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感情移入的典型是能夠通過另一個人的眼睛看世界。儘管我們對這個星球的觀察大部分被我們歪曲的視角扭曲了，然而，由於走運或機靈，我們也會獲得站在另一個人的立場上觀察這個星球的權利。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斷言我們能夠——起碼一時能夠——超越自己的相對性。
在我們倆的擁抱預示著一種更加經典的親密形式即將到來且我們開始討論伊莎貝爾預定的雅典之行以前，這種可能性看起來也許是抽象的，而且顯然是怪誕的。她的公司正準備往希臘發運第一批產品。她和她的老闆以及公司的營銷主任即將趕赴希臘，與當地的經理討論交貨安排。那次旅行誘發出伊莎貝爾的出發恐懼症的明顯癥狀。她不知道該帶什麼，她陷入了困境：是帶一條裙子還是兩條？是否需要帶一些不那麼正式的衣服周末穿？帶兩條牛仔褲還是一件布連衣裙？另外，她還有一種擔心：飛機在飛行途中可能會發生可怕的情況，因為伊莎貝爾特別害怕飛機會出現機械故障，儘管她對那些機器的工作原理一竅不通。
我們討論了一會兒飛機飛行中可能出現的種種可怕情況。這時，她第一次提到一個大洋的名字。
「我寧願飛機掉在陸地上，也不願它掉在大西洋里，」伊莎貝爾說。「掉在地上活命的可能性也許會大一些。」
就這個抽象的問題，我態度和藹地反駁她說：「別傻了，從甲地到乙地，坐飛機是最安全的。起飛前他們檢查得可仔細了。飛機從天上掉下來對誰都不好。」
「我知道，可我討厭在海上飛行。我記得看過一個關於大自然的節目，講的是大西洋里的鯊魚。據說那種鯊魚非常飢餓，專等著吞吃旅客。」
「伊莎貝爾，你不可能會掉進大西洋里。」
「嗬，你說得倒輕巧，你到霍爾本的一家公司去幹嗎老是乘地鐵？」
「你不會掉進大洋里。」
「那可說不準。」
「有些事你應該懂。」
「不是不懂，萬一出了事故呢？」
「聽著，如果飛機掉下來，有一點可以肯定：你不會掉進大西洋里。」
「為什麼不會？別那麼肯定。」
「因為，哎呀，飛機從倫敦到雅典根本就不從大西洋上空飛。」
無論一個沒有飛行恐懼症的人會不會同情有恐懼症的人，我最終還是明白了，這裡面也許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一個人需要更多地了解地理，而不是心理。
因為我們生活在同一個物質世界，使用著受共同定義約束的語言。我們同別人交談時，總是設想他們大多數人的頭腦里會具有和我們相同的形象與概念。假如你和我在談論牙膏，儘管市場上可以買到的牙膏品牌繁多，泡沫種類各異，但我們談論的依據是雙方對這種物質的共同理解。談論的結果，我不必拿出我的佳潔士，你也不必拿出你的高露潔。類似的道理也適用於地理知識領域，因為假如有人提到從倫敦乘飛機去雅典，另一個人的腦海里就會出現如下的地理形象：
因而，我需要千方百計地努力使自己暫時從自己的思維傾向里走出來，以便理解以下兩點：一，伊莎貝爾心目中的地圖的形狀很可能與我們常見的地圖有很大差別；二，按詞的最基本意義說，通過她的眼睛看，世界很有可能像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地方。
她過去提到過，她的地理知識嚴重不足。她曾經說過她缺乏方向感，因而曾將汽車丟失在一家電影院附近。她甚至還談到過，她曾經因為如何讀地圖與安德魯發生過爭執，而那場爭執成了她和安德魯關係最終破裂的催化劑。然而我顯然未能理解這些因素的重要性，因為直到現在我才弄清楚，有跡象表明，伊莎貝爾對地球上那一部分的想像與現有的一切地理概念都不一致。
她對歐洲大陸的理解與一般人不同。按照她的理解，大陸塊似乎曾經經歷過一次大動蕩，就像倒退到某種原始拼圖玩具狀態：希臘佔據了伊比利亞半島的位置，將伊比利亞半島推到了義大利原先佔據的地方；半島的尖端向東漂移，羅馬變成了巴塞羅那一條短短的航道。世界的其他地方似乎被扭曲得更加厲害，澳大利亞漂移到了日本附近；菲律賓佔據了夏威夷的地盤；更倒霉的是，中東消失了，非洲高傲地站在了它的頭上。
「至於說印度和中亞在哪裡，我真的不知道，」伊莎貝爾說。
