禮的，一邊品茶，一邊輕輕地嚼著主人提供的葡萄乾蛋糕。想想看，假如埃塞爾·史密斯、L夫人和她的朋友亨特太太不幸看到弗吉尼亞1931年2月4日的日記里對那天拜訪她們是這樣描寫的，她們該會多麼驚訝：
波特蘭大街上一幢高大的樓房，亞當斯式的灰泥建築，裝飾奢華而過時：破舊的紅地毯；牆面被塗成單調的綠色……亞當斯式的壁爐里呼呼地燃燒著爐火。L夫人和亨特太太並排坐在沙發上。L夫人現在毫無線條可言，儼然一根香腸，而亨特太太則像一根緞子包裹著的香腸。埃塞爾身穿皺巴巴的氈上衣、針織緊身短裙，手裡拿一支鉛筆，站在窗邊的鋼琴旁邊指揮，鼻子尖上有一滴汗珠。
真是太可怕了，居然有人注意到鼻子尖上的一滴汗珠。不論是真是假，倒霉的都是那些觀察別人比較仔細的人，因為這樣會導致人們對他們產生極大的疑心。
然而，無論日記多麼可怕，我們所關心的恐怕只是如何使自己免受人們的錯誤判斷在日記之外傳播所造成的更大恐慌。在談話過程中，好心的鄰居們常常在他們的甜言蜜語之外揣摩我們。如果我們以己度人的話，他們也不想使我們為難。
「德里克，我給布雷瑟頓打過電話了，箱子星期四到。」
「太好了，馬爾科姆。我接到了從約克郡來的通知，他們下個星期將裝運兩千隻。」
「這可是他們求之不得的。」
「不，他們每次總是運兩千隻。」
「啊，那好吧。你要不要在最後期限之前讓詹妮知道？」
「當然要。」
這是我在經過一間自由式平面布置的辦公室時無意間聽到的一場關於公務的談話片段。我的同事馬爾科姆站在複印機旁邊。他體態肥胖，大腹便便。他說得很快，但腮幫子裡面的唾沫又使得他的話含糊不清。他呼出的氣很像是秋天裡空氣不流通的澡堂子里的氣味。德里克兩手嬌嫩，鼻子大而難看，一雙巨大的鞋子走起路來嘎吱作響，幾縷僅存的頭髮被精心地梳理成背頭。另外還有兩個滑稽可笑的人物。這幾個人物的怪癖實在無法言傳。德里克和馬爾科姆也許彼此都了解對方的醜陋之處，然而他們內心裡居然還想對對方說長道短、評頭論足。這種想法無疑會使兩個人都感到意外和氣惱。
也許只有在如下條件下才能進行不自覺的對話，那就是：對話雙方都以為對方理解的只是字面意思，而不是談話的弦外之音。聽到有人說話貶低我們時我們會感到十分煩惱，這是不足為怪的。我們真正生氣的不是某個人說了我們什麼（說得很對，我們沒有頭髮、脾氣壞、太固執己見、太羞怯、太富有、太貧窮……），而是由此產生的想法：我們認為某個熱衷於傳播小道消息的人，同時心裡也揣著對我們的種種看法。今後說不定哪一天他就會把自己的看法傳播給他人。
這一點可以解釋如下現象：心理學一詞在某個範圍內可能會使一個人脊梁骨發涼，並焦慮不安。說不定在婚禮招待會上排隊領取喜酒、說話柔聲細語的心理學家對你禮貌的高談闊論其實並不感興趣。就在他假裝整理領結的當兒，他正偷偷地對你的靈魂進行X光透視呢。
然而，毫不誇張地說，心理學不過是無數種互不相容的人類精神理論的統稱。在解釋他人的行為時，我們人人都是心理學家，人人都能對他人日常的反常舉動產生的原因得出結論。
伊莎貝爾有一個朋友叫傑羅姆。他已通過法律程序離了婚，一個人搬到約克郡的一個村子裡，做起了麵包師。談話中一提到他的名字，人人都能隨口對他的行為做出解釋。有人說他害怕性行為；有人說他害怕失敗——儘管也有人爭辯說他害怕的是成功；還有人說得更加玄乎。伊莎貝爾懷疑他是同性戀晚期；薩拉懷疑他是躁狂抑鬱症。
上述每一種分析都離不開心理學上的陳詞濫調，以炫耀自己多麼聰明，全然不顧臨床癥狀是否準確以及他們的信口開河是多麼可怕。一些凌亂的理論提出了一系列的聯繫：肥胖與滑稽的聯繫、父親不在身邊與雄心勃勃的聯繫、聰明與不幸的聯繫、焦慮不安與患癌症的聯繫。
然而，有一點很明確：儘管伊莎貝爾和她的朋友們根本無法肯定傑羅姆到底出了什麼事，但別出心裁的評論依然層出不窮。現代心理科學時代在一定範圍之內建立了一種等級制度，在這個範圍內，人人都有發言權，從而形成了專家與外行關於思維過程的知識多寡的顯著差別。
這種差別帶來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屬於傳記。假如一個人試圖按照舊式的直覺去理解另一個人的生平，而他清楚城市另一邊的專家們正在利用更有力的工具研究那個人，他就會揚言自己正在寫一部亞歷山大大帝 全傳或者但丁·阿利吉耶里 全傳。假如他們想了解到哪裡去挖掘人性的複雜性，傳記難道不應該跟上科學發展的步伐嗎？
然而，一個心理學的基本見解使這一問題複雜化了。無論我們對朋友或同事的了解是多麼不夠，我們註定最不了解的人還是我們自己。我們對孩提時代的回憶是微不足道的，記憶蒙蔽著我們，使我們無法了解難以了解的真相。我們記得房間里有一張黃色的沙發，但卻不記得我們曾經瞥見在那張沙發上做愛的那對夫婦。家庭內部的紛爭折磨著睡夢中的我們，但第二天早上我們能清晰地回憶起當時的情況，卻不明白我們實際上在為什麼而焦慮，因為我們不應該明白。我們對自己是陌生的，要我們自己為自己寫傳記是靠不住的，於是我們便把這一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交付給傳記作家，由他們決定是否相信、是否報道主人公所說的話。於是，他們要麼淪為主人公的想像的犧牲品，要麼對主人公的話持懷疑態度並加以詮釋。這樣他們就會冒險根據自己的想像在原本模糊不清的情節上添油加醋了。
「我昨天夜裡做了個非常奇怪的夢，」一天早上，伊莎貝爾睡眼惺忪地說。
「什麼夢？」我邊攪拌咖啡里的糖邊問。我希望她的回答很簡短，或者她的夢裡有我，因為能在別人的夜間幻想中扮演一個角色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
「你真想知道？」伊莎貝爾問。
「當然。」
「啊，很離奇。我和一個十年沒見過面的老同學在一片大森林裡。他叫亞當·豐塔納，人很古怪。我爸也在那裡。爸對我說他和亞當已經成了最好的朋友，從此以後他就是我們家裡的一員。然後我們坐上一艘充氣式小船，事實上它是一種香腸形的氣墊船。一個巨大的推進器拖著它穿過英吉利海峽。我們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