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不得是怎樣和媽媽走進來的，也記不得一路上懷著什麼樣的心情，遇見人說了些什麼顛三倒四的話。總之，什麼都記不得了，只知道現在我和媽媽站在這個用籬笆圍成的院子里。
一個扎著長小辮、穿著花布褂的小姑娘從屋裡跑出來，用水靈靈的大眼睛望著我們：「找誰呀？」
媽媽緊張地朝院門外看了一眼，小聲地問：「你奶奶在家嗎？」
「在。找她幹什麼？」小姑娘警惕地問。
媽媽捏了捏我的手，我又捏了捏媽媽的手。媽媽終於說明來意：「我們想請你奶奶算算命。」
我滿臉發燒地低下頭去。
小姑娘招了招手。
「有人嗎？」媽媽擔心地問。
小姑娘搖了搖頭。
我和媽媽愣站著沒動。媽媽望著我，我望著媽媽：我們為什麼要到這裡來？為什麼要到這裡來啊？！
早先，我是個酷愛文學的女孩子。五歲時，我就能熟背上百首唐詩。小學三年級時，我便從爸爸的書架上偷看大部頭的小說了。讀初中二年級時，我的作文《黑暗中的荷花》獲得了全省中學生作文比賽的第一名，並在刊物上發表了。從此，我立下志願：做一個文學家！
我強烈地渴求著知識，恨不能一個晚上飽覽群書。踩著前輩們的腳印，我緊張而愉悅地去尋找藝術的天地。魯迅、巴爾扎克、喬治·桑、雨果、司湯達、契訶夫、歐·亨利……他們都給了我寶貴的啟示。我用鷹一樣的眼睛觀察著自然、社會和人，又像獵犬一樣獵取著素材。我還記得，為了不落窠臼地寫出黃昏的景色，我連著三天跑到郊外的小河邊上。1966年，也就是我讀高中三年級的那年，我已經發表過五篇小說和兩篇散文。我的語文老師是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的。他很欣賞和珍視我的才能，對我說：「娟娟，離考大學的時間不遠了，你就考我母校的中文系吧。你有文學的天賦。你的文筆很好，細膩、恬靜，正像你是一個姑娘一樣。但是，你的基礎顯然還不厚實，需要學習。去吧，你一定會成為一個令人注目的女作家的！」
數學老師卻說：「你還是考理科吧，創作需要生活。」
搞文學理論的爸爸說：「娟娟，搞創作固然需要生活，但，文學修養、藝術造詣跟生活基礎同樣的重要。我們不少作家終年生活在農村、工廠，可是卻寫不出像樣的東西來，為什麼？他們缺乏開掘生活寶藏的本領。你還是考大學學文學吧。生活問題不是絕對的，以後再補。」他又對我說，「茅盾的《春蠶》是怎麼寫成的？他是看到報上一則小消息寫成的。果戈理常跟普希金要素材。普希金告訴他，一次，他到外省去，那裡的人當他是欽差大臣，百般捧場。於是，果戈理寫成了《欽差大臣》。除了有直接生活還有間接生活嘛。不久前，我看到一份外文資料，現在活躍於美國文壇的作家，相當多是大學培養出來的。說大學不出作家，是庸人之見！」
我打定了主意：學文學，並為此打下雄厚的基礎。我滿有把握考上，所有的人也都不抱絲毫懷疑。可是不久，我的理想就破滅了——那是1966年，中國的歷史在那一年發生了突變。
我緊緊地抱著媽媽的一隻胳膊，用奇怪的、疑慮的、恐懼的目光看著坐在我們母女面前的算命人。儘管我心裡明明知道她是個瞎子。
瞎奶奶六十多歲年紀，滿頭銀髮，像秋後發白的蘆花。眼睛睜著，卻黯然無光，像雕像的眼睛一樣不能轉動。我們已經向她報過出生的年頭、月份、日子、時辰。她拄著拐棍，直著腰威坐在凳上，不停地眨著眼睛，嘴裡不知嘀咕些什麼。
小姑娘用手摸著她辮梢上的紅頭繩，好奇地問我：「阿姨，你為什麼紮根白頭繩呢？」
瞎奶奶猛地一抬頭，接著對她的孫女說：「蘭蘭，到院門口去。」
小姑娘乖巧地走了。
瞎奶奶又嘀咕了半天，嘆了口氣說：「這幾年，你們家禍多吉少啊！」
我望望媽媽，媽媽望望我，又一起望著瞎奶奶。
「如果我說錯了，你們打掉我一嘴老牙。我屈指一算，你們家的男人他……怕是已不在人間……」
「媽……」我禁不住叫一聲，隨即緊緊地抓住了媽媽的手。
