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英美文學專家 汪洪章
以貌似傳記的形式寫小說，或以小說的筆法寫傳記，以至使小說與傳記的寫作界限模糊，並在這種模糊中探索人性，特別是探索普通人性，這要算是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小說的一個通例。
小說得寫人。這種近乎常識的小說觀念也許老套了些，但即使在當代所謂後現代的文化寫作語境里，要找一兩本不寫人的小說恐怕是困難的。寫人、寫人的情感和慾望、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寫人與人之間的理解的困難，並進而揭示人或滑稽或荒謬的種種生存狀況，至少在將來較長的時間裡仍將是小說寫作迴避不了的主題。與同樣以寫人為職志的傳記相比，近現代意義上的西方小說出現較晚，即使從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算起，其整個歷史也不過四百年。而西方的傳記寫作則源遠流長，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初的普魯塔克及其同時代的羅馬史學家塔西佗。前者的《希臘羅馬名人傳》，後者的《阿古利可拉傳》，都曾對西方的散文、傳記、戲劇以及史學著作產生過廣泛而深入的影響。在西方，小說雖然晚出，但它卻也從傳記寫作中汲取營養，不斷豐富和發展自己的敘事技巧，早期西方小說的寫人手法更是直接脫胎於傳記。西方小說史上有個較為普遍而有趣的現象，那就是絕大多數小說都是以主人公命名的。《堂吉訶德》、《摩爾·弗蘭德斯》、《湯姆·瓊斯》、《高老頭》、《包法利夫人》、《大衛·科波菲爾》、《德伯家的苔絲》，乃至《達洛威夫人》，都讓人讀來頗似傳記。這在中國或近代或現代的小說中較為罕見。四大傳奇小說中沒有一部是直接以主人公來命名的。這種現象也許可以用西方人比較注重彰顯人性來加以解釋。
寫人并力圖達到傳記寫作的真實，以使讀者閱讀時信以為真，這往往是西方早期小說家的共同追求。笛福的《魯濱孫歷險記》、菲爾丁的《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以及其後直至十九世紀的許多西方小說都是如此。這種為人性立傳的衝動（biographical impulse）至今仍然左右著西方的小說家。當代英國的年輕小說家阿蘭·德波頓就是這麼一位。
德波頓1969年生於瑞士的蘇黎世，在瑞士和英國長大。現任英國倫敦大學高級研究院哲學所助理研究員，是位典型的學者型作家。自1993年以來已出七部書。根據其第七部書《地位的焦慮》改編製作的三集記錄片將於今年春季在英國電視台播出。除下面要介紹的《親吻與訴說》外，德波頓比較熱銷的書還有兩部。一部是他的第四本書《哲學的慰藉》（2000年），另外一部是第六本書《旅行的藝術》（2002年）。前者單單在英國就已經售出十五萬冊，而後者在歐洲和美國、澳大利亞已售出四十萬冊，這種銷售業績在近當代頗為挑剔的歐美讀書界是不多見的。那麼，德波頓的書里有什麼東西竟能如此吸引並打動當代歐美讀者呢？
西方傳統文化，經過二十世紀種種現代、後現代思潮蕩滌和洗禮，目前正面臨著亟待整合重組的局面。二十一世紀的西方文化將以什麼樣的態勢，再度使世人驚訝，恐怕是眾多西方文化戰略家和批評家們正在努力思考的問題。作為一位研究哲學的學者型作家，德波頓對此問題決不會也不能置身其外。他在從容悠遊於西方文史哲的同時，也在結合著他這一代人的生存現狀，挖掘整合著西方傳統文化中有價值的部分，從而探索一種足以支撐當代西方人生存的精神基點。他的《哲學的慰藉》單在人口基數很小的英國就能賣到十五萬冊，這無論如何不能算是個小數目。根據此書改編製作的電視系列片《哲學：生活指南》後來又在英國電視四台播出。這些都說明，物質生活已很豐裕的西方人，在自己世俗的人生旅途中，仍然需要從自己文化祖先那裡汲取營養以獲得某種精神的東西來扶持自己。
