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生命之光

1976年,中國在她紅色政權成立的金秋十月又一次迎來了解放。

回首那些日子,最初的歡慶也是由和文化大革命運動方式並無太大區別的方式進行的。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那些最初由集會、遊行和旗幟構成的熱流下面,身處於偏僻草原上的人們保持著一種內心的冷靜。

而敏感的人已經在思索這一個變化所包含的信息。

是一場新的變革,或者僅僅是又一場運動的開始。

尼瑪肯定是這敏感者中的一員。

他感到欣慰,報紙、電台的文章中有了越來越多關於經濟文化建設的提法。在公社放映的電影中,也多了那種宣傳。但經濟上一些髙得令人瞠目結舌,多少年建成多少大寨、多少大慶的口號,叫人想起文革前「趕英趕美」的那種狂熱。

希望,希望中交織著焦灼的情感。

尼瑪這個走出寺院莊嚴紅牆而投身社會進行服務與奉獻的知識分子的焦灼,其實是急於對社會作出更大的奉獻。十多年的社會生活的閱歷和鍛煉,給了他一雙識別政治風向的眼睛。應該說,經歷過那個階段的中國人都有一雙在這方面能捕捉最細微信號的眼睛,唯一的區別是大多數人把這當成一種明哲保身的條件。一部分人則作為自己的晉身之階。尼瑪這樣,在不同的政治氣候下尋找一條生存之道,則是為了一個宏大的抱負。

政治,左右著中國人。

中國人,依賴著政治。

這是一幅獨特的人文風景。

尼瑪也不記得自己是何時開始變得如此敏感了。

最初的歡慶變成了焦灼的期待。尼瑪堅信,那平地一聲春雷就要從遙遠的北京震響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真正在中國歷史上掀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整個社會顯現了空前的活力與激情。多年以來,尼瑪性格中被抑制的一面顯露出來了。

尼瑪在新時期開始的階段,竟然不是從他專擅的醫學和教育,而是從藝術邁開了他生命中最為輝煌的步伐。

這是因為他個人素質中一直抑制的一面,在這春天裡猛烈而自然地噴發,還是應和了整個中國文化藝術在思想解放中先聲奪人,篳路藍縷的潮流,我們已不能在先生身後妄加推斷了。

1978年3月8日,若爾蓋業餘藏戲團成立。人員全部來自尼瑪所領導的紅星獸防站和「五七」學校,並由他負責管理並任總編導,他的弟子納科出任藝術指導。

這是阿壩州在粉碎「四人幫」後恢複成立的第一個民間業餘藏戲團。

這一時期,在內地文藝的潮流共同傾向於一個主題:控訴「左」的危害與摧殘。而尼瑪卻舉起了恢複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應有地位的旗幟,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知識分子,既表示出一種勇氣,更體現了他政治上的成熟以及獨到的眼光。

排演的第一個劇目,即是藏戲中的傳統的劇目,取材於英雄史詩《格薩爾》的《霍嶺大戰》。

傳說中,唐東傑布創立藏戲是基於一個非常實用的目的,為了在藏地的眾多河流上架設橋樑而摹集資金。

發展到後來,產生了白面具派和藍面具派。到後來,拉卜楞寺貢唐三世又創立了安多藏戲。若爾蓋業餘藏戲團就承襲了這一門派的傳統。傳統的藏戲劇本中,在過去年代裡深受佛教文化的影響。

法國的藏學家石泰安在《西藏的文明》一書中3才藏戲是這樣論述的:

戲劇本身完全是消遣娛樂性的,雖然其主題是宗教性和感化性的。……在舞台中央要祭戲神,這一尊神是一位白須觀然的老翁,即聖者唐東傑布。

……在西藏,戲劇作品一般被稱為「身世」或「傳記」。正如在史詩中一般。

但真正的史詩,人民自己塑造出的英雄《格薩爾》在舊的藏族社會裡是受到封建勢力百般排斥的。在西藏的雪頓節的藏戲會演中,一般都限定表演「八大藏戲」,凡是表現新題材和格薩爾故事的劇目都在禁止之列。

尼瑪在1978年開始排演這部劇目,可以說是煞費苦心。情形頗像是在施放一隻探空氣球。這其中也蘊含著雙向挑戰的意味。對於忽視少數民族文化傳統的觀點是一種挑戰。同時也對傳統文化中落後反動的封建勢力所灌注的僵死的敵視人民創造的思想也是一個挑戰。

季節,仍然以從容不迫的步伐更迭。

草綠花紅的季節,經過尼瑪親手改編的藏戲《霍嶺大戰》就在草原上正式演出了。首場演出變成了一個節日盛典。和自己本民族的藝術決絕已久的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他們來自紅星全境,來自若爾蓋的其他地方,來自鄰近的甘肅和青海。群眾來了,領導也來了。看到這一節日似的勝景,尼瑪把欣喜藏在心底,作著演出前的調度。

