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八歲，在這個年齡的人中算是正常的：自閉，拘謹，從沒出過遠門，凡事看不上眼；良好的暴力教育，糟糕的社會意識，容易衝動。至少，我認識的其他所有十八歲的人都是這樣，我由此推測這是正常的。我等著升入大學，剛找到一份學齡前兒童家庭教師的工作。我看過的小說把我的工作角色形容得光怪陸離——在古老的石砌宅邸里做家庭教師，那兒有孔雀在紫杉樹籬中棲息，封閉的藏身洞里發現白堊似的屍骨；一個輕信的天真少女來到威爾士邊境一處古怪的私家大院，裡面一屋子喝得醉醺醺的彪形大漢和鬼鬼祟祟的色鬼。還有毛手毛腳的姑娘和無動於衷的管家。你知道這類故事的社會寓意：知識精英勢利熏心。
現實要褊狹得多。我在離家半英里的一個補習班教了一學期。但不是和可愛的孩子們一起打發慵懶的時光，碰到什麼無休無止的遊樂日子，花粉飛揚，孩子們的母親戴著活潑的帽子，面帶微笑，屈尊俯就，還加幾分輕佻。我的時間都用來陪當地一個書商的兒子（他把自行車借我，我把它摔壞了）和郊區一個律師的女兒。對從沒出過門的人來說，半英里也算是不小的距離；在一個十八歲的年輕人看來，中產階級社會裡最不起眼的等級變遷也夠令人激動和畏怯的了。這個學校連帶著一戶人家，這家人住在一幢房子里。這裡的一切都是異樣的，因此也就更好：直挺挺的黃銅水龍頭，樓梯扶手的雕紋，真跡油畫（我們也有一幅真跡油畫，但沒有那麼逼真），滿滿一屋藏書的圖書館，老得已生蛀蟲的傢具，對繼承財產的漫不經心。廳里掛著一片殘缺不全的槳葉：黑色水鏟上用金字銘刻了大學校隊八個人的名字，他們每人都獲得這樣一個戰前陽光燦爛的年代的獎品；那玩意看上去奇異得沒譜，不知道是從哪兒冒出來的。前花園有一個防空洞，這要是在家裡會看著難受，得用多年生耐寒植物拚命遮掩住，而在這裡只讓人感到有趣和自豪。這戶人家和房子很般配。父親是個間諜，母親是個演員，兒子穿的是垂片領和雙排扣背心。我還用多說嗎？我那時如果已經看了很多法國小說，就會知道應該期待些什麼了。當然啦，我在這裡第一次戀愛。可那是另一個故事了，或者至少是另一章。
建這所學校的是祖父，他還住在校園裡。雖然已經八十五六歲了，他只是不久前才被我的某個狡猾前任擠出了課表。偶爾能看到他在屋裡轉悠，穿著乳白色亞麻外套，帶著學院領帶——岡維爾和凱厄斯，你應該知道的——和扁平帽（在我們家，扁平帽很平常；在這裡卻算時髦，多半說明你時常去獵兔）。他是在找「他的班級」，可總是找不到。他還談論「實驗室」，那隻不過是後廚房加上本生燈和自來水。天氣暖和的下午，他會坐到前門外面，帶一個羅伯特攜帶型收音機（我得知，全木構造發出的音質優於我喜歡的塑料或金屬外殼晶體管收音機），收聽板球評論。他名叫勞倫斯·比斯利。
除開我的曾祖父，他是我所見到過的最老的人了。他的年紀和地位使我很自然地產生敬畏和無禮混合在一起的情緒。他的老朽——衣服常年沾滿污跡，下巴掛著蛋清似的口水——讓我心裡冒出一種年輕人對生活及其不可逃脫的臨終狀態的普遍反感；這種感覺自然轉化成對身處這種狀態的那個人的忌恨。他的女兒給他吃罐頭嬰兒食品，在我看來，這又一次證實生存只是一場酸溜溜的玩笑，證明這老頭特別招人嫌。我過去常常把編造出來的板球得分告訴他。他常在纖細的紫藤下打瞌睡，我走過時就大聲喊，「兩個出局積八十四分，比斯利先生，」我用托盤給他送去嬰兒正餐時還堅持對他說，「西印度群島隊三個出局積七百九十分叫停。」我告訴他還沒有打，根本不會打的比賽得分，胡編亂造的得分和荒誕無稽的得分。他會點頭作答，我就偷偷溜走，竊笑自己的小惡作劇，為自己全然不是他想像中的好小夥子而得意。
在我見到他之前五十二年，勞倫斯·比斯利曾經是泰坦尼克號首次航行的二等艙乘客。他那時三十五歲，剛辭去達利奇學院理科老師的職務，正橫渡大西洋，為的是——至少是按照後來家裡人的說法——半心半意地追一個美國女繼承人。泰坦尼克號和冰山相撞之後，比斯利搭乘人不算多的十三號救生船得以逃生，後來被喀爾巴齊亞號輪救起。這位八十多歲的倖存者保存在自己房間里的紀念物中有一條毛毯，上面綉有救援輪船的船名。家裡有些抱更多懷疑態度的人認為，那船名綉上去的時間要比一九一二年晚多了。他們還從這樣一種推測中取樂，即他們的這位老前輩是穿著女人的衣服從泰坦尼克號上逃生的。最早的獲救人員名單上不是見不到比斯利的名字嗎？而在最後的傷亡人員公告中，在那些淹死的人當中不是倒有比斯利的名字嗎？這些都毫不含糊地證實了一種假設，即這位由錯認的死屍而搖身變成的神秘倖存者穿起襯裙，壓尖嗓子，直到安全抵達紐約之後才在地鐵的廁所里將那累贅的偽裝偷偷地脫去，難道不是這樣嗎？
