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一個人如何注意通過另一個人的眼睛看世界，他總有某些東西看不清楚，尤其是當他不幸身為人類（儘管這是很平常的事）、站在人類的位置上觀察的時候。這一點現在越來越清楚了。
一個星期六的上午，我約伊莎貝爾在考文特花園車站外相會。她遲到了幾分鐘。在道過歉、罵過火車之後，她問我：「哎，你覺得怎麼樣？」
「不知道，」我回答說。我不清楚她問的什麼。
「不好嗎？」
「今兒外面天氣不錯，」我說，因為雨一連下了十二天，今天是第一次停。
「不，不是這個。」
「那是什麼？」
伊莎貝爾笑了笑，嘆了口氣，臉上露出兩個裝滿幽默的酒窩。然後她說：「算了，忘了它吧。走，咱們喝點什麼去。」
然而，我們剛坐下片刻，她又重新問起了那個令人困惑的問題。
「難道你真的沒注意到什麼？」
「不知道。」我一邊說，一邊猶猶豫豫地回過頭來看，彷彿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就坐在鄰桌上。「我沒注意到什麼。」
「這麼說你認為什麼變化也沒有？」
「變化？啊，沒有，真的沒有。我是說，今天是周末，所以你可以說每個人都比平時輕鬆了一點。我猜想，從長遠的觀點看，聯合國的決議會是個好消息，儘管……」
「天哪！」伊莎貝爾大叫一聲，用雙手捂住臉，嘆起氣來。彷彿在說：「男人」可能原本不過是「糊塗蟲」。服務員的到來破壞了她的這一悲哀的姿態。
「卡普契諾咖啡？」服務員問道。
「我要的，」我回答說。
「女士要橙汁，」他很懂事地說。他所表現出的老練的演繹能力比我還要強。
「祝你們好胃口，」他又加了一句，並對我們這哭喪著臉的一對兒報以諷刺的一笑。
「怎麼了，伊莎貝爾？別生氣呀！你想我看見什麼了？我一向是不會猜心思的。」
「我只是想，任何一個人，只要他有半個腦細胞，或者半隻眼睛，都會一下子看出來我跟昨天有點不一樣，因為我剛花了兩個小時和二十五英鎊在髮廊里理了發。我現在的頭髮比原來短大約兩寸半。我知道，這肯定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新聞，而聯合國什麼時候都是一個值得談論的話題，可我還是希望你能注意到發生了點什麼變化。」
她又嘆了口氣，並刺啦一聲撕開紙包，抽出一根紫色的麥稈吸管，然後說道：「可我想，你是個男人嘛，所以對此我真不該大驚小怪的。」
現在我能夠正確地看待伊莎貝爾了，也就是說，由於了解了她今天的不同，現在再看她，的確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原先她那栗色的頭髮低垂到肩膀以下，現在只達到肩胛骨上邊。她的臉型也因此發生了變化，顴骨更加突出，人顯得更成熟了。
「我看著更年輕了，是不是？」伊莎貝爾問。
「嗯。」
「這是如今比較有女人味的髮型。是戴夫的主意。你知道，關於髮型我們討論了很久，因為我想改變點什麼。一開始他想弄成一綹一綹的，但我認為他後來給我剪成這樣是對的。」
想起來令人沮喪，除非在理髮行業受過熏陶，否則我們對他人外表總不及對我們自己的外表那麼敏感。有些日子我們發現頭髮垂到眉毛上很吸引人，但奇怪的是，有些日子頭髮垂到同一條眉毛上卻會掃得眼睛直流眼淚。我們無法明白其中類似的複雜性，只知道那些唯一的敏感通道支配著他人與其外在的自我的關係。其實他們只須保留他們的本質，我們就會忽略那些偶然發生的面部浮腫、前額皺紋或肚子隆起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卻可能會導致那些不幸的人們極度憎恨自我。
「哦，很抱歉，我還沒準備好呢，」一個星期二的晚上，七點四十分，伊莎貝爾這樣說。那是我們約好從她那裡出發去基爾本出席在一年一度的業餘園丁協會會議上舉行的頒獎儀式的時間。伊莎貝爾因為在陽台上栽種了一種綠色植物而獲得了該協會的一個獎項。
「你是不是覺得這樣打扮太過分了？」她問。
「不，很好。咱們走吧，不然要遲到了，」我回答說。
「你聽著，我何不馬上換一換呢？然後聽聽你的看法。」
她走進卧室，慢慢騰騰地換了半天，出來時差不多還是老樣子。