其實,這時演出就已經開始了。成千上萬的人圍起的圈圈就是舞台。

演員就是尼瑪本人。所有眼光都投注到他的身上。他依然是那副模樣,一頭多少有些糾結夾纏的黑髮,一件半舊的中山裝,外面一件藏袍。只是這一天,他襯衫的立領白得耀眼,熟悉的人看見他這樣神采煥發,有點不相信這個指揮若定,笑意燦爛的人就是拯救了大批牛馬的阿古尼瑪。就是善為人師的阿古尼瑪。他是一個好醫生,一個好老師,如今又成了一個從容鎮定的導演。

他的雙眼從未像今天這樣明亮,閃爍著灼灼的動人光華。

也是這一天,個別還未從「左」的思想陰影中走出來的幹部,起初還接受了邀請,要去看看演出,但一看到如此盛大的自發性的慶典場面,就害怕了。就立即想起在歷次藏區的政治運動中那些非常活躍,殺傷力很強的政治語彙,趕緊吩咐司機跟他回縣上去。車子順公路駛出一段,估計到了不會被裹挾的安全距離,他才說:「危險啊,危險!」

一輛小車載著一個領導揚長而去。尼瑪把這一切看在眼裡,這時他心中的歡樂足以壓倒那一點不快。再說,更多的領導都坐到了貴賓席上,享受著陽光和奶茶。

演出開始了。

學生們從學習史詩開始,到今天,終於變成了史詩中的一個人物,在舞台上演一個古老民族歷史中最輝煌的段落。尼瑪退在了幕後,在作為換衣間的帳篷中,把臉埋在那些新置的戲服中間,他聽見螺筒長長几聲低回的引領下,嗩吶、竹笛、鼓、鈸漸次加入,聲聲人耳,淚水就流下來了。淚水有時是多麼好的一種東西啊,沖走了心中那些長久的鬱積,擦乾眼淚,他抬起頭,只看見高亢的唱腔越拔越高,超過輕盈的流雲。這才坐在了他編導的位置上,指揮調度起來。

這是一個真正的春天。

周圍地區都向他們發出了邀請。尼瑪又把他的業餘藏戲團拉了出去,在縣內各地和鄰省的一些地方義務巡迴演出。

與此同時,他也在等待,他更在期待。

如果說,過去他的大眾教育之路是從一種實際需要出發,在沒有前景預測方向那樣的情形下開始發展的話,他恐怕還沒有更多的期望。「文革」中,他的教育之路和「五七」指示中一些精神不謀而合獲得了未曾預料的發展。但現在,「文革」這場運動正被否定,那麼,他的教育上的明確抱負還有實施的可能嗎?

很長時間,已有的教育規模將以什麼樣的方式繼續生存呢?

他在等待中繼續日常工作,並排演藏戲,他知道任何事業的發展都必須等待來自政治上的信號。

尼瑪先生不是在消極中等待的人。

新近出版《阿壩州文化藝術志》統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阿壩州藏戲」名錄共收人22部。其中傳統戲兩部,即《松贊干布》和《智米更登》。其餘20部中改編戲佔15部。15部中的11部都是由尼瑪和他的弟子們改編,並上演。

11部改編戲為:《霍嶺大戰》《朗莎姑娘》《青頸鳥的故事》《吐米桑布扎》《達嶺之戰》《魔嶺之戰》《阿達拉姆》《諾桑王子》《尼泊爾公主》《賽馬稱王》《旦遮國王》。

其中幾部是和弟子牡丹、格德甲、甲木科、雲丹等共同編寫。

1992年冬天,現任阿壩州藏文中學校長的牡丹長途奔波到馬爾康,專程來文化部門要求承擔建州40周年時的一台藏戲表演任務。

我問他奔波的結果。說話總是顯得有分寸的他卻對我回顧尼瑪老師帶著他們創作藏戲的情景。

他說阿古尼瑪從來不以老師自居。創作中,總是經常和弟子們一起反覆討論斟酌,學生們哪怕對台詞提出一個字的修改意見,他都加以鼓勵並虛心採納。

「這其實就是老師的一種教學方法,他的教育不是只局限在課堂那幾十分鐘里的。」

通過排演藏戲,不僅活躍了學校的文藝生活,關鍵是提髙了師生對傳統文化的了解。加寬加深了文藝知識,在師生中激起了經久不衰的創作熱情,大量的文學作品在全國各地的報刊上發表。

我當然也就明白了牡丹的用心,明白藏戲在他們那裡,是課堂之外的又一個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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