我樂於贊同這種理論，因為它證實了我對這世界的看法。那年秋天，我在學院宿舍的鏡子上嵌進一張紙條，上面寫著這樣幾行字：「生活是一場騙局，一切都在證明。過去我只是猜想，現在我已確定。」比斯利的例子提供了確證：泰坦尼克號的英雄在毛毯上作假，是個異裝騙子；這麼看來，我報給他虛假的板球得分是很合適而有理的。從更大範圍上講，理論家們認為，生活的本意是適者生存：比斯利的虛偽難道不是證明了「適者」只不過是最狡猾的人嗎？英雄們、具有衛士美德的堅貞可靠的人們、具有良好家世和教養的人們，甚至船長（特別是船長）——都高尚地與船同沉大海；而懦弱膽怯的、驚慌失措的、欺詐矇騙的都能找到理由躲進救生船里。這難道不是典型地證明了人類的基因庫是如何不斷地惡化，壞血統如何排擠好血統？
勞倫斯·比斯利在他《泰坦尼克號的沉沒》一書中沒有提及女式服裝。美國出版商霍頓·米夫林把他安頓在波士頓一個居傢俱樂部里，他用了六個星期把書寫成；在書中描寫的沉船事故發生後不到三個月就出了書，從那以後隔一段時間就重印。比斯利因為這本書而成為這場災難中最有名的倖存者之一，在五十年時間裡——一直到我遇見他的時候——時常有航海歷史學家、電影製作研究人員、新聞記者、紀念品追獵者、百無聊賴的人、陰謀論者以及令人厭煩的訟棍向他討教。別的船被冰山撞沉後，記者們也會急切地打他的電話，要他推測遇難者的命運。
在他逃生四十多年之後，他被聘為電影《冰海沉船》的顧問。該片在派恩伍德拍攝，很多片斷是等到天黑以後拍的，用一個相當於原船一半大小的複製模型和黑色天鵝絨折皺成的大海擺出沉船的場面。比斯利連著幾個晚上帶女兒去看拍電影，下面寫的這些是依據他女兒講給我聽的故事。比斯利對復活而又再度顛簸搖擺的泰坦尼克號很感興趣，本來也不足為奇。但他偏偏很想做一個群眾演員，跟其他群眾演員一起在沉船時絕望地擠向欄杆——你可以這麼說，他很想經歷另一種不同版本的虛構歷史。而電影導演也同樣打定了主意，這個顧問沒有必需的演員工會卡，不能讓他出現在影片里。比斯利慣於急中生智，做了一張能讓他登上泰坦尼克號模型的假通行證，穿上那個年代的服裝（一件事能通過再現而證實其真實性嗎？），就在那幫群眾演員中站住了腳。攝影燈光點亮，導演向這幫群眾演員交待他們將如何很快葬身於黑色天鵝絨褶皺之中。就在最後一分鐘，攝影機就要開始轉動時，導演發覺比斯利已經暗自移身到船欄杆的邊上；他抓起麥克風，明令那業餘騙子乖乖地下船。於是，勞倫斯·比斯利發現自己一生中第二次趕在泰坦尼克號下沉之前離船而去。
作為一個受過暴力教育的十八歲青年，我很熟悉馬克思對黑格爾的闡釋：歷史經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則是鬧劇。但在此之前，我還沒遇到過這一過程的範例。多少年過去了，我還沒找到一個比這更好的例子。
約拿好好的幹嘛跑到鯨魚的肚子里？這故事不太可靠，也許你也會這樣想。
故事是從上帝叫約拿去勸誡尼尼微城居民開始的。上帝毀滅邪惡城市的紀錄算是很可觀的了，可這尼尼微城不知為什麼還頑固不化地堅持罪惡。約拿因為不得而知的原因不喜歡這項任務，也許是怕尋歡作樂的尼尼微城居民用石塊把自己砸死，就逃之夭夭。到了約帕，他上了一條船，開往已知世界的盡頭：西班牙的他施。他當然不知道，上帝完全清楚他在那裡，而且能夠在東地中海興風作浪。一場罕見的大風暴席捲而來，海員們都是些很迷信的傢伙，便用抽籤的辦法來確定是船上哪個人引來了這場災禍。約拿抽到了那根短簽，或者是缺損的多米諾骨牌，或者是黑桃皇后。他即刻被扔下船去，又即刻被上帝特意安排在水裡的鯨魚吞到肚子里。
約拿在鯨魚肚子里向上帝祈禱了三天三夜，信誓旦旦往後一定唯命是從，上帝於是叫鯨魚把懺悔者吐出來。等到下次上帝派他去尼尼微城，約拿理所當然地遵命前往。他到那兒譴責了罪惡的城市，說它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