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晚會，星期六晚七點三十分，倫敦。說話聲，音樂聲，跳舞。一對青年男女正在談話。
女：你說得太對了。
男（長發，皮茄克）：很高興你能同意。有時候，像亨德里克斯 那樣在台上如醉如痴地演出對我來說就是上帝。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天空的雲散了，就像是，雲開霧散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女：（點頭）：當然。
男：我登台之前總要向亨德里克斯祈禱。聽起來很傻，對不對？你認為我很傻。
女：沒有。我也該向亨德里克斯祈禱。你都是在哪兒演出？
男：去年我是在洛杉磯。
女：真的？
男：我還去過東京兩次。
女：太棒了。
男：那可是天堂，夥計。
我在晚會上呆了個把小時才第一次注意到她。她站在貝爾賽茲帕克一所房子的起居室的壁龕里。起居室的牆上裝飾著一套印度畫的複製品，畫上表現的是一對身強力壯的男女翻雲覆雨的姿態。吉他手時不時地用手指指這些畫，每一次都逗得同伴掩著嘴咯咯地笑。我攪了攪第二杯酒里的冰塊。如果整個晚上都將以這種調笑加伏特加酒的方式進行，我當然是受不了的。於是我便在一張紫褐色的沙發上坐了下來。
我已經看清楚了她：她這種女人骨子裡對那些專門做下等工藝品生意的邪惡男人出奇地青睞。儘管她本人很傳統，卻想依戀於一個試圖逃避她的誘惑的男人。她會把他的胡碴子錯當成社會評論，陪同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幾年，也許還會養成一種嗜好，要一個孩子，十年之後以被家人從活動住房區救出而告終。她的意見肯定將是一種後青春期中產階級廢話。她將會把某種不假思索的左翼主義同對家用設備的唯物主義情感混合在一起；幾年之後她將會浮現出素食主義的念頭，但最後她會滿足於溫和的多情善感。這種多情善感在她參加旨在拯救大熊貓以及瀕臨滅絕的澳大利亞食蟻動物的組織的行為中表現了出來。
我對這種心理描述非常滿意，不想再對她琢磨什麼了，便走進廚房裡，希望能在那裡遇到一個興味更相投的人。遺憾的是裡面沒有人，只有一份前一天的報紙攤在桌子上，上面的一篇文章預言：地球將與一顆鐵路終點站大小的流星相撞。
「哦，我的上帝，救救我吧！」我上面描述的那個女人說道。緊接著，她便匆匆來到廚房。
「怎麼了？」我問。
「有人在追我，」她隨手關上門說。
「誰？」
「我怎麼老是遇到這種事？他是一位朋友的哥哥。他曾經提出要我搭他的車回家——當然，他打錯了算盤。我覺得他這個人也很危險，但不是特危險，只是有點輕微的精神病。」
「只是輕微的嗎？」
「如果他闖進來，咱們能不能裝作在全神貫注地談著什麼？」
「要不咱們就哼聖誕歌？」
「對不起，我必須得裝得很兇。」
「想不想喝點酒？」
「不想，但我想吃個胡蘿蔔。我就是掌握不了在適當的時候飢餓的竅門。」
「為什麼？」
「啊，我總是剛感到有點餓，等該吃早餐時又不那麼餓了，但到了中午又餓得不得了，不吃一塊餅乾簡直要餓死了。」
我們在烤箱旁邊的罐頭盒裡找到一塊餅乾，接著又是簡單的介紹。
「這裡的人你認識誰？」
「我是尼克的朋友。你認不認識尼克？」
「不認識。尼克是誰？」
「他是朱莉的朋友。你認識朱莉嗎？」
「不認識。你認識克里斯嗎？」
「不認識。」
「那你為什麼要搭老亨德里克斯的便車呢？」
「啊，他也住在哈默史密斯，離我家很近。我不了解周圍的情況。我對人一向都很友善。其實有時我不該這樣。我就是學不會冷淡地把誰趕走。也許是因為我害怕得罪人，所以也只好對人友善了。」
「你想讓人人都愛你？」
「難道你不是嗎？」
「當然是。」
「可你想想亨德里克斯這傢伙。我就討厭那些千方百計趕時髦的人。誰時髦不時髦我不介意，可悲的是刻意追求時髦。這就像有些人竭力要給你留下『他們多聰明』的印象。假如有誰讀過全本的亞里士多德著作，他就會學得很乖，決不會把他從書中得到的信息強往你喉嚨眼裡塞。」
「你還記得什麼事？」
「啊，對了，有那麼點兒。反正你別打聽了。咱們才剛剛認識。」