「你覺得短裙好還是長裙好？」
「噢。」
「我覺得長裙好，你說呢？」
「都好，」我以一個男人的觀點預言說。而我這個男人空閑時間老穿棉布褲子，因而連一條黑裙子與另一條黑裙子之間的細微差別也搞不清楚。
「你覺得這件襯衫時髦嗎？」
「時髦？」
「配上裙子？」
「當然。」
「我拿不定主意是穿米黃色的還是穿淡藍色的，你想不想看看？」
「快點。」
「好的。」
我跟隨伊莎貝爾走進她的卧室，只見抽屜大開，柜子門大開，彷彿有一個毛手毛腳的竊賊剛剛忙亂地搜尋過金錠或手槍。
我為大衣櫃暗示的自我意識和有形意識感到震驚。它使伊莎貝爾得以區分什麼是隨便，什麼是高雅，而這種區別僅僅在於諸如一條牛仔褲的顏色或者一件毛線衫的口袋樣式之類的外表細節上。衣櫃里有各種各樣的裙子、上衣、襯衫、褲子和套衫，用以滿足不同場合的需要。出席園丁協會會議需要穿這一件，參加朋友的生日宴會需要穿那一件。
「你身上穿的這件襯衫就很好，」我撒謊說，就像一個色盲侈談馬蒂斯 運用紅色顏料的技巧一樣，目的無非是藉此嚇唬人。
作決定的過程似乎結束了，於是我們朝門口走去。不幸的是，過廳一側的牆上掛著一面鏡子，不知伊莎貝爾從鏡子里看到了什麼，她趕緊跑回起居室里，還一面解釋說：「我的鬢角上有一座火紅的火山。」
於是，我便在她的臉上尋找那座維蘇威火山 ，然而經她一解釋我才明白，原來只不過是一個小紅點，一個皮膚病歷史上比較小的紅點潛伏在她的左鬢角上。
「沒什麼，」我再次安慰她說。
「我希望你不要只圖自己方便就隨便撒謊，」說著，她便向衛生間走去。
「伊莎貝爾，別傻了。」
「說我傻我就傻，隨你說去，」她突然痛苦地回答說。
難道伊莎貝爾不傻嗎？話說回來，我講句心裡話又有什麼關係呢？怎麼能把一個小紅點看成可怕的火山呢？面對苛刻的自我觀念，別人的判斷又有什麼用處呢？
這種差異還是另一個象徵，它是對傳記的客觀性概念發起的又一次挑戰。且不論火山專家小組會怎麼說，假如有人試圖理解伊莎貝爾，他真的能把她本人對那個小紅點的感覺誤認為跟維蘇威火山的大小無關嗎？換句話說，難道他不應該考慮這種客觀上荒唐可笑、主觀上真誠可信的看法嗎？
諸如此類的自我觀念與外界判斷的矛盾衝突有許多都是令人愉快的，因為差異所要求的糾正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義大利滷汁麵條好極了，儘管廚師認為糟透了；晚餐後的演說很成功，儘管演說人認為自己放了個受潮的啞炮。然而，其他誤解就不是這樣無害了。傳記作家經常得罪主人公的親屬和崇拜者，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們經常往相反的方向調整傳記主人公的自我形象。就好比告訴伊莎貝爾，說她的舞跳得不像她自己想像的那麼好、法語講得不像她自己聲稱的那麼流利，或者說在計算機技術方面她應該再謙虛點時，她多半會皺眉頭。
「我需要在衛生間里呆一會兒，再收拾收拾，」伊莎貝爾在裡面喊道，「也就一小會兒。冰箱里有葡萄酒和啤酒，想喝自己拿。」
「幹嗎不現在就走呢？你看起來挺好的嘛。」
「給我一點時間，好不好？」
「那好吧，我們只好等儀式結束後才趕到了，」我生硬地說。
我在起居室里一邊看電視上的娛樂節目一邊等她，時不時地掃一眼手錶和關閉著的衛生間的門。我這個自以為是的瑞士公民就像在8：03等待8：02的火車，心中充滿了怨恨。此外，我還像伊莎貝爾幾星期前那樣嘆了口氣，悄悄地脫口說出了一聲「女人哪」，然後沉浸在電視里的觀眾粗野的大笑中。其中一位觀眾因為吃完了一罐蚯蚓而剛剛獲得去夏威夷度假的獎勵。
傳記的傳統寫法是毫不猶豫地跨越時代、階級、職業與性別界線。一位城市貴族會過上鄉村貧民的生活；一位五十歲的人會遵循年輕的蘭波 的經驗；一位膽小的書生會把自己同阿拉伯的勞倫斯 聯繫起來。令人欽佩的忠實就隱藏在這些冒險精神的背後。儘管有細微的表面差別，但男人和女人還是能夠互相理解的。
約翰生博士認為：「我們都被相同的動機驅動著，都被相同的假象蒙蔽著，都被希望激勵著，都被危險阻撓著，都被慾望糾纏著，都被歡樂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