「如果要你猜的話，你會把它們擺在哪裡？」
「不知道，我想我會把它們漏掉。我說，你能不能把你臉上的那種表情去掉？」
「我只是有點吃驚而已。」
「像我這樣的人很多。這跟空間感有關。我想我不是一個理想的陸路旅行者。」
如果有人需要的話，這是很好的一課。它不僅講述了一個人內心的地圖具有多麼強烈的個人色彩，而且講述了這種個人色彩在相互作用中可能會處於休眠狀態。我和伊莎貝爾很可能會整夜討論雅典和倫敦，而意識不到兩人對這兩個城市的定位會有多大差別。這就像兩個耳背的人在哐啷哐啷的火車上友好地交談，一個人說的是法國偉大的歷史學家米什萊，而另一個人說的是法國偉大的導遊米什蘭，結果，兩個人都覺得對方的反應不協調而懷疑地詢問對方。
但我和伊莎貝爾不僅對地貌的感知不同，而且所使用的感知方法也往往不同。我們倆生來都是倫敦人。我們可以談論拉塞爾廣場的停車情況，談論騎自行車去滑鐵盧或在橋頭堡劇院看戲，然而，由這些地方引起的聯想和活動卻反映出了兩個人截然不同的歷史。從肯辛頓西區薩拉的家去瑞士式農舍，伊莎貝爾設計出了一系列捷徑，其中包括從布魯克蓋特的停車場出發，穿過格羅夫納廣場，繼續往前走，到漢諾威廣場，然後從北出口去卡文迪什廣場，穿過波特蘭大街，然後再繞過攝政王公園。她還熱衷於走A40公路。她堅持說，從東向西走，可以不走貝斯沃特公路，而走A40公路。而這兩種方案我都反對。去瑞士式農舍我會選擇走埃德格瓦爾大街；從東往西走，我會從韋斯特瓦爾大道走，創造性地選擇一條曲折的路線。我說這些，是想證明一個冒險盤旋在膚淺與深沉之間的斷層線上空的論點，那就是：雖說實質上只有一個倫敦，但一個人眼裡的倫敦一個樣。有多少個倫敦人，就有多少個倫敦。
「聳人聽聞，」伊莎貝爾激動地說。很顯然，這種反應屬於上面提到的斷層線的膚淺一方。
然而，當她透露說她每次開車經過大本鐘的時候都禁不住會想起她父親的一個朋友、許多年前在去議會兩院途中勾引她的弗蘭克·惠特福德時，我意識到，我的這種關於個人獨有倫敦的過激觀點是正確的。八百萬個居民每人都有一個倫敦。大本鐘乃是這個國家的國際象徵、臨近政府議院的報時官、生殖器崇拜的換喻詞。大本鐘之於倫敦猶如帝國大廈之於紐約，埃菲爾鐵塔之於巴黎。而對於伊莎貝爾來說，大本鐘則是她十七歲那年與父親的朋友的一次接吻的私人象徵。
弗蘭克·惠特福德是一位退休教師，曾經幫助伊莎貝爾準備英語高級考試，包括輔導她閱讀《傲慢與偏見》、《米德爾馬契》、《荒涼山莊》和《無名的裘德》 。吸引伊莎貝爾的不是他的相貌，因為他的牙齒咬不動一個略微青一點的蘋果；他的皮膚像紙灰一樣蒼白，活像陰間的死人。但他的談話充滿尖刻的睿智；與伊莎貝爾的同齡人的缺乏反思相比，他對人性的理解深刻、透徹。有一次他建議去國家政府的統治中心旅行。在那次旅行中，她在新政府機構大院外面的一個早餐館裡向他的勾引屈服了。
她對惠特福德的感情部分建立在兩人具有相同的文學愛好的基礎上。她對他的文學反應的重視表現在如下偏見上：《傲慢與偏見》里的一對情人要比薩克雷小說里錯配姻緣的夫妻和睦相處的機會更大一些；體驗對同一個人的相同情感是一種心理親和的標誌；理解一本書意味著以某種方式理解該書的其他讀者。
難怪有的人會有那麼大的熱情，在各個安靜的圖書館裡窺察讀者，通過閱讀假裝跟一些熱情好客的生人認識，慢慢地抿白葡萄酒，不動聲色地將他們列入神秘的康拉德 派、衰弱的菲茨傑拉德 派或刻板的卡弗派 。
儘管這種探索人們性格的方法無疑有其優點，但雅典到倫敦的飛行同樣也會間接地提醒我們：兩個人可能會喜歡同一本書，但他們腦海里的形象卻是截然不同的。這一問題決非文學課所講的霍爾登·考爾菲爾德是不是好人或伊莎貝爾·阿徹是不是愚蠢之類的陳腔濫調。這一問題也不是一本書的意義問題，而是一個截然不同的思維形象問題，即一本書在讀者的腦海里放映出的思維電影。提問「當你閱讀《麥田裡的守望者》或《一位女士的畫像》 時實際上你看到了什麼？」這一問題和提問「在你的心目中的地圖上雅典究竟在哪裡？」具有相同的意義。
伊莎貝爾最近剛剛讀完托爾斯泰的《伊萬·伊里奇》，我們就這部傑作如何感人交換過意見。儘管我贊同她的看法：以往還沒有任何一本書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