媽媽用有點兒發顫的手撫摸著我的頭髮，不一會兒，冰涼的淚珠一滴一滴地落在我的頭髮上……
那是一個深秋的夜晚，陰沉沉的。
蕭瑟的秋風吹得樹枝「嗚嗚」作響。剩下不多的枯焦的梧桐樹葉一片接著一片被吹到馬路邊的臭水溝里。月色朦朧，星星在黑色的雲海里掙扎著，偶爾露出，不久就又被黑雲遮蔽了。
爸爸坐在吱吱亂響的破藤椅上，無奈而又不平地對我和媽媽說：「如今動蕩不安，反覆無常，這樣的日子好像無邊無沿似的……」
媽媽被這種生活弄怕了，總是戰戰兢兢，惶惶不安，一有風吹草動，就驚恐萬狀，彷彿整天被一根繩索懸在萬丈深淵之上。她幾乎是用央求的語氣對爸爸說：「娟娟她爸，說句寬心的話吧。」說著，緊緊地摟著我。
深夜，我們一家三口人擠在風雨飄搖的小閣樓里總算睡著了。突然，門被踢開，幾支刺眼的手電筒照著我們。
爸爸大聲責問：「你們要幹什麼？！」
燈拉亮了，我看見一張張冷酷的鐵面。其中一個走到父親面前，厲聲說：「你被逮捕了！」
他話音剛落，其他幾個衝過來，不由分說，一下子揪住了父親，將他扭出了門外。
我和嚇蒙了的媽媽一下子清醒過來，撲出門外。
爸爸被扭進了囚車。他掙扎著，向我們母女倆搖著手。囚車粗暴地吼叫著開走了，枯葉在旋轉的氣流中狂飛亂舞。
轉眼間囚車不見了，但我和媽媽仍披頭散髮地追趕著，喊叫著。媽媽跌倒了，我剛把她扶起來，我又跌倒了。
後來我和媽媽癱坐在昏暗的路燈下，不知哭了多久。
一年後，有噩耗於一天黃昏時分傳來：爸爸被押往農場勞動，在一次轟炸山頭時，炸藥沒有爆炸，看守人員強迫他前去檢查，還沒等他挨近炸藥，「轟」的一聲，山崩潰了……
媽媽痛苦得幾次昏厥過去，心像被利爪揪著，難受得她用手在胸脯上抓下一道道血印。
開始，我好像停止了生命，僵硬地站著，不一會兒急風暴雨似的瘋狂起來：一隻玻璃杯從手裡飛出去，穿過玻璃窗；拚命地撕扯著頭髮；趴在床上，抱著爸爸枕過的枕頭，歇斯底里呼叫著：「爸爸！爸爸！」
我再也見不到爸爸了，他已無聲無息地葬在異鄉那萬噸亂石里。我們母女倆在生活的崎嶇小道上，艱難地摸索著。
瞎奶奶長嘆了聲說：「命苦啊！這些年頭，你們母女倆是怎麼熬過來的？不容易啊！」
在這言語隔閡、人地生疏的農村，媽媽好像遇到了知心人，她流著淚：「打孩子她爸去世後，我們母女倆下放到了這裡……」媽媽說不下去了，掏出手帕只是一個勁地擦淚。
瞎奶奶說：「讓城裡人來過鄉下的日子，受罪呢……」
我們母女倆住在一間破爛不堪的看車棚里。
媽媽從前是大醫院裡的醫生，現在背著一箱子用草藥捻成的黑丸子，赤著腳，整天跑田頭。
我做了小學校的教師，與一群不聽話的孩子打交道。我重又拿起筆寫了幾篇小說，但稿子總是不久就被退回了。
我的情緒越來越消沉，性格變得越來越軟弱、孤僻。媽媽白天給庄稼人看病，晚上就守著我。她也變得越來越多疑，越容易焦愁，越神經緊張。風吹動窗子，她也要嚇一跳。夜裡出診，她總讓我跟著她。看到她駝著背，蹣跚地行走在坑窪不平的鄉間小道上，我就心痛。
我們的生活孤獨、寂寞，又充滿苦惱、惆悵。
一天，我把孩子們趕在暴風雨前送回去，剛跨進看車棚，暴風雨便來臨了！
狂風呼嘯，河邊的蘆葦被壓得幾乎要碰到地面，路邊的柳樹像老態龍鐘的老人，屈躬著腰桿。沒有來得及落篷的風車，飛速旋轉，發出「咯吱咯吱」的可怕聲音。
暴雨撒豆子一般傾瀉下來，激起一片蒙蒙的雨煙。
我和媽媽哆嗦著站在門口，望著門外的天空，突然，我看到一隻白鴿像一片樹葉飄落了下來。
「媽媽，鴿子！」
媽媽也看到了：「它經不住這暴風雨啦。」
「多可憐啊！」
「孤單單一個。」
我的心不知被什麼觸動了，跑進暴風雨中，向那隻白鴿跑去，在泥濘的小路上，摔了好幾跤。
白鴿落在水稻地里，撲棱著翅膀，求援似的「咕咕咕」地叫著。
我趴在泥濘的田埂上，把它救了起來，抱著它跑回車棚。
媽媽又心疼白鴿又心疼我：「白鴿不要緊吧？你摔傷了沒有？」
我用手絹輕輕地擦乾了白鴿的羽毛。它很瘦弱，哆嗦著身子，怯生生地看著我和媽媽。它