《哲學的慰藉》選取處理了六位哲人——蘇格拉底、伊壁鳩魯、塞內加、蒙田、叔本華和尼采。在這六位哲人中，有寧靜內斂的智者，有世俗而講求實際的生活導師，也有頗具詩人氣質、勃發著生命意志衝動的強人、狂人。德波頓這種選擇處理的方式很見用心。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傳統的士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一向講求儒、佛、道的調劑互補。在德波頓的書中，我們是否也可以看到這種調劑傾向呢？哲學家，特別是那些以所謂體系完美而著稱的大哲學家，如黑格爾，往往會使普通人敬而遠之，但在德波頓看來，真正的哲學不應遠離普通人及其世俗的生活，而只關注弄清一些抽象的哲學定義；不應只是提出一些毫無意義的假設，而對於人們該如何生活得更好等至關重要的問題不聞不問。作者是英國人，而二十世紀一些聲名顯赫的英國、美國的哲學大家，如羅素、懷特海、艾耶爾竟無一人能有緣入選該書。這或多或少透露了作者對二十世紀英美哲學的評判。羅素和懷特海都力圖將抽象的思辨還原為數學，而艾耶爾則更是直接地認為哲學是個封閉的系統，它與現實生活無關。這樣一來，他們的哲學大概就真的不能給人的生存以慰藉了。難怪比較關注人類當下生存狀況的德波頓要將他們排除在其《哲學的慰藉》之外。
《哲學的慰藉》中的六位智者都並不怎麼熱衷於打造什麼抽象的哲學體系，但無一例外地，他們都畢其一生，孜孜不倦地探索人性，有的還能以自己的實際人生為例，教導人們如何生活得更好，更有尊嚴。這樣，當今眾多的歐美讀者能將目光投向這位如此年輕的學者所寫的一部講人生大問題的小書，也就不怎麼令人奇怪了。
即使在行銷四十萬冊的頗似導遊手冊的《旅行的藝術》中，德波頓也不忘寫一些啟迪人思又不乏抒情、調侃味道的美文。波德萊爾、華茲華斯、凡·高、羅斯金等人的名字常常出現於作者的筆端。可以說作者在寫一本旅遊書的同時，實際上也旨在探討這樣一個問題：即在人生的大旅途中，人們該如何生活得更幸福？
德波頓的小說往往與通常意義上的小說有一定的距離。它們都寫得智性十足，充滿對西方文、史、哲的議論，可說是熔文、史、哲於一爐而成就的一種新型的小說藝術。他已出版的七部書中，《親吻與訴說》是少見的比較像小說的作品。
《親吻與訴說》是他的第三部書，1995年出版，出版後受到歐美讀書界廣泛好評。當時作者只有二十六歲。該書實際上是以傳記的形式寫的小說，或者可以說是以小說的形式寫的傳記。在前者的意義上，該書遵循著西方小說寫作的通例，只不過書並沒有以女主人公伊莎貝爾命名而已；而在後一意義上，該書又對西方歷史久遠的傳記寫作有所批評、挑戰和探索，同時不乏對當代西方生活的洞見，很能引起普通人性的共鳴。
傳統的西方傳記一般都寫偉人、名人，在大多數情況又都是死人，作者與傳主既無一面之緣，那麼傳主肖像的描繪也就只能依靠傳下來的一些硬邦邦的歷史資料或傳主所寫的日記之類，乃至傳記作者道聽途說來的軼聞了。如此寫出的傳記其真實性究竟如何；究竟在何種程度上能跡近傳主的真實生活，特別是其精神生活，這些就都成了一個一個問號。更有甚者，在這些傳記里，普通人生活中所存在的普遍人性掩而不彰，好像人類歷史只是由為數不多的偉人、名人創造的。於是像愷撒、拿破崙、希特勒、斯大林、丘吉爾、歌德、司湯達、巴爾扎克、瑪麗蓮·夢露、W·H·奧登這樣的人物，就「頑強而貪心地攫取了傳記的地盤」。
不滿於這種傳記寫作的狀況，德波頓試圖從這塊被攫取的傳記地盤中劃撥一部分給極普通的女子——伊莎貝爾。作者在反思傳統傳記寫作的同時，也探討著一種小說人物的新的寫法，於是有了這部介乎於傳記和小說之間的《親吻與訴說》。
小說的緣起談不上奇特。故事敘述人是位男子，曾經和一位名叫迪維娜的女子同居過六個月，後分手。一天，他收到迪維娜的一封來信，指責他缺乏自我意識，同時又如此自我迷戀，說他以專橫跋扈、自以為是的態度對待一切，而不關心別的任何東西。幾周後，在一家書店裡，他偶然翻到一本維特根斯坦的傳記。在這本傳記的護封中央部位，他讀到該書一位批評家的如下一段話：「一個人很少會對另一個人如此感興趣。傳記作家中也很少有人對傳記的主人公表示過如此同情。作者從心理、性、交際等各個角度審視維特根斯坦的一生，在此過程中再現了本世紀最複雜的思想家的內心世界。」敘述人「我」有感於這段話中的「同情」二字以及迪維娜的指責，突然意識到理解別人是個普通但複雜而又有趣的過程，意識到傳統「傳記關注的是非凡生命，它所掩蓋的則是任何平凡生命的非凡之處」。在一種為普遍人性作傳的衝動驅使下，「我」決心給下一個走進「我」生活的人寫傳，這個人就是「我」在一次晚會上結識的伊莎貝爾·簡·羅傑斯，也就是《親吻與訴說》女主人公。
「我」與伊莎貝爾相識後，開始約會，次數逐漸頻繁。「我」就這樣得以從最（親）近的距離，「窺視」伊莎貝爾的日常生活行為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