「是嗎？」
「我敢打賭，你早把我的名字忘記了。」
「我怎麼會忘記像哈麗維特這樣的名字呢？」
「很容易。更需要問的問題應該是：你怎麼會記不住像伊莎貝爾這樣的名字呢？」
「你怎麼知道我把你的名字給忘了？」
「因為我長期以來也是這樣愛忘記名字。後來我在報上看到一篇談名字問題的文章。只操心張揚自己的人都會發生這種情況，他們的注意力難以集中在記別人的名字上。」
「承蒙指教，原來如此。」
「很抱歉。我這樣說是不是太失禮了？我是一個很粗魯的人。這一點你應該知道。」
她莞爾一笑，然後若有所思地向別處看去。她的頭髮是深褐色，中等長度，略微捲曲。在廚房裡熒光燈的照耀下，她的皮膚顯得十分白皙，下巴左側有一顆不協調的黑痣。她的眼睛（當時她的目光正集中在電冰箱門上）是不引人注意的淡褐色。
「你靠做什麼生活？」我的問題掩蓋了水龍頭滴滴答答的滴水聲。
「我討厭這樣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人們喜歡以職業取人。」
「我不是。」
「看看冰箱上粘的磁力人兒。他們可都是名人，有卡特、戈爾巴喬夫、薩達特，那一個看起來像是莎士比亞。難道他不可愛嗎？」說著，她一把撕下那個小磁人，用手撫摩它光禿禿的塑料腦袋。
「我在一家叫做帕佩爾韋特的文具公司工作，」她接著說，「他們生產練習本、拍紙簿和日記本，現在又擴大了範圍，生產橡皮、鉛筆和文件夾。我的職務是生產助理。我不想一直干這個，以後也許會幹別的什麼事。可老生常談的問題出來了。你知道，我得掙錢吃飯。」
她停了停。這時，有兩個客人走進來，拿起一瓶酒，又走了出去。僅僅幾分鐘之前我剛剛形成了對伊莎貝爾的決定性看法，然而在這一階段，我對她的印象發生了變化。她已不再是一個流行歌星的狂熱追隨者或澳大利亞食蟻動物的保護者，儘管我說不清她現在應該是什麼。這種印象的轉變表明了先入之見（無論是好的還是不好的）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我的判斷。先入之見導致了人們看問題的自我主義方式。根據這種方式，我們對別人的看法完全取決於他們對我們的態度。斯大林把古拉格群島讓給了我們，我們就心安理得地斷定斯大林這人還不算太壞；晚會上的一位客人詢問我們的郵政編碼，我們就心安理得地斷定這人蠻有意思。然而，這種心安理得是很可怕的。
「你的牙床是不是定期清洗？」伊莎貝爾問。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她說。「可我今天去看牙醫才發現我沒有定期清洗。這顯然是個很大的問題。幾乎百分之四十的人牙床都不好，到老時會引起可怕的併發症。人們所犯的真正錯誤是，他們認為他們刷牙很起勁，這對牙床有一定好處。其實很簡單，最好的辦法是用牙刷之類的東西像這樣輕輕地轉動……」
我想：愚蠢的姑娘，笑得很甜蜜，扭扭捏捏。不知道她是否喜歡園藝，儘管我們談到過園藝。我問她「你用過電動牙刷嗎？」她回答說用過，但不常用。那是她母親的，有一年沒用過了。
對別人還不甚了解，我們就不知羞恥地認為他們如何如何。有人會宣稱要真正認識一個人不可能，由於不了解情況而不願發表意見。某種說話的習慣、一份報紙的讀者群、一張嘴巴或一個腦袋的形狀，這一切造就了全人類。我們可以斷言，有的人僅僅跟別人聊了幾句有關牙醫職業或公共汽車站的位置，就會投人家的票或想讓人家親吻他。
這種魯莽的認識人的過程跟剛剛啪的一聲打開一本小說就形成了對書中人物的看法很相似。要做一個合格的好讀者，當然就應該耐心地等待作者把話說完，不要輕率地下結論，加以諷刺。然而，這一點我做不到，我沒有這樣的耐心，因為我看小說很少看完過。我總是拿起來看幾頁，然後找出一些比較適合拍成電視劇的情節。這種災難曾經困擾過我和簡·奧斯丁的小說《愛瑪》之間的關係。我帶著那本書穿越過大西洋，到過格拉斯哥和西班牙，但二十齣頭那幾年過完了我也沒有讀它。
雖說我是一個不合格的讀者，但我仍自信了解愛瑪